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形容词。大到社会文化现象，小至个人品味，都可以用一个雅或俗字来评论。
近日，著名歌手杨坤猛批直播平台火爆的歌曲《惊雷》，以及此前著名歌手那英公开轻视歌手刀郎、周杰伦的作品，使得“雅俗之争”再起波澜。
显然，高坐在音乐导师宝座上的杨坤、那英们自视为“雅”，流行歌手刀郎、周杰伦们的作品则被认为代表着“俗”。
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几个疑问：
为何社会文化有如此激烈的雅俗之争？
雅和俗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中国音乐的雅俗并没有明确标准，而且一直处于斗争与融合的发展状态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也创造了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与之始终相伴的，是贯穿了几千年的雅、俗之争。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乐、郑声"之分。
当时周王室的宫廷音乐被尊为“雅乐”，其余的音乐则被视为非正统。
《论语》中记载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是说厌恶用郑国的声乐扰乱雅乐，认为它与周朝宫廷的庄严、带有礼教功能的“雅乐”格格不入。
《礼记•乐礼》也记载：“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然而被传统权威贬低的“郑卫之音”，却受到一些诸侯王的欢迎。
例如魏文侯对子夏说“吾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梁惠王见孟子时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
“雅乐、郑声”之分，成为中国音乐雅俗之争的著名源流。
雅或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流派中，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和地位。
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思想流派对“雅”的观念就不同。儒家以和、古、正为雅，而道家以清、奇、高、逸为雅。
而且，雅或俗的地位并非天生的，也并非一成不变、永远固化的，而是在不断交错、融合中发展的。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淡化雅俗绝对对立，否定贵雅贱俗”的倾向。
抒发性灵的俗乐受到人们的青睐，典雅高冷的雅乐举步维艰。在传奇戏曲创作中，一度出现了“以俗为美”的审美意识。
清代中期，将全国的戏曲剧种划分为花部和雅部。
“雅”指当时影响最大的昆山腔，被奉为雅乐正声，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
“花”即杂，多为野调俗曲，较为通俗、朴实，声腔花杂不纯，活泼嘈杂，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等，也被统称为“乱弹”、“烂弹”、“乱谈”。
也即，当时诸多的戏曲种类被人为地分为两大类：昆曲和非昆曲（各种地方戏曲），分别代表着雅和俗。
其实，“昆山腔”发源于14世纪的苏州。
到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对它大胆改革，吸收了当时流行的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的特点，形成了新的声腔，广受欢迎，走向全国，直至清朝中期长期被尊为“雅乐正声”。
到18世纪后期，地方戏繁荣，戏曲的发展也由贵族化走向大众化，使得独领中国剧坛近三百年的昆曲从此走下坡路。
到19世纪中叶，京剧兴起，昆曲更加败落。
而京剧的前身是徽剧。
乾隆年间，在南方民间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京，随之不断融合湖北的汉调以及昆曲、梆子、弋腔等地方戏种，最终演变成京剧，位列中国戏曲榜首，被视为国粹。
也即，清代的“花雅之争”，最后以代表民间俗乐的“花部”，代替“雅部”而收尾。
从以上几个典型案例，以及纵观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雅俗之流变，有力地说明了：
雅与俗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是在并行共存、相互融合地发展。
雅俗之争是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古老话题
雅俗之争，不仅贯穿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很多方面，是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一直被关注且探讨的话题。
例如文学，天生就与音乐的关系密切，有“诗乐同源”、“词曲共生”之说。
“诗歌”之称的本意，就是指诗与歌的合一性。从《诗经》、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几乎都是诗词与歌一体。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的《风》部就是采集自各地的歌谣，即“俗乐”。
再如，白居易、柳永、苏东坡等文人的作品，既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而且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在中国文学史以及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后期，审美意识总体呈现出“崇俗斥雅”的特点。与之相随，明清小说家力行“通俗”，即化雅为俗。
他们对艰深的历史文献、复杂的历史事实进行通俗化加工，将深厚的历史意义，用小说的写作手法，通过人物的行为与故事情节体现出来，让大众更容易理解。
例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后来，《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小说也被尊为古典文学名著。
到晚清时期，梁启超认为小说是启蒙国民的重要途径，倡导将其列为"文学之最上层"，使得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在小说创作中明显加强，从而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
可见，古人早已注重调和文人审美趣味与平民审美趣味之间的对立，自觉性地化雅为俗，主动转变雅俗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中国文化艺术有雅俗之争
音乐源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活动。例如劳动号子、祈福的巫乐等。它是人类思想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礼乐制度建立之后，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的"乐"，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之一。
同时，集先秦儒家乐论思想之大成的《礼记•乐记》应运而生。它十分重视音乐对社会和政治的功用，宣扬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
这是中国传统“乐教”理论的代表作，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于是，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宫廷音乐被称为“雅乐”，民间音乐则被贬为“俗乐”。
后来，周王室的权威衰微，各种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出现，旧的传统被逐渐打破，诸侯国的音乐蓬勃发展。这种现象被传统权威视为“礼崩乐坏”。
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雅乐、郑声”之分开始的“雅俗”观念，也扩大至审美领域。凡是官方或者主流权威推崇的文化就是“雅”，流行于社会民间的就被视为“俗”。
这两种审美趣味，本质上是典雅化的经典思维与通俗化的现实思维区别，因而就形成了贵族、文人与平民之间审美趣味的对立，也造成了长期的雅俗之争。
其实，雅俗之争除了与政治、伦理、社会、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之外，也与审美的主体--人的主观性相关。
例如欣赏文化艺术，是一种带有主观美学思想的审美活动，不同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与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着很大关系，有时很难有客观、具体的标准，以及公允的评价。
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中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这句话，更是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欣赏者的主观决定性。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中，诸多雅、俗在不同时代的境遇兴衰、地位变迁，也说明了这一点。
甚至在文化艺术圈内，出现了“大俗即大雅”、“审丑”的极端性观点。
时至今日，社会文化艺术的雅俗评判标准，也难有定论。
如何看待雅俗之争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尊雅卑俗"几乎成为潜意识之举。
居庙堂之高的“雅”被尊崇，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俗”则长期处于被鄙视、挤压的地位。
这不能不说是对一些古人努力化雅为俗之举的讽刺，也是审美文化的一种悲哀。
但事实上，自古至今，一些所谓的"高雅"高高在上，远离大众，而不被大众所了解、喜爱；而“通俗”则因抒发人性，与社会和时代相接轨，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大众追捧。
这种审美失衡现象，也印证了一个真理：来自民间的“俗”是一切艺术的源头 ,它不断被提炼升华为“雅”的过程，就是人类艺术的发展史。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辞•对楚王问》中，宋玉分别用“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阳春白雪”指代歌曲的高雅程度和歌唱难度。
从而有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论，也引出了“曲高和寡”的经典结论。
事实上，代表高雅艺术的《阳春白雪》曲，在后世逐渐演变为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入民间。
无论雅或俗，如果过了头，其自身就失去了艺术的本质和初心，也就会失去受众对象。
“雅”固然有政治伦理教化功能，但我们也要尊重“俗”作为大众表达情感之手段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雅”的没有上限，会令人晦涩难懂，望尘莫及；如果“俗”的没有底线，则有害于身心健康发展，影响社会风气。
雅与俗是人类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的体现，因而也难免长期存在。
如果化雅为俗或者升俗为雅，则会出现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
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则是这方面的榜样。
流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邓丽君以及港台流行歌曲，曾被批为“靡靡之音”；近些年，凤凰传奇、周杰伦等引领的“中国风”歌曲，曾被批为“扭曲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音乐作品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理念，独树一帜的美学特质以及与众不同的审美意义，深受大众喜爱，长期风靡流行乐坛，成为中国音乐殿堂的经典。
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应该是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格局。
先秦时期，儒家提出了音乐美学的基本思想--和。这也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精髓的提炼。
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论中《乐论》早已提出：音乐源于人宣泄感情的需要，但音乐等艺术应是情感与艺术的有机统一。
因而，我们要了解雅与俗的审美文化发展历史，理解两者之间互相融合的特点，以“和”的态度宽容其和而不同，并行共存，并且化雅为俗或者升俗为雅。
这样，才能融合雅与俗之间的界限，弥平其鸿沟和隔阂，和谐相处，同时充分发挥它们服务于人类的存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