公元25年六月，劉秀在河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復漢朝，史稱東漢或後漢，劉秀死後被稱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劉秀定都洛陽。
建武三年（27年），赤眉軍的主力在離長安東歸途中向劉秀投降。同年，割據中原的梁王劉永從被劉秀包圍的睢陽城出逃，被部下所殺。
建武四年，漢軍圍李憲於舒，至六年初攻克，李憲被俘。
建武五年，劉秀的部將吳漢殺劉永之子劉紆於郯，張步殺蘇茂後投降。
建武六年，吳漢克朐，俘董憲、龐萌。至此，劉永勢力全部肅清。同時，割據黎丘的秦豐被俘。佔有武當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孫述。割據漁陽的彭寵被其蒼頭（家奴）所殺。北方大部分地區已為東漢所有。建武五年，據有河西的竇融歸附東漢，使割據隴西的隗囂處於孤立境地，導致其向據有巴蜀的公孫述稱臣，合力抗漢。
建武八年，劉秀與竇融兩路夾擊，消滅了隗囂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囂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純降，隴西平定。
建武十一年，漢軍兩路大軍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孫述戰敗受傷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後一個割據政權被消滅。至此，除了一些邊疆地區外，全國重新統一。
我們只介紹了劉秀稱帝后的一些簡略的事情，至此位面之子的光環用盡了…
光武帝（25～57年在位）實行“務用安靜”（務必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實行富有彈性而靈活的政策）。他注意減輕賦稅徭役，提倡節儉，放寬刑法，釋放奴婢，並省郡縣，精簡官吏，任用良吏，打擊豪強，使社會趨於安定，經濟得到恢復。
明帝（劉莊，57～75年在位）、章帝（劉炟，75～88年在位）、和帝（劉肇，88～105年在位）時，基本繼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時對諸侯王加強控制，防範外戚專政，所以政治尚稱清明，社會秩序比較穩定。
但即使是在東漢的全盛時期，也沒能再造西漢的輝煌。和帝以後，東漢初就預伏著的危機很快暴露出來，而且日益嚴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強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別是他故鄉南陽一帶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東漢初，官僚豪強擁有大量土地，為了逃避賦稅和徭役，他們大多憑藉權勢隱匿不報。戶口隱漏的現象也相當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隱匿在官僚豪強名下。
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詔各州郡認真清查核實墾田數和戶口登記，就是為了將被隱漏的土地和戶口清查出來。但從朝廷到地方的官員和豪強地主勾結起來，以“度田”為名，對農民實行苛刻的清丈，連屋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也要計算，而對豪強卻百般優待庇護，百姓怨聲載道。
光武帝得知後，將有舞弊行為的十餘名高官處死，但各地都出現了“大姓”、兵痞和“群盜”（一部分為起義農民，一部分為盜匪）的武裝反抗，襲擊行政機構，殺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軍隊一到就不見蹤影，軍隊撤退後又重新集結。光武帝只能採取變通辦法，“度田”不了了之。
連開國皇帝也無法觸動豪強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後的皇帝就更無能為力了。正因為如此，東漢期間豪強地主的勢力越來越大，被他們隱匿的田地和戶口也越來越多，轉嫁到在戶籍的農民頭上的負擔必然越來越重，而東漢的國力卻越來越弱。
章帝死後，就接連出現少主即位，母后臨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奪回權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權一次次重演，成為東漢無法擺脫的輪迴，直到覆滅。這種惡性循環不僅製造出一次次權力鬥爭，使大批文武官員和無辜平民成為犧牲品，而且導致吏治腐敗，國勢衰落。
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清議”之風，評議鑑品人物。善於清議的名士往往成為士大夫的領袖，他們的貶褒左右著輿論，影響著士大夫的進退。清議起了發揚正氣、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矯枉過正，甚至故作姿態、譁眾取寵，名士中混雜了不少沽名釣譽的偽君子。當權的宦官集團是清議的主要目標。這種鬥爭又與朝廷的權力鬥爭、外戚與宦官之爭交織在一起，最終演變為桓帝（劉志，146～167年在位）、靈帝（劉宏，167～189年在位）時發生的“黨錮”事件。
使東漢衰落的另一個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對羌人的殘暴統治，引起他們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屢次出兵鎮壓，並將一部分羌人遷至隴西、隴東和關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迫使朝廷將西北和關中的行政機構內遷，還強迫百姓隨同遷移，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對羌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長達百年的斷斷續續的鎮壓動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也加劇了民族矛盾。
終於黃巾之亂爆發，雖然九個月就被平定了，但東漢政府將權利下放至地方，導致地主豪強之家的迅速做大，一些地方官和將領掌握了軍政權利，緊接著迎來了三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