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進入專家研討環節。我們知道本次研究報告的結果顯示，一季度家庭的儲蓄是在增加的，再者疫情過後家庭的儲蓄意願是會繼續增加的，因此可能不會出現所謂報復性消費的現象。在消費方面，疫情期間家庭的消費是由之前單一的線上購物更多轉向了線上服務，尤其是線上教育、醫療，以及線上投資這些。除了數據本身之外，我們也很想了解各位專家對疫情後家庭的資產配置或者消費變化的一些看法。
我們首先請到的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的賈康院長。賈院長長期致力於財政稅收以及國民經濟的研究，對家庭的儲蓄和消費有諸多洞見性想法。賈院長，您如何看待這次疫情後家庭的資產配置或者消費行為的變化呢？您覺得家庭會報復性地儲蓄或消費嗎？歡迎賈教授分享您的觀點。
賈康：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我簡單說一下自己的幾點感想。參加這個會議，前面聽了甘犁教授和振華院長內容非常豐富的發言後，也結合著主持人剛才關心的問題，談點看法。
疫情造成整個中國經濟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使我們的消費也受到嚴重衝擊。從總體的趨勢來看，我覺得消費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總體的情況會隨著整個經濟運行，也由“前低”轉入“後高”，這個轉變是一定會出現的，但是各個地方肯定也有差異，不同消費領域也有差異，少數領域裡的報復性反彈有可能出現。比如說民航、高鐵，一旦大家沒有顧忌以後，它們的客流量一定會有報復性的反彈。但是到了比正常的水平再高一些以後，它們又會收斂到正常的那個軌跡上去。總體的消費，我覺得很難說是一個持續的報復性反彈，就像餐飲業，大家沒有顧忌了，出去以後很高興地吃那麼兩三頓，再往後它必然恢復常態，說不到有多麼高的“報復”程度了。大家就要更長期地考慮，怎麼樣可持續地提振消費。
現在已經看到的這次調查裡的信息，有這樣幾點我想簡要談到的感受。一個是在這一次我們及時的調查中，有3萬多戶調查對象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內容，給我印象很深刻的，首先是在中國已經歷了若干年收入差距出現懸殊情況、基尼係數比較高的格局中，這次疫情衝擊之下，受衝擊最嚴重的又是最低收入階層和僅次於最低收入階層的自由職業群體，而且甘犁教授剛才又強調了一個問題：低收入群體在數字化的便利條件這方面，跟中高收入群體是有“數字鴻溝”的，這就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更顯得弱勢，更不能夠和整個社會一起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得到有效抵禦疫情實際上的客觀福利支撐。我們的政策取向，顯然就應是在中央強調保民生、保就業這個方針指導下，一定要聚焦低收入和自由職業、靈活就業這個群體，他們是最值得首先考慮給予必要的扶助和支持的社會成員。需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應當多管齊下，我們要形成多種手段運用的一個系統工程，而側重點首先是託底，扶助弱勢群體、低端人群。
另外一點，剛才說到調研裡有很具體數據表現的中國社會成員理財和保險方面的需求在疫情衝擊之下明顯上升，我覺得這是合乎邏輯的，而且它延續的是在前些年中國社會總體來說的已有趨勢：雖然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但是從面上來看，中產階層在繼續發育，整個的人民群眾收入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於是前些年就已經看到非常明顯的趨勢——中國的保險業和與保險業緊密聯繫的金融行業裡的理財、財富管理行業，在經濟下行過程中、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他們並不是困難的部分，其實他們是一路高歌猛進的。前些年，主要在2010年以後，經濟增速年年下行，但是我看到的這些保險公司、理財公司、財富管理機構的營業額，幾乎年年都是增長在30%左右，好的業績能增長到40%，這是非常超常規的增長，而且延續了若干年。特別是伴隨著這種營業額增長，他們利潤水平的增長一般沒有低於20%的年增長率，好一些的也是達到30%，甚至更高一些。在疫情衝擊之下，其實客觀上給中國社會老百姓在金融意識提升的旁邊，又更強化了保險意識、避險選擇的動機。所以，顯然在疫情衝擊之後，中國的理財業、保險業的社會需求更加明顯地上升，並帶來行業的進一步發展是必然的。這也是中國發展過程中合乎邏輯的一個趨勢：中產階層在壯大，中產階層以上的人群當然也會帶動低端人群提升金融意識和保險意識，使整個中國社會的金融體系更加具有多樣性，更多具有彈性，更好地運用保險業的大數定理降低整個社會的風險程度，等等，是會有這些正面效應的。這就很值得我們在疫情衝擊之後，於這方面要看到它提供的機遇和倒逼保險和理財行業發展的客觀條件。對於怎麼樣更好組織提供多樣化的保險產品、理財產品來說，業界就要做出更好的努力。
還有一點我也順便提一下，前些年大家都在議論，中國先富起來的人群海外投資的意願在不斷上升，這裡面有正常的“走出去”，客觀上也有帶恐慌性質的所謂用腳投票，總覺得在國內安全性不足，財產保護的法治化程度不高。但這次疫情衝擊之下，甘犁教授和振華院長他們合作的這個調研比較明顯地表明，除了最高端的社會成員之外，其他的社會成員，海外投資的意願都是下降的。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已客觀地產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比較，就是到海外去投資，不光要考慮過去想到的一些常規因素，還要考慮在特定衝擊情況下，比如這次“黑天鵝”事件來了以後，一旦看清楚了中國運用自己特殊的組織動員能力從武漢封城開始，做到了全國抗疫取得如此成績，和其他一些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們在封城以後實際的成效都是毫不遜色的，甚至可以說到現在為止觀察下來，從數據上來看，我們是最成功之列。這樣實際上就給中國具有海外投資潛在動機的這些社會成員，形成了一種比較，不管是他們直接總結的清醒認識，還是暗示，還是一種比較之中的下意識，他們會更多考慮在一些衝擊因素之下，中國本土的財產和投資的安全性，並不像過去想的和國外懸殊那麼大，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更多考慮不輕易像原來的趨向那樣去增加海外投資。這個所謂投資的“取勢”層面上的變化，很值得研究者注意，也很值得國內方方面面在制度建設這方面更多總結經驗，乘勢把我們自己的一些制度建設的潛力調動好。這樣可以說，在以後哪怕疫情過去時間比較長了，這種意願的組合有所調整之後，還是有可能更多體現中國本土投資對於社會成員的吸引力，由潛力變成實實在在的現實因素的。
還有，前面兩位發言中都特別注重我們怎麼樣利用新經濟進一步發展由數字化平臺支撐的線上購物和線上線下結合的消費。這一次的疫情衝擊之下，使我們在感受到一些痛心的損失的同時，又暗自慶幸，中國的改革開放前面這些年，實際上是以一些在“燒錢”這方面衝破瓶頸期的民營企業帶頭，形成了對全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數字化平臺，這些數字化平臺公司幾乎清一色都是民營企業，他們的相對優勢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對於全局產生了不可低估、也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支撐作用，大量的線上處理的供需互動，保障著基本民生——特別可假設一下，像在武漢這樣的最嚴重疫區，很多這樣的保障基本民生事項，如沒有這樣的數字化平臺支撐我們大量的供需交易實際形成，那個不良情景將是難以想象的。在疫情之後，倒逼出來的很多網上購物的活躍，還有線上線下結合的新的消費機制，可以總結經驗，乘勢進一步把它們發展起來，穩定它們為社會成員認可的有效運行機制。在企業這方面，當然就要特別注意，數字化的轉型升級是各類企業共同面對的一種機遇和挑戰。數字化平臺這樣一些已經成功的、被人們稱為“風口上的豬”的大公司，當然要帶頭，是還要結合著新基建，結合著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拉動大量小微企業的共贏效應，把更多的中小微企業拉入這樣一種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潮流中間來。
再有，我覺得這樣的數字化升級對於消費支撐來說，自然就要說到前面兩位專家都特別強調的消費信貸。我自己也有點兒體會，我在用支付寶的時候發現它跳出界面說有花唄。“花唄”實際是一種信用卡功能在數字化平臺推動下普及的新形式，它的額度比較小，而且在使用它、培育一定的信用度以後，好像還可以給使用人升級，擴大額度，這是一個很好的進步。對於低端收入人群來說，使他們得到過去實際上不可得到的信用卡式的金融服務，而且相當便捷，以手機掃碼的形式就進入了實際的信用卡時代。這樣的小額消費信貸也在便利程度上體現出來選擇性與適應性，它可以區分情況，比如下月8日要還款的時候，可以選取分期還款的方式，哪怕額度比較小，但是這個機制是借鑑了信用卡已有經驗的選擇性機制的。我覺得這都非常值得肯定。對於中國大量面對數字鴻溝、過去享受不到這樣金融進步陽光的低端社會成員來說，花唄的啟示非常值得我們舉一反三。在這方面的一些創新機制，非常值得稱道和進一步發展。
我先說這些，謝謝大家！
後續 討論發言（四則）
1.賈康：我感覺對家庭財產配置一定要區分不同的情況，沒有一個拿來一套，就適合各個家庭的解決方案。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偏好的家庭，需要有自己的一套定製化的儘可能高水平的設計，這種設計除了自己學習金融和財富管理知識之外，在現代社會，完全可以向專業的機構和專業團隊去“購買服務”，那麼就是聽取一些機構他們可以提供的理財計劃或者說聽取他們不同方案的建議，而由你自己、家庭成員在一起也可以充分商量，選擇自己偏好上最滿意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在當下，中產階層以上的家庭，要越來越多注意聽取專業人士的建議和意見。
2.賈康：簡單做個點評。我覺得調研所表現的一般人感覺6個多月疫情能夠基本消化掉，是符合公眾普遍預期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也是覺得在中國本土，如果再經過半年或者半年稍微多一點的時間，整個恢復常態，基本上應該講會見眉目、成定局，大概率上就能夠進入常態，不僅由前低轉入後高，而且有可能這個後高還是有一定力度的。比如那時候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達到6%，甚至再高一點兒。這樣的看法應該講，在我接觸到的觀點裡，並不屬於特別的極端樂觀，當然也不屬於那種特別極端悲觀的看法。更樂觀的想法我就不列舉了，當然悲觀的說法也有些說得讓人覺得前景不妙，“再回不到從前了”。
我注意到在甘犁教授的評價裡有一個說法：我們的領導層、決策層的提法，要比這個調查中的代表性預期更為謹慎，我覺得領導和官方的謹慎情有可原，因為決策上寧肯把問題想得更嚴重一點，把未來的情況看作某種持久戰。如果說咱們往不那麼樂觀的方向考慮，這個持久戰最關鍵的致勝因素，就是專家所說的，什麼時候，預防上有疫苗，出了症狀以後有特效藥，這樣一個時間段可能就得加倍，就得要到一年以上了。所以，可以把這樣一個最長時間段的看法，和大家一般半年左右的看法中和一下。我們現在可以積極考慮，如果半年左右中國本土上真的就是形勢大好了，那麼企業怎麼能抓住機遇乘勢擴大市場份額和尋求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情況不好的話，也頂多就是大家再熬到一年出頭兒。這個在預期上來說也還是很有意義的。如果是作為一種粗線條的預期來說，這對於企業自己來考慮根據具體情況，設計自己的生產經營的戰略和策略，會有一些參考價值。謝謝！
3. 賈康：簡單補充一點。我非常同意振華院長強調的要以制度創新、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社會保障體系等等來支撐長期的消費。所謂補充看法，就是結合著這種制度創新，在短期到中長期的運行方面，我願意再提到前面甘犁教授也有的非常明確的意見，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從眼下一直延續到中長期，就一定還要考慮投資。當年應對大蕭條的經驗，那就是政府加入進來以後，啟動大型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以工代賑等等，不僅解當時之急，而且增加以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後勁兒。中國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一定要考慮我們現在還有很多應該做、可以抓緊做的有效投融資項目建設，包括中央現在所說的新基建，多少年是做不完的，並且還可以結合著過去有短板的所謂“老基建”合在一起。有些基建項目你很難說是新是老，像冷鏈這樣整個系統的建設，它從廣大農村具體場景裡的田間地頭，一直延續到整個城市中心區域的餐館、居民的餐桌，它所匹配的這些，既有老的概念下物流的各種各樣的設施，冷藏的設備，又有現在數字化的信息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結合著的投資建設。合在一起，中國這種事情大有可為。所以，這是使我們能夠不斷調動消費潛力，從而長期提振消費要抓住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是現在我們可做之事的重點，而且它的資金來源，我個人觀點是應該積極考慮調動特別國債中可用的資金，對接到有效的資本形成，以及要積極對接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種政府少花錢，四兩撥千斤而產生乘數、放大效應的機制創新。這樣就可以使我們避免就消費論消費，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不可持續狀態，而在以後的長期有支撐力，有經濟的活力、居民收入的增長、居民預期的向好，形成可持續的消費提振局面。
4.賈康：深圳的房市可以說是中國房市高端的晴雨表。前面幾年它曾經有一個猛漲的過程，然後逼出了“930”新政。“930”新政就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行政手段硬給它降溫，打下去了，而這幾年經濟下行過程中，可以觀察到疫情爆發之前深圳的房市和一線的房市，其實是一個底部，底部的情況有了一個小平臺，疫情得到控制之後，它合乎邏輯地又要以往上為主，表現出有可能熱度提升的這樣一個過程了。這也是在中國房市已經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分化局面以後，一線代表的高端這樣一個領域裡，它必然出現的所謂“打擺子”現象。如果沒有“長效機制”和中央說的以基礎性制度來形成長效機制支撐的制度建設的話，它還會繼續把打擺子打下去。現在大家看到深圳房市的回暖，客觀上講基礎性制度建設這方面工作的配合，是不夠的。所以，大概率是深圳帶頭，一線城市回暖，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很可能出現的現象，處理得不好，它會重演前面幾年的軌跡，熱到一定時候不得已再給它打壓。當下並沒有太多理由打壓它，就是要看更多的制度上的因素，能不能得到優化，制約它，不要讓它熱起來以後重演過去的大起，以及重演大起以後帶來的必然又是不得已的需要行政手段打壓的大落——這是中國多少年沒有解決好的房地產市場長效健康發展機制建設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又已經表現在社會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