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是我們生活中常用的形容詞。大到社會文化現象，小至個人品味，都可以用一個雅或俗字來評論。
近日，著名歌手楊坤猛批直播平臺火爆的歌曲《驚雷》，以及此前著名歌手那英公開輕視歌手刀郎、周杰倫的作品，使得“雅俗之爭”再起波瀾。
顯然，高坐在音樂導師寶座上的楊坤、那英們自視為“雅”，流行歌手刀郎、周杰倫們的作品則被認為代表著“俗”。
那麼我們不禁會產生幾個疑問：
為何社會文化有如此激烈的雅俗之爭？
雅和俗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中國音樂的雅俗並沒有明確標準，而且一直處於鬥爭與融合的發展狀態
我國曆史文化悠久，也創造了豐富的民族音樂文化。與之始終相伴的，是貫穿了幾千年的雅、俗之爭。
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樂、鄭聲"之分。
當時周王室的宮廷音樂被尊為“雅樂”，其餘的音樂則被視為非正統。
《論語》中記載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是說厭惡用鄭國的聲樂擾亂雅樂，認為它與周朝宮廷的莊嚴、帶有禮教功能的“雅樂”格格不入。
《禮記•樂禮》也記載：“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然而被傳統權威貶低的“鄭衛之音”，卻受到一些諸侯王的歡迎。
例如魏文侯對子夏說“吾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梁惠王見孟子時說“寡人直好世俗之樂”。
“雅樂、鄭聲”之分，成為中國音樂雅俗之爭的著名源流。
雅或俗，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想流派中，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和地位。
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兩大思想流派對“雅”的觀念就不同。儒家以和、古、正為雅，而道家以清、奇、高、逸為雅。
而且，雅或俗的地位並非天生的，也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固化的，而是在不斷交錯、融合中發展的。
明代中後期，出現了“淡化雅俗絕對對立，否定貴雅賤俗”的傾向。
抒發性靈的俗樂受到人們的青睞，典雅高冷的雅樂舉步維艱。在傳奇戲曲創作中，一度出現了“以俗為美”的審美意識。
清代中期，將全國的戲曲劇種劃分為花部和雅部。
“雅”指當時影響最大的崑山腔，被奉為雅樂正聲，曲詞典雅、行腔婉轉、表演細膩；
“花”即雜，多為野調俗曲，較為通俗、樸實，聲腔花雜不純，活潑嘈雜，如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黃調等，也被統稱為“亂彈”、“爛彈”、“亂談”。
也即，當時諸多的戲曲種類被人為地分為兩大類：崑曲和非崑曲（各種地方戲曲），分別代表著雅和俗。
其實，“崑山腔”發源於14世紀的蘇州。
到明代嘉靖年間，音樂家魏良輔對它大膽改革，吸收了當時流行的餘姚腔、弋陽腔、海鹽腔的特點，形成了新的聲腔，廣受歡迎，走向全國，直至清朝中期長期被尊為“雅樂正聲”。
到18世紀後期，地方戲繁榮，戲曲的發展也由貴族化走向大眾化，使得獨領中國劇壇近三百年的崑曲從此走下坡路。
到19世紀中葉，京劇興起，崑曲更加敗落。
而京劇的前身是徽劇。
乾隆年間，在南方民間演出的“四大徽班”陸續進京，隨之不斷融合湖北的漢調以及崑曲、梆子、弋腔等地方戲種，最終演變成京劇，位列中國戲曲榜首，被視為國粹。
也即，清代的“花雅之爭”，最後以代表民間俗樂的“花部”，代替“雅部”而收尾。
從以上幾個典型案例，以及縱觀中國審美文化史上的雅俗之流變，有力地說明了：
雅與俗是相輔相成的矛盾統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是在並行共存、相互融合地發展。
雅俗之爭是中國審美文化史上的古老話題
雅俗之爭，不僅貫穿於中國音樂的發展歷程，也體現在社會文化的很多方面，是中國審美文化史上一直被關注且探討的話題。
例如文學，天生就與音樂的關係密切，有“詩樂同源”、“詞曲共生”之說。
“詩歌”之稱的本意，就是指詩與歌的合一性。從《詩經》、漢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曲，幾乎都是詩詞與歌一體。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其中的《風》部就是採集自各地的歌謠，即“俗樂”。
再如，白居易、柳永、蘇東坡等文人的作品，既有通俗易懂的特點，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而且也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思想內涵，在中國文學史以及藝術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
明朝後期，審美意識總體呈現出“崇俗斥雅”的特點。與之相隨，明清小說家力行“通俗”，即化雅為俗。
他們對艱深的歷史文獻、複雜的歷史事實進行通俗化加工，將深厚的歷史意義，用小說的寫作手法，通過人物的行為與故事情節體現出來，讓大眾更容易理解。
例如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熊大木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後來，《三國志通俗演義》等通俗小說也被尊為古典文學名著。
到晚清時期，梁啟超認為小說是啟蒙國民的重要途徑，倡導將其列為"文學之最上層"，使得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在小說創作中明顯加強，從而改變了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對小說的雅俗定位。
可見，古人早已注重調和文人審美趣味與平民審美趣味之間的對立，自覺性地化雅為俗，主動轉變雅俗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中國文化藝術有雅俗之爭
音樂源於勞動人民的社會活動。例如勞動號子、祈福的巫樂等。它是人類思想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周禮樂制度建立之後，作為一種綜合藝術形式的"樂"，成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手段之一。
同時，集先秦儒家樂論思想之大成的《禮記•樂記》應運而生。它十分重視音樂對社會和政治的功用，宣揚文藝的道德教化功能。
這是中國傳統“樂教”理論的代表作，對後世音樂教育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於是，居廟堂之高的統治階級所推崇的宮廷音樂被稱為“雅樂”，民間音樂則被貶為“俗樂”。
後來，周王室的權威衰微，各種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出現，舊的傳統被逐漸打破，諸侯國的音樂蓬勃發展。這種現象被傳統權威視為“禮崩樂壞”。
自春秋戰國時期的“雅樂、鄭聲”之分開始的“雅俗”觀念，也擴大至審美領域。凡是官方或者主流權威推崇的文化就是“雅”，流行於社會民間的就被視為“俗”。
這兩種審美趣味，本質上是典雅化的經典思維與通俗化的現實思維區別，因而就形成了貴族、文人與平民之間審美趣味的對立，也造成了長期的雅俗之爭。
其實，雅俗之爭除了與政治、倫理、社會、文化觀念密切相關之外，也與審美的主體--人的主觀性相關。
例如欣賞文化藝術，是一種帶有主觀美學思想的審美活動，不同欣賞者之間，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存在著差異。
這種差異與欣賞者的主觀趣味有著很大關係，有時很難有客觀、具體的標準，以及公允的評價。
正如西晉葛洪在《廣譬》中指出的：“觀聽殊好，愛憎難同。”
“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聽已是曲中人。”這句話，更是恰如其分地說明了欣賞者的主觀決定性。
中國文化藝術發展的歷史中，諸多雅、俗在不同時代的境遇興衰、地位變遷，也說明了這一點。
甚至在文化藝術圈內，出現了“大俗即大雅”、“審醜”的極端性觀點。
時至今日，社會文化藝術的雅俗評判標準，也難有定論。
如何看待雅俗之爭
縱觀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發展的歷史，"尊雅卑俗"幾乎成為潛意識之舉。
居廟堂之高的“雅”被尊崇，而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俗”則長期處於被鄙視、擠壓的地位。
這不能不說是對一些古人努力化雅為俗之舉的諷刺，也是審美文化的一種悲哀。
但事實上，自古至今，一些所謂的"高雅"高高在上，遠離大眾，而不被大眾所瞭解、喜愛；而“通俗”則因抒發人性，與社會和時代相接軌，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大眾追捧。
這種審美失衡現象，也印證了一個真理：來自民間的“俗”是一切藝術的源頭 ,它不斷被提煉昇華為“雅”的過程，就是人類藝術的發展史。
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楚辭•對楚王問》中，宋玉分別用“下里巴人”、"陽阿薤露"、“陽春白雪”指代歌曲的高雅程度和歌唱難度。
從而有了“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之論，也引出了“曲高和寡”的經典結論。
事實上，代表高雅藝術的《陽春白雪》曲，在後世逐漸演變為清新流暢的旋律、活潑輕快的節奏，深入民間。
無論雅或俗，如果過了頭，其自身就失去了藝術的本質和初心，也就會失去受眾對象。
“雅”固然有政治倫理教化功能，但我們也要尊重“俗”作為大眾表達情感之手段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雅”的沒有上限，會令人晦澀難懂，望塵莫及；如果“俗”的沒有底線，則有害於身心健康發展，影響社會風氣。
雅與俗是人類思想文化等諸多層面的體現，因而也難免長期存在。
如果化雅為俗或者升俗為雅，則會出現新的生機和發展空間。
中國現代流行音樂則是這方面的榜樣。
流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鄧麗君以及港臺流行歌曲，曾被批為“靡靡之音”；近些年，鳳凰傳奇、周杰倫等引領的“中國風”歌曲，曾被批為“扭曲中國傳統文化”。
然而，事實證明，這些音樂作品有著“雅俗共賞”的音樂理念，獨樹一幟的美學特質以及與眾不同的審美意義，深受大眾喜愛，長期風靡流行樂壇，成為中國音樂殿堂的經典。
人類社會的藝術現象，應該是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格局。
先秦時期，儒家提出了音樂美學的基本思想--和。這也是對傳統美學思想精髓的提煉。
儒學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音樂美學專論中《樂論》早已提出：音樂源於人宣洩感情的需要，但音樂等藝術應是情感與藝術的有機統一。
因而，我們要了解雅與俗的審美文化發展歷史，理解兩者之間互相融合的特點，以“和”的態度寬容其和而不同，並行共存，並且化雅為俗或者升俗為雅。
這樣，才能融合雅與俗之間的界限，彌平其鴻溝和隔閡，和諧相處，同時充分發揮它們服務於人類的存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