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学校的办公室里，格蕾丝看着一份所有课程都打 “F（不及格）” 的成绩单。
她的对面，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的女学生，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斜睨着她。既不在乎全都是F的成绩，也不在乎自己的未来。
格蕾丝为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学生心痛，哀其不争，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
“不在乎谁不会啊！但是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去在乎，而你们，全都没有这样的勇气！”
——电影《超脱》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勒颇说，人类自身的脆弱和限制，使他受制于肉体、社会和地球的三重限制，无法实现彻底的自由。而勇气赋予生命以意义，给予人类进取的力量和不灭的勃勃生机。
2003年，28岁的阿伦·拉斯顿在一处峡谷攀爬时，发生意外，右臂被石头压住无法脱身。被困五天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断臂求生。他将桡骨、尺骨折断，用运动短裤止血；用小刀把前臂切断，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多小时。成功脱身后，阿伦穿过峡谷，步行五英里后与营救人员相遇，最终成功生还。
1862年，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为了研究高空中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与飞行家亨利·考克斯维尔一同乘坐热气球升空。当气球升到万米高空时，随着气温和大气中氧含量快速下降，两人面临缺氧、失温的生命危险。情急之下，亨利用牙咬断了绳索，热气球才得以平稳下降。
1296年，英格兰吞并苏格兰，威廉·华莱士带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王的统治。在苏格兰贵族向英军投降后，华莱士组织平民义军继续进行抵抗，在几次重要战役中战胜了实力强大的英军。威廉·华莱士成为苏格兰的民族英雄，1304年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阿伦、亨利、威廉，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危险、威胁时的勇气。他们都是“英雄”。
人类的大多数美德与功利性的感觉相连，例如慷慨能带来社会地位与尊敬，节俭带来物质财富的积累；唯独勇气例外，与它紧密相连的是牺牲、伤害甚至死亡。
温斯顿·丘吉尔说：
勇气是人类首要的品质，因为是它保证了所有其他的品质。成功并不是终点，失败并不是终结，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I / 勇，天下之达德
盖洛普咨询公司做过一项调查，向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名调查者发出问卷，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种族、信仰下的人们如何看待“勇气”，调查结果出现罕见的一致：
勇气是即使面临可能的失败或者负面结果时，仍能承担风险。坚持自己的信念，是最重要的因素。
心理学家威廉米勒认为，如果要给勇气一个跨越历史与文化差异、相对宽泛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勇气是一种自我适应与控制过程，通过动员内在或外在资源，达到直面威胁、克服恐惧，并采取行动将其影响降低，以完成目标。
这个定义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探索勇气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视角、一个完整的框架。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勇气一直是最受称许的德性之一：
老子曰，慈故能勇。
《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孟子》云，“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勇气”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历史，是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荆轲刺秦，舍生取义；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文天祥，浩然正气，永载史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上下五千年的英雄气概，莫不与勇猛精进为依归。勇，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泉源。
荆轲刺秦（汉代画像石）
II / 勇气是关于坚持的美德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定义始于苏格拉底。
他教育学生：
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遗忘、怯懦、精神错乱等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再说，人们还没有明白怎样最大限度发挥身体的美和力量，就因疏忽而变老，岂不是奇耻大辱？
除了“言传”，苏格拉底同样重视“身教”。在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他与雅典执政官、重装步兵一样，穿着沉重的作战铠甲，手持盾牌、短剑、长矛等武器与敌人拼杀，亲身践行对于“勇气”的主张；
苏格拉底还指出，除了男性在战斗中的英勇，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美德，勇气还表现在：忍受痛苦、克制欲望、克服恐惧。
他因传播“有害思想”而被判处死刑，本来有机会逃走，但苏格拉底选择向死而生，坦然喝下毒酒，以献出生命完成了对“勇气”的诠释。
苏格拉底之死（油画）
柏拉图扩展了老师的观点，他认为勇气是“坚持”，坚持一种信念关于什么东西和什么样的事情应被敬畏，这种坚持能够忍耐一切的情绪，无论是痛苦，快乐和恐惧。
作为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于“勇气”的定义则突出了理性的色彩。他说，有勇气的人会以情况所允许的方式（即思辨的方式），按照理性原则采取行动。有些由于足够的经验、一时的怒火、错误的判断所导致的行为，虽然貌似勇敢，但并不具备勇敢的品质，实为鲁莽、草率。
如果说希腊人的勇气来自于思辨，以及对于公共社会与生活的投入；那么罗马人则是将勇气与军事扩张、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信念。他认为，既然人类对于自然与自身命运的控制力很少，那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勇气与节制，避免消极与恣意的情感控制我们的生活与思维。勇气代表着对外界诱惑、干扰、压力、恐惧的抵抗，是一种明确的行动力，是一种普世化的美德以及男子汉气概的一部分。
《沉思录》
III / 勇气是坚韧的慈悲之心
进入公元纪年后，基督教渐渐兴起。神学家们宣称，人类生来带有“原罪”，但是也有与之相对的七种美德，勇气位列其中。基督教主张的勇气，是对“原罪”带来的惩罚、痛苦与死亡的承受与担当。
电影《耶稣受难记》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场景：耶稣被门徒犹大出卖而被捕，他的头上覆满荆棘，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带铁刺的鞭子不断抽打，鲜血淋漓。耶稣甘愿如凡人一般，忍受所有的折磨，“仁慈之父，宽恕这些无知的人们。”
与之相似的是，在敦煌佛教壁画《佛陀舍身饲虎》描绘的故事中，摩诃萨埵太子看到饥饿难耐的老虎和小虎们，萌发了慈悲之心，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以肉身布施虎群。《无量寿经》有语云，“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忍力成就。”
圣人的勇气，在于坚韧与牺牲，对人世的慈悲之心。
摩诃萨埵王子舍身饲虎（敦煌壁画）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把勇气视为坚韧。他认为“坚韧”有两种方式，一是表示精神上的坚定，在这个意义上，勇气是其它各种美德的条件；二是表示不畏危险与困难，而且：
坚韧关注的是减轻恐惧，而不是调节胆量。危险的天性就是通过考验胆量来增加恐惧。解决危险属于调节胆量，而忍耐伴随着对恐惧的压制。
因此，坚韧的主要行为就是忍耐，就是在危险之中坚持不动摇，而不是开始解决危险。相比之下，通过解决危险来源来避免恐惧，和在危险及恐惧之中坚持不动摇，后者更难，也更需要坚韧。
阿奎那认为忍耐所需要的坚韧或勇气，更甚于解决危险本身。
IV / 作为“自我存在”的勇气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面对刚刚从中世纪的持续战乱中走出来的欧洲大陆，法国启蒙运动之父皮埃尔·贝尔在《关于彗星的种种思考》一书中大胆地提出了前人不敢触及的主张，既然在前基督教信仰时代，我们曾拥有过柏拉图、普林尼、伊壁鸠鲁这样的贤人，那么，人类的道德，包括勇气、诚实在内，在基督教信仰之下也应该继续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形而上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归到自身在现世的生存意义——勇气，是作为“自我存在”的勇气，追随理性、反对权威的勇气 。这样的定义带有明显的乐观主义精神：
对个人理想的信念替代了对罪过的焦虑，独特而自由的自我，指引着生命的进程，通过理性的行动改造现实，通向更文明的世界。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政权宣扬将启蒙时代的理性与古希腊罗马的精神相结合的公民道德，融合平等公正的社会精神与斯巴达勇士的坚韧与勇敢。
伴随革命的浪潮，关于公民和民族国家的崭新观念传遍欧洲，有责任的社会公民不仅应当秉承骑士时代勇猛作战的精神，还应当积极投身公共政治事务，敢于为下层阶级遭受的不幸发声和抗争。
这一时期，即使如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叔本华，也在《孤独的通行证》中表达了奋勇前行的时代精神：
在这个盛行掷骰子游戏的世界，一个人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披着盔甲迎受命运的打击，拿着武器清扫阻碍前进的道路。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斗争，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奋斗。
那些勇气不足的人，注定活得惶恐而忐忑，无法在漫长人生征程中享受勇气带来的荣耀，以及奋斗有成后来自生命深处的喜悦。
叔本华
声称“上帝已死”的尼采认为，一个高尚的人应当把自己看作是“价值的决定者”， 一个不需要批准，只需要通过评判的人，他将勇气与洞察力，同情和慎独称为四大美德：
我们人生中的那些伟大时刻，就是获得勇气来为我们的恶劣品质重新施洗，使之成为我们最好的品质。
在尼采看来，勇气，是成为像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超人”所必备的品质。
尼采
V / 勇气是努力证明人生价值
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勇气是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动力，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繁荣、富裕。看起来，这似乎是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然而，德国哲学家保罗·田立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转变中潜藏的危险，预言了欧洲大陆或将陷于全面的动荡。
他指出，在古代世界，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自然的破坏力月战争，因此表现为人类对抗死亡和命运带来的焦虑；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这种焦虑变成了对自身罪过和责罚的焦虑，人们通过参与教会生活来获取对抗的勇气；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集体勇气”被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勇气而取代。
但是这一转变背后的危机在于，新兴的民族国家观与技术决定论，彻底消除了基督教中的“原罪”，人类行为失去了制衡与反省，不受牵制的勇气将导致一场以消灭对手为诉求的野蛮丛林竞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田立克的预言。
一战时期欧洲地图
田立克指出，正确的勇气不是“不受牵制的残酷竞争”，而是“证明人生价值的努力尝试”：
举凡一切的道德观念、禁欲主义、犬儒主义、自然法权....这些都是人类面对虚无人生处境时所选择的回应态度，这些内省的态度证明了人类具有某种高于动物性的特殊品格，即存在的勇气。
VI / 道德勇气与技术理性
田立克的“内省勇气”与亚当·斯密的“道德勇气”如出一辙。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
对于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道德判断意味着勇气、道义、良心和内心中的那个人，即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为某种“替代性道德准则”，个体只关注自身的利害关系、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其它社会成员的福祉与我无关。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眼前的看得到的利益，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侵害，能忍则忍。
勇气也被“碎片化”，降格到了浅薄碎屑，庸俗市侩的炫耀品，例如，勇敢地向心上人表白；勇敢地炒了老板鱿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勇敢地参与户外探险……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何在？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技术的道德化，是造成当下的人们“道德良心”衰弱、不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道德疼痛”的原因。在任何组织中，下级感到耻辱或者光荣，完全依赖于他有多么恰当地实施了上级所要求的的行动。在一个社会里，也是同样如此。这使我们心安理地在代理状态，通过责任转移机制，轻松地摆脱了良心和道德的诘问，在任何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
社会学家亨利·罗文在《东亚增长的背后》中写道，“东亚国家特有的社会差序文化，尽管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自身权利与个体意识表达的要求。超过70%的中下阶层对于职场冷暴力、弱势群体歧视等现象选择了沉默。”
2009年，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礼上说：
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因为这堵墙实在太高太坚硬，在不明真相之际，如果我们不站在鸡蛋一边，鸡蛋立马就被撞碎了。
村上春树
道德勇气之所以被如此珍视和敬仰，在于一些人为了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而牺牲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偏见与不公抗争。他们本可以轻松地推卸道德重任，但却勇敢地选择了拒绝随波逐流，宁愿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VII / 勇气与人生的意义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技术和工具理性成为驱动社会的主要动力。在日益精细、复杂的社会化分工中，人性日益“工具化”，社会上充斥虚无感，生活缺乏意义、丧失价值之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危机没有缓解，而是进一步加剧。
保罗·田立克曾对这种情况做了预言，当“理性的”主体取代了“存在的”主体之后：
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成为近代人类最大的困扰，精神上的“非存在感”是重大的生存威胁。未来人类需要有勇气与之斗争的，将是大机器工业化生产下人性湮灭的危机。
危机之下，何处寻找解脱之道？如何寻求人生的意义？
★ 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三个根本事实的态度：我们生存于地球之上，无处可逃；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无处可逃；我们寄居于肉体之内，无处可逃。
这三个事实，框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它存在于于对道德良知的追寻中、存在于公平正义的建立中……它们都需要基于理性的自主、有勇气作出选择并坚持到底。
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勒颇所说：
应付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勇气，能说明一个人如何定义生活的意义。
★ 另一方面，这也取决于我们对勇气更深刻的认知。
勇气，意味着持续的坚韧和与灵魂深处怯懦的斗争。勇气和怯懦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尽管黑白分明但也无法分割。即使是那些最勇敢的人，也会受到恐惧和怯懦的侵袭，然而。他们能够省察最高价值的感召，激发起勇气对抗恐惧。
基于这种分析，积极心理学家罗伯特·迪纳提出了勇气商的概念：
勇气=行动意愿/恐惧
勇气的大小，取决于主观上的行动意愿和对恐惧的压制，这代表了两种内在行为机制，一个是行为抑制系统，小心谨慎地面对危险、威胁或不确定的状况，另一个是行为激活系统，促进我们从事能够获得愉快体验的行为，两个系统并行不悖。
勇敢的人、或者说“勇气商”高的人，拥有更强的控制力，能够更有效地通过激活系统克服抑制系统，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所以，勇气不表示没有恐惧，而是价值判断告诉你，被它压制的事情和行为更重要、更有价值——无论危险多大、阻力多大，都要拼尽全力去完成。
在电影《超脱》里，男主角亨利被生活中的种种困境、矛盾折磨地心力交瘁，像一名屡战屡败的士兵，委顿、疲惫、无力：
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眼下的事情要处理，每个晚上带着问题回家，白天又带着问题上班。这种无助、这种勇气的匮乏，就像在海上漂流，却没有救生衣，没有任何安全感。然后，你突然意识到，是自己把救生衣扔掉了。
人生海海。
勇气就是我们的救生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