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街巷口
1934年10月，蒋氏为彻底消灭红军，特地将湖北、江西、山东、湖南、湖北五省的主席与各路“剿匪”将领召集到庐山牯岭开会，准备部署“围剿”苏区的“铁桶计划”。
蒋氏望着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上面已由参谋人员标绘好了双方兵力部署与态势，红色区域的面积已经很小。正因如此，蒋氏信心满满，似乎看到胜利在向他招手。
此时的蒋氏，为自己的好运而感到庆幸，因为此时红军的作战策略很对他的胃口。他的对手，是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中文名字叫李德。掌握红军实际指挥权的李德，盲目地采用“全面出击”“两个拳头对敌”“寸土不让，与敌人实施阵地战”的战法，与占尽优势的蒋军硬拼。此举不仅没有缓解红军困难的局势，反而正中蒋氏的下怀。
【李德（1900-1974），德国人，曾在苏联伏龙芝学院求学，后成为红军军事顾问。在他的一系列错误指挥下，红军处处被动，不得不放弃苏区，走上长征路】
依照蒋氏的计划，他准备集中主要兵力，像“铁桶”一般把红军困住，防止红军逃脱。随后，再一点点收缩包围圈，最后一网打尽。
此时，红军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甚至面临覆没。我们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去试想一下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送来关键情报，为红军迅速转移提供了决策依据，创造了生机。他便是特科的情报员项与年。
项与年生于福建连城，早年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发展组织。1927年被当局驱逐回国后，返回了上海，随后调入特科工作。1933年，他奉命打入蒋军江西德安区谍报组，当了一名参谋。
当时担任德安区专员兼“剿匪”保安司令的，叫莫雄。他同情红军，是特科的重要联络对象。作为一名在北伐时期与蒋氏共事的“老战友”，莫雄在蒋军部队也颇有威望。暗地里，他多次为我方情报员提供帮助。
1933年10月，莫雄就任德安区专员兼“剿匪”保安司令时，就与特科取得了联系，由我军派人组织了工作班子。该司令部从副司令、参谋长到情报官，都有我军情报员。而谍报组则由特科人员组成，项与年担任情报参谋。在莫雄的张罗下，项与年甚至派人打入了蒋氏大特务——康泽的手下任职，使我方获取情报的渠道畅通无阻。
【项与年（1894-1978），特科侦察员，隐蔽战线的优秀特工。他为红军跳出蒋氏的“铁桶”包围提供了重要情报，做出重大贡献】
【莫雄（1891-1980），广东英德人，曾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是北伐时期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成为特科的重要联络对象】
庐山牯岭会议一结束，莫雄便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他冒着被蒋军枪决的风险，将情况通报给了项与年等人。 项与年当即启用秘密电台，向苏区发出有关“铁桶计划”的要点。随后，他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上的主要内容，秘密写在了四本学生用的字典上。
由于项与年熟知当地人情地貌，他便扮成教书先生拿着这四本特殊的“字典”，连夜赶往苏区。
为了减少与蒋军关卡的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在夜幕中赶路。他特地避开大路，只走山间小道。在崇山峻岭之间，他风餐露宿，一连走了三四天，逐渐体力不支。可越往苏区走，蒋军的封锁越是严密。就连人迹罕至的山道上都布满了铁丝网、暗堡，根本难以通行。
如何闯关过卡，成了项与年面临的棘手问题。
经反复思考，他决定“化装”。他找来一块石头，强忍剧痛，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随即，把随身衣物撕得破碎，从一名“教书先生”乔装成一名面部变形、蓬头垢面、浑身酸臭的“叫花子”，一路蒙混过关。
经过六天的连续赶路，项与年终于抵达了苏区。 他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几天前，便收到了特科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见到了项与年冒死带出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加充分了。
10月中旬，蒋氏的“铁桶”计划还没有部署完毕，红军便跳出了包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56年国庆前夕，距红军开始长征过去了22个年头，那些在隐蔽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老战士，依然被人们铭记。为表彰项与年的贡献，副总长李克农请项与年前往广州，接上莫雄一道参加国庆观礼。
到了北京，叶剑英元帅还在家中招待两位功臣。
1956年，项与年与莫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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