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熱點
- 兩漢時期的地理學發展程度是領先世界300多年的水平。
即使300年後羅馬帝國時代的埃及人托勒密（公元99～168）的《地理學》中有一幅地圖（對此圖年代；有觀點認為是1478年䃼上的，我仍然假設它是我國東漢時期的），雖然這幅地圖是僅憑想象而“粗製濫造”的，卻仍然晚於西漢時期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繪製在絲帛上的地圖。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地圖之一）
在我國，地圖的傳說非常遙遠，比如《山海經》，這部先秦時期最古老的神話傳說，書中的圖畫即繪有山水、動物、植物、礦產，這種圖畫和象形文字可惜是各自單獨存在。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由於戰爭頻繁，土地變化大，在春秋戰國時期先後出現了各種地圖和相關著作；如《管子．地圖篇》、《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著作中就附有圖九卷、四卷、燕國則有督亢地圖。
秦始皇為了征服南越，派了一個叫史碌的“地理勘測工程師”秘密繪製了南嶺地形圖，可惜這些實物可能都毀於秦未的戰火中。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出土地圖前，我們能夠出示的最早地圖實物 是南宋時期的劉豫於阜昌七年（公元1136）刻於石碑上的《禹跡圖》和《華夷圖》。
而成圖於西漢時期的畫在帛上的地圖，不僅內容豐富和測繪精確，時間上就贏了《華夷圖》1300年。
（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出土的地圖之一）
因此，成圖於西漢時期的這幅地圖，就是世界上第一幅地圖。
這幅地圖不是憑空想像的，應該是經過實地勘測的結果，從上圖來看，它是釆用了閉合曲線表示山體範圍，山脈延伸走向，並輔以俯視、側視相結合的方法，表示九嶷山區的山峰，這個與現代地形圖以等高線配合山峰符號的畫法基本相似。
秦統一中國後，由於農耕技術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地形的測定和地圖的繪製，都大大的發展了。尤其是歷經漢朝四百多年的發展，製圖技術達到很高水平。
這種高水平的技藝，經過晉代裴秀的總結，擬定了“製圖六藝”的古代製圖學理論，因此成為我國偉大的製圖學鼻祖，與前面提到的埃及托勒密齊名，是世界東西方兩顆製圖學領域的明珠。
（長沙馬王堆漢墓三號墓出土的地圖之一）
我們知道，繪圖的基本工具是指南針、水平儀、圓規、角尺（三角板）。
這些工具在我國使用時間可以追溯到已經發現的伏羲和女媧圖畫中，他（她）們手中都拿著“規”和“矩”的圖象。
司馬遷《史記》記載夏禹用準繩和規矩等工具來規劃洪水的治理。
春秋時期的魯國人魯班也曾經使用角尺、墨斗劃線來製造攻城的雲梯和會飛的木鳥。
地圖製作有一項基本數據是必須完成的，那就是里程數。
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總結了前人的經驗，發展、完善了遠距離測量工具一一計裡鼓車。
據晉崔豹的巜古今注》說：“計裡車，車上兩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
到了北宋時期，計裡鼓車又獲得大的改進，一個普通的單轅木車，左右各坐一人，關鍵部件是一對足輪，直徑是六尺，圓周十八尺，車中有一個直徑一尺三寸八分的平輪（齒輪）有十八個齒，共有四個大小不一的直徑，齒數也不同，分別是：54、100、10、100，還有其他樣式齒輪共同組合聯結，只要車輪一動，整個齒輪系統全部運行；車輪一停，齒輪也就停止傳動。輪子轉動一圈為十八尺，轉動一百圈就行駛了一百八十丈，這個數字恰是一里。
只要達到這個數字，車上木人就敲一下鼓。敲了十下鼓，上平輪帶動一週，木人就敲一下鐲。
（民國時期民間藝人繪製的私家墓園地形圖）
因為有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工匠精神的力量，我國兩漢時期的地理學的發展是極其先進的，當之無愧的世界老大。
良人執戟2
自漢初，匈奴人就不斷南侵，襲擾漢人邊境。公元前139年，漢武帝為了聯合月氏人，夾擊匈奴人，派張騫為使者帶了100多人出使西域。當時的西域指的是現在的新疆地區。他從長安出發，經過匈奴區域時被俘，被困十年後逃脫。向西行至大宛，經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天山南麓），但仍為匈奴所發現，又困了一年多，趁著匈奴內亂於前126年才跑回漢王朝。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
張騫出使西域
第一次出使西域，不僅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旅行，同時也是一次地理考察。張騫回到長安後，將其一路所見所聞，都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這個報告的內容在《史記·大宛傳》中。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於這些地區第一次最詳實可靠的記載。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區和國家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公元前119年，張騫帶了300人的使者隊伍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他到先到烏孫，又分遣副使持節到了大宛（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康居（哈薩克斯坦境內）、大月氏（阿富汗境內）等國。公元前115年，張騫回來以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裡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今埃及亞歷山大城），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安息等國的使者也不斷來長安訪問和貿易。從此，漢與西域的交通也建立起來。
張騫出使西域路線圖
張騫通西域後，開通了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被羅馬帝國吞併；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即成海、裡海北部草原）。
東漢明帝時期，公元76年，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活動31年，以其非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始終立足於爭取多數，分化、瓦解和驅逐匈奴勢力，幫助西域各族擺脫匈奴的奴役，對鞏固我國西部疆域，促進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至西海（波斯灣）而還。班超 恢復了東漢朝廷對西域的統治和中西交通，保衛了“絲綢之路”，使中國和中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得以繼續發展。
班超出使西域路線圖
班超畫像
張騫開創的對西域地理的認知，是中國現存文獻第一次對西域、中亞，以至地中海東岸的世界作了較為正確的地理記述。由此使得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地理的認識界限，一下子由沙漠地帶，推進到地中海東岸廣大中亞地區，擴大了中國的世界地理認知範圍。
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
小魚讀史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一個專制的統一國家，到兩漢時代(公元前206—220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學亦有很大進步，主要表現在地理認識、地理著作等方面的發展。
(1)世界觀念的進步
先秦時期，我國人民關於地球、世界的觀念主要有“蓋天說”、“大小九州說”等。秦漢時期，這些觀念仍在一定時期流行，但也出現了新的世界認識論(宇宙觀)，這就是“渾天說”的盛行。
“渾天說”源於何時，尚難斷定，但漢代已廣為流行卻是事實。如西漢時落下閎[hóng紅]、耿壽昌、東漢張衡都曾製造過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的天體模型——渾天儀。關於“渾天說”的主要內容，《晉書·天文志》中是這樣記述的：天像一個雞蛋，地如雞蛋中的蛋黃而居於天內，天大地小。天的內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氣中，載水而運行。一周天為365.25度，一分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見一半不可見。天像車輪一樣不停地運轉。
可見，這種見解比“蓋天說”等更接近科學的天地觀。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體觀念及與天的大小關係(“地如雞子中黃”、“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確指出了天地皆為“懸浮”之物(“乘氣而立”)；再次，劃分了天體的度；第四，正確解覆地上，半繞地下”)。當然，這一見解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如：是地轉而不是“天轉”；天表裡並無水，僅大氣層中雲層成雨；以地球為天的中心等。
(2)張騫“鑿空”與對西域地理的認識
秦末漢初，居於我國北方的一支遊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戰亂，乘機發展，勢力很快達於我國西北及北方廣大地區，而且時常威脅漢朝，給西漢王朝造成了極大的政治經濟壓力。漢初甚至不得不採取“和親”政策，暫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時，西漢國力已極為強盛，為了解決外患，他決心反擊匈奴。恰在這時，漢人從俘獲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屢受匈奴迫害而由祁連山下遷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報仇之願。於是漢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準備派遣出使西域，聯合大月氏共同反擊匈奴。
這時，一位曾任皇帝侍從，名叫張騫的人便應募而出，受漢武帝派遣，為完成抗擊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隨從，開始了我國曆史上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大規模地理探險旅行活動。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嚮導，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隴西(郡治今甘肅臨洮縣南)，進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發現並俘獲。他們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蒙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達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張騫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脫，繼續西行，他們取道天山南麓，經大宛(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鹹海以東、費爾干納西北，即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到達大月氏。這時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遷到了媯[guī龜]水(今阿姆河流域)，這裡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他們對遠征匈奴已無多大興趣。因此，張騫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終不得要領，只好決定回漢朝覆命。此間，他曾渡過媯水，去大夏國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瓦齊納巴德)進行訪問。
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張騫離開大月氏，踏上歸途。他們翻越蔥嶺(帕米爾高原)，沿崑崙山北麓東行，經莎車(今新疆莎車)、于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進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獲，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才再次逃脫，回到長安。
這次探險西行，歷時13年，出去時100多人，歸來時只有張騫與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沒有達到遠交大月氏夾擊匈奴的目的。但張騫久困匈奴，“持漢節而不失”的民族精神，特別是帶回大量豐富的西域新知識，深受人們的敬佩。因此，漢武帝封張騫為“太中大夫”(相當於皇帝的顧問)，甘英為“奉使君”。歷史上也就將這次空前的西域探險，稱為張騫“鑿空”西域。
此後，張騫還建議並參與過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險，只因重重阻撓，進展不大。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為聯繫烏孫(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一帶)，張騫又率眾進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險。這次他順利到達烏孫，並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國。他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次年(公元前114年)卒於長安，歸葬故里漢中城固(今陝西城固縣)。此後，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陸續回到漢朝。
張騫20多年的探險活動，對當時人們認識西域地理、擴大地理視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國先秦時代，對於西北地區的地理認識主要還限於甘肅河湟地區以東，到秦末漢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認識仍然比較模糊，直到張騫出使西域，才帶回了對這一地區的新知識，使我國人民對當時西域中亞一帶情況的認識，遠遠超過此前對西方地理的認識界限。因此，史稱他的活動為“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
漢代，在我國新疆地區及其蔥嶺以西廣大中亞地區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親自訪問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國，經歷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qiūCí丘詞](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等，並從傳聞中瞭解到中亞地區的烏孫、奄蔡(今裡海、鹹海北)、安息、條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況。並瞭解了各國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狀況等。如他已瞭解到：以大宛為中心，“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等。條支的氣候“暑溼”(溫暖溼潤)；“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葡萄酒”(《史記·大宛列傳》)等。
張騫出使西域所帶回的新知識、新榮譽，極大地刺激了後來的探險活動與漢王朝對西域的開拓，更進一步加深了漢代對西域地理的認識。史稱，張騫出使西域後，皇帝也屢詢西域情況，鼓勵去西域探險，一時“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漢書·西域傳》)，“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書·張騫傳》)。貫通中亞的“絲綢之路”也由此大規模打開。到東漢時，不僅在西域派駐有“西域長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還曾為聯繫大秦(羅馬)，由中亞抵達地中海東岸。這些都極大的刺激、充實了當時人們對西方世界的地理認識。
總之，由張騫開創的西域地理認識，是中國現存文獻第一次對西域中亞，以至地中海東岸的世界較為正確的地理記述。他使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地理的認識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帶，推進到地中海東岸廣大中亞地區。
(3)“地理志”的出現
“地理”一詞，在我國出現很早。先秦時的《周易·繫辭》中就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話，而且明確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識。如唐代孔穎達在註釋它時所說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但是，我國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卻出現較晚。從先秦的《禹貢》、《山經》等著作，到西漢的《史記·大宛列傳》、《史記·貨殖列傳》等優秀地理篇章，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卻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東漢班固撰寫《漢書》時，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詞作為有關地理篇章的標題，即《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的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轉錄《禹貢》及《周禮·職方》全文，作為講述漢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資料；第三部分轉錄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其內容主要是講分野和歷史情況，地理意義不大。《地理志》的重點在記述漢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國行政區劃為綱(計103個郡、國和所轄的1587個縣、道、邑、侯國)，記述漢代郡縣的設置、沿革，以及與域外一些國家地區的交通往來情況。在內容上，郡國一級除記述行政區的設置沿革外，還包括戶口、所轄縣、邑、道或侯國；縣一級包括設置沿革、物產、宮祠、山川、澤藪、古蹟、水利、關塞等。
《漢書·郊祀志》曾說：“山川，地理也。”但從《漢書·地理志》的內容來看，它還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縣行政沿革為主要內容，地理方面的內容只是作為一項附錄項目記述。據統計，《漢書·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記述有134座山，258條水，20處湖泊，七個池，其他江河水體29處。此外還記有涉及62郡的112個鹽、鐵、銅等礦物產地。但是，這些記述除極少的河流簡單講到它的源地、流經之地外，大多數都是隻提一句有某水。所以，這樣的地理內容相對於大量有關政區沿革、名勝古蹟等人文內容，就顯得非常簡略。
不過，《漢書·地理志》作為中國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詞也是由此被作為一門學問的名詞術語而正式確認的。特別是自《漢書·地理志》以後，中國曆代的官修史書中，絕大多數都闢有“地理志”一章，記述各朝郡縣疆域及山川狀況(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們都是依據《漢書·地理志》的範式寫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後編修的歷代地理總志，如唐《元和郡縣圖志》、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統誌》等，也都是在《漢書·地理志》所開創的寫作體例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些最終形成了我國古代地理學中最主要的以重視疆域政區沿革變化為特點的“沿革地理學”體系。
因此，《漢書·地理志》的出現，可以說是標誌著中國古代地理學深入發展的一個轉折，它開創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方向主要趨向沿革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