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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时期的地理学发展程度是领先世界300多年的水平。
即使300年后罗马帝国时代的埃及人托勒密（公元99～168）的《地理学》中有一幅地图（对此图年代；有观点认为是1478年䃼上的，我仍然假设它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虽然这幅地图是仅凭想象而“粗制滥造”的，却仍然晚于西汉时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绘制在丝帛上的地图。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之一）
在我国，地图的传说非常遥远，比如《山海经》，这部先秦时期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书中的图画即绘有山水、动物、植物、矿产，这种图画和象形文字可惜是各自单独存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战争频繁，土地变化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各种地图和相关著作；如《管子．地图篇》、《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著作中就附有图九卷、四卷、燕国则有督亢地图。
秦始皇为了征服南越，派了一个叫史碌的“地理勘测工程师”秘密绘制了南岭地形图，可惜这些实物可能都毁于秦未的战火中。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地图前，我们能够出示的最早地图实物 是南宋时期的刘豫于阜昌七年（公元1136）刻于石碑上的《禹迹图》和《华夷图》。
而成图于西汉时期的画在帛上的地图，不仅内容丰富和测绘精确，时间上就赢了《华夷图》1300年。
（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的地图之一）
因此，成图于西汉时期的这幅地图，就是世界上第一幅地图。
这幅地图不是凭空想像的，应该是经过实地勘测的结果，从上图来看，它是釆用了闭合曲线表示山体范围，山脉延伸走向，并辅以俯视、侧视相结合的方法，表示九嶷山区的山峰，这个与现代地形图以等高线配合山峰符号的画法基本相似。
秦统一中国后，由于农耕技术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地形的测定和地图的绘制，都大大的发展了。尤其是历经汉朝四百多年的发展，制图技术达到很高水平。
这种高水平的技艺，经过晋代裴秀的总结，拟定了“制图六艺”的古代制图学理论，因此成为我国伟大的制图学鼻祖，与前面提到的埃及托勒密齐名，是世界东西方两颗制图学领域的明珠。
（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的地图之一）
我们知道，绘图的基本工具是指南针、水平仪、圆规、角尺（三角板）。
这些工具在我国使用时间可以追溯到已经发现的伏羲和女娲图画中，他（她）们手中都拿着“规”和“矩”的图象。
司马迁《史记》记载夏禹用准绳和规矩等工具来规划洪水的治理。
春秋时期的鲁国人鲁班也曾经使用角尺、墨斗划线来制造攻城的云梯和会飞的木鸟。
地图制作有一项基本数据是必须完成的，那就是里程数。
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展、完善了远距离测量工具一一计里鼓车。
据晋崔豹的巜古今注》说：“计里车，车上两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一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
到了北宋时期，计里鼓车又获得大的改进，一个普通的单辕木车，左右各坐一人，关键部件是一对足轮，直径是六尺，圆周十八尺，车中有一个直径一尺三寸八分的平轮（齿轮）有十八个齿，共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直径，齿数也不同，分别是：54、100、10、100，还有其他样式齿轮共同组合联结，只要车轮一动，整个齿轮系统全部运行；车轮一停，齿轮也就停止传动。轮子转动一圈为十八尺，转动一百圈就行驶了一百八十丈，这个数字恰是一里。
只要达到这个数字，车上木人就敲一下鼓。敲了十下鼓，上平轮带动一周，木人就敲一下镯。
（民国时期民间艺人绘制的私家墓园地形图）
因为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工匠精神的力量，我国两汉时期的地理学的发展是极其先进的，当之无愧的世界老大。
良人执戟2
自汉初，匈奴人就不断南侵，袭扰汉人边境。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了联合月氏人，夹击匈奴人，派张骞为使者带了100多人出使西域。当时的西域指的是现在的新疆地区。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匈奴区域时被俘，被困十年后逃脱。向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天山南麓），但仍为匈奴所发现，又困了一年多，趁着匈奴内乱于前126年才跑回汉王朝。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
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地理考察。张骞回到长安后，将其一路所见所闻，都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在《史记·大宛传》中。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公元前119年，张骞带了300人的使者队伍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他到先到乌孙，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康居（哈萨克斯坦境内）、大月氏（阿富汗境内）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以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今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也建立起来。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张骞通西域后，开通了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被罗马帝国吞并；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
东汉明帝时期，公元76年，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活动31年，以其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始终立足于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势力，帮助西域各族摆脱匈奴的奴役，对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西海（波斯湾）而还。班超 恢复了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保卫了“丝绸之路”，使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
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
班超画像
张骞开创的对西域地理的认知，是中国现存文献第一次对西域、中亚，以至地中海东岸的世界作了较为正确的地理记述。由此使得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地理的认识界限，一下子由沙漠地带，推进到地中海东岸广大中亚地区，扩大了中国的世界地理认知范围。
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
小鱼读史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专制的统一国家，到两汉时代(公元前206—220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学亦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地理认识、地理著作等方面的发展。
(1)世界观念的进步
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关于地球、世界的观念主要有“盖天说”、“大小九州说”等。秦汉时期，这些观念仍在一定时期流行，但也出现了新的世界认识论(宇宙观)，这就是“浑天说”的盛行。
“浑天说”源于何时，尚难断定，但汉代已广为流行却是事实。如西汉时落下闳[hóng红]、耿寿昌、东汉张衡都曾制造过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的天体模型——浑天仪。关于“浑天说”的主要内容，《晋书·天文志》中是这样记述的：天像一个鸡蛋，地如鸡蛋中的蛋黄而居于天内，天大地小。天的内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气中，载水而运行。一周天为365.25度，一分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见一半不可见。天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运转。
可见，这种见解比“盖天说”等更接近科学的天地观。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体观念及与天的大小关系(“地如鸡子中黄”、“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确指出了天地皆为“悬浮”之物(“乘气而立”)；再次，划分了天体的度；第四，正确解覆地上，半绕地下”)。当然，这一见解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是地转而不是“天转”；天表里并无水，仅大气层中云层成雨；以地球为天的中心等。
(2)张骞“凿空”与对西域地理的认识
秦末汉初，居于我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乘机发展，势力很快达于我国西北及北方广大地区，而且时常威胁汉朝，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压力。汉初甚至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暂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国力已极为强盛，为了解决外患，他决心反击匈奴。恰在这时，汉人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屡受匈奴迫害而由祁连山下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报仇之愿。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准备派遣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
这时，一位曾任皇帝侍从，名叫张骞的人便应募而出，受汉武帝派遣，为完成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随从，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地理探险旅行活动。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向导，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县南)，进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发现并俘获。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达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们取道天山南麓，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迁到了妫[guī龟]水(今阿姆河流域)，这里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他们对远征匈奴已无多大兴趣。因此，张骞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终不得要领，只好决定回汉朝复命。此间，他曾渡过妫水，去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纳巴德)进行访问。
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离开大月氏，踏上归途。他们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东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进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获，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再次逃脱，回到长安。
这次探险西行，历时13年，出去时100多人，归来时只有张骞与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没有达到远交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张骞久困匈奴，“持汉节而不失”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带回大量丰富的西域新知识，深受人们的敬佩。因此，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皇帝的顾问)，甘英为“奉使君”。历史上也就将这次空前的西域探险，称为张骞“凿空”西域。
此后，张骞还建议并参与过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险，只因重重阻挠，进展不大。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联系乌孙(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带)，张骞又率众进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险。这次他顺利到达乌孙，并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国。他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次年(公元前114年)卒于长安，归葬故里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此后，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陆续回到汉朝。
张骞20多年的探险活动，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地理、扩大地理视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先秦时代，对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主要还限于甘肃河湟地区以东，到秦末汉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认识仍然比较模糊，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才带回了对这一地区的新知识，使我国人民对当时西域中亚一带情况的认识，远远超过此前对西方地理的认识界限。因此，史称他的活动为“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
汉代，在我国新疆地区及其葱岭以西广大中亚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亲自访问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经历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qiūCí丘词](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并从传闻中了解到中亚地区的乌孙、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条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并了解了各国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等。如他已了解到：以大宛为中心，“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等。条支的气候“暑湿”(温暖湿润)；“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等。
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的新知识、新荣誉，极大地刺激了后来的探险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域的开拓，更进一步加深了汉代对西域地理的认识。史称，张骞出使西域后，皇帝也屡询西域情况，鼓励去西域探险，一时“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西域传》)，“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书·张骞传》)。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也由此大规模打开。到东汉时，不仅在西域派驻有“西域长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还曾为联系大秦(罗马)，由中亚抵达地中海东岸。这些都极大的刺激、充实了当时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地理认识。
总之，由张骞开创的西域地理认识，是中国现存文献第一次对西域中亚，以至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较为正确的地理记述。他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地理的认识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带，推进到地中海东岸广大中亚地区。
(3)“地理志”的出现
“地理”一词，在我国出现很早。先秦时的《周易·系辞》中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话，而且明确指出地理是指山川等大地方面的知识。如唐代孔颖达在注释它时所说的：“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但是，我国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却出现较晚。从先秦的《禹贡》、《山经》等著作，到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优秀地理篇章，都是地理方面的著作，却都不以“地理”命名，直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第一次使用“地理”一词作为有关地理篇章的标题，即《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转录《禹贡》及《周礼·职方》全文，作为讲述汉代以前疆域沿革的资料；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其内容主要是讲分野和历史情况，地理意义不大。《地理志》的重点在记述汉代地理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行政区划为纲(计103个郡、国和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记述汉代郡县的设置、沿革，以及与域外一些国家地区的交通往来情况。在内容上，郡国一级除记述行政区的设置沿革外，还包括户口、所辖县、邑、道或侯国；县一级包括设置沿革、物产、宫祠、山川、泽薮、古迹、水利、关塞等。
《汉书·郊祀志》曾说：“山川，地理也。”但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看，它还不能算作是一部真正的地理著作，它是以郡县行政沿革为主要内容，地理方面的内容只是作为一项附录项目记述。据统计，《汉书·地理志》涉及到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述有134座山，258条水，20处湖泊，七个池，其他江河水体29处。此外还记有涉及62郡的112个盐、铁、铜等矿物产地。但是，这些记述除极少的河流简单讲到它的源地、流经之地外，大多数都是只提一句有某水。所以，这样的地理内容相对于大量有关政区沿革、名胜古迹等人文内容，就显得非常简略。
不过，《汉书·地理志》作为中国最早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地理”一词也是由此被作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而正式确认的。特别是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的官修史书中，绝大多数都辟有“地理志”一章，记述各朝郡县疆域及山川状况(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它们都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范式写作的。尤其是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大一统志》等，也都是在《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写作体例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地理学中最主要的以重视疆域政区沿革变化为特点的“沿革地理学”体系。
因此，《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深入发展的一个转折，它开创了沿革地理的先河，使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主要趋向沿革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