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底層，他們擁有著各自不同的社會身份和愛恨情仇：三娃是持槍殺人的罪犯、大海是村裡的不平者、小玉是桑拿房的前臺、小輝是漂泊不定的打工仔；其他次要人物如張亞賢也只是一個小工廠主、蓮蓉則是一個小姐。就因為同處在一個階層之內，相遇的幾率當然就大很多。可悲之處在於他們之間更多的是冷漠、疏離和相互戕害，這種氣氛瀰漫在整個影片之中，溫情的亮光既少又弱如風中之燭：三娃的大哥把母親過壽的花銷和禮金算到了精確到分，嘴裡所說的“大哥做事都是一碗水端平”的話和分錢分煙的公平之舉讓人看到的是“大哥不讓兄弟們吃虧，當然你們也不能佔我便宜”的暗語，不只是三娃，任誰對此都不能不寒心；三娃同村的那些在外打工回到村裡過年的青年們不是多日不見的敘舊話情而是惡言相向互揭傷疤大打出手，又怎不讓人感到悲哀呢？
大海呢？他嘴裡唸叨的村長等人受賄、拿不到的分紅難道僅僅是出於公心而不是出於未滿足的私利嗎？他的復仇難道不是連無辜的村民與路人都沒有放過嗎？那個遭到小玉反抗的私設收費站的人依仗暴力要從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身上獲得金錢和身體的雙重利益。小輝的母親給小輝打電話而來不是噓寒問暖而是質問為什麼不往家裡寄錢並認為兒子大手大腳，既無親情又無信任。影片中那為數不多的亮光來自於三娃以槍為炮的對兒子流露出來的父愛和小輝與蓮蓉之間同病相憐的愛情，但是槍畢竟不是鞭炮，愛情畢竟不是麵包。三娃對親情的失望、大海對“公義”的無望、小玉那被逼至牆角的希望、小輝對生活的絕望都在必然與偶然的糾纏之中導致了一個個悲劇，這些悲劇如一個個各有中心的漣漪，在同一環境下的水面上擴展開去，互相激盪，但是他們所處的時空與整體比起來都太小了，所以越往外他們所激起的漣漪就越微弱直至消失不見。
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市場經濟下崛起的一批新貴，他們則面臨著物質豐富與精神貧瘠之間的二元分裂：這在他們享受莞式服務的場景中得到了刺目而又過目難忘的呈現：伴著《青年近衛軍》樂曲的紅粉軍陣、穿上早期列車員制服進入車廂般房間的首長關愛、帶著京劇頭飾穿著泳裝的仕女懷春等節目呈現給環列四周西裝革履有如看T臺秀的富豪們，他們一邊拿下徐悲鴻的畫作一邊挑逗著這些處於底層的青春女孩兒。高雅與低俗、藝術與肉慾就這樣以可笑而荒誕的形式扭結在一起：這種中國新貴的拼貼式的審美和意欲超越又肉身沉重的矛盾心理，這種新得的貴族身份與未得的貴族精神的斷裂就成為了他們的精神病態症狀，或許也是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社會的症狀隱喻。藝術來源於生活，上述這些故事都有著真實的社會面影，這個也是它被禁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