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僅需要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還需要有會講故事的人以及恰當的講故事的技巧方法。
換句話說，現代電影不僅要懂得“講述的是什麼”，而且要看“由誰講述”和“怎樣講述”的問題。
因為同樣的故事，不同的人來敘述或者不同的敘事方式，可能其美學、票房效果完全不一樣。
《李米的猜想》就是通過“敘述”幾個簡單的“故事”而構成的電影“敘事”。
《李米的猜想》在敘事線索上看不外乎幾個平常的小故事：
出租車司機李米尋找失蹤的男友方文；農民工裘火貴和裘水天為了到廣州的兩張機票錢綁架了出租車司機李米；“馬冰”和女友菲菲偶然遇到了車禍；葉傾城尋找毒販和老婆出軌的過程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尊嚴；葉傾城追尋兩個毒販背後的聯絡人。
在看似詩人的死引發的車禍事件之後，一件件事情逐漸開始被一根線索串起來，農民工裘火貴和裘水天原來是身體藏毒運輸者；“馬冰”與菲菲是販毒集團成員之一；在葉傾城和李米的追查下，原來“馬冰”就是方文，一個販毒集團的毒品運輸“組織者”。
從電影的故事結構上看，明線有點類似於我國古典文學結構中“因枝振葉”似的發散結構，影片一開始對於李米尋找男朋友的強調，而引出一系列的“尋找”：
方文尋求成為一個被社會習俗認可的人；裘火貴和裘水天尋找毒品的接頭人；“馬冰”尋找毒品的“送貨人”；葉傾城尋找婚姻中的男性尊嚴。
這幾條“尋找”線索下的暗線則又成為對尋找原因的闡述，因而又成了“沿波討源”似的收攏結構：
李米和方文都是普通的不起眼的青春男女，他們有過美好的憧憬和約定，將來經營一家自己的小超市；裘火貴為了有錢能夠擺平與鄉長老丈人的過節，裘水天為了能娶上說話時尚、敢罵鎮長兒子的姑娘小香；李米對“馬冰”真實身份的確認與葉傾城對販毒線索的追查歸結於一點，這些小節點又是大主題下的小故事。
導演曹保平1989年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畢業，科班出身的他“一直比較喜歡那種有強烈衝突、有張力、好看的故事”，他“希望電影能夠有一個態度在裡面”，喜歡在一種張揚、犀利中表達創作者的敘事態度。
他對電影的理解是“先要好看，其次才是態度和思想”。而《李米的猜想》在單位時間內匹配了高度密集的信息表達，成就了電影的支撐點——好看、態度和思想。
影片的主題從故事層面上可解讀為追尋和救贖，然而與之對應的敘事意義層面又產生了相對應的悖論，即追尋的目的始終缺席，而救贖的結果又難免指向了幻滅。
困境和焦慮
片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困境和由之而來的焦慮：
李米的男朋友方文失蹤了，四年來他給她寫了54封信，她將方文的照片夾在出租車的雜誌裡面，期望能在某個乘客那裡得知他的下落。
她能在這個城市感受到他的存在和氣息，可就是找不到他，甚至找到之後卻成了另一個他——馬冰。於是李米從追尋男朋友的存在而轉為成了對他身份的追尋。
裘水天與裘火貴是地道的農民，裘火貴家的廚房對著鄉長老丈人家的廁所，兩家矛盾鬧大之後，他需要三萬元錢才能平息事態，目前正在逃避和想方設法找錢。裘水天為了娶到他喜歡的小香，出去掙小香媽標的的一萬塊錢身價。
對於這兩個只有勞動力的農民來說，上萬的錢足以讓他們鋌而走險。
警察葉傾城陷入老婆和“小白臉”私通的尷尬，有離婚和身份焦慮。
李米的爸媽看不上方文，認為他是個窮光蛋，倔強的方文負氣出走，想要改變自己的窘況讓李米的爸媽不在低看自己等等。
無論是追尋愛情的李米，還是追尋物質基礎以達到自己願望的裘水天和裘火貴；無論是追求男性氣質的葉傾城，還是追尋世俗價值觀認可的方文，正是這些角色所處的現實困境和焦慮推動著情節的發展。
這些鮮活生動的例子在生活中又比比皆是，恰恰是這些又準確的切中了當下人們社會生活的脈動，可貴的是導演沒有將這些追尋作為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來做簡單的歸類和判斷，而是充分挖掘了這些人物身上多元複雜的社會時代因素的人性顯現。
方文之所以走上販毒的不歸之路，是為了擁有足夠的資本作為將來共同生活的基礎。
裘火貴與裘水天之所以成為體內攜毒者，前者是為了能夠早日風光的回到已經離開整整三年的家，後者是為了實現與傾心已久的女孩子共度一生的美好願望。
但他們都是社會世俗價值評判標準中的失敗者，這是他們的困境和焦慮，可是他們又都必須為了所謂的“幸福”進行追尋，這種“自由選擇”的追尋其實離真正意義上的幸福愈走愈遠，最終失去生命和未來。
影片中的現實信息折射出了當下部分人的生活現狀，電影甚至沒有刻意表現他們負面意義的貪婪，他們僅僅是需要達到一個不算高的要求，正基於此，現實和人性的撕裂感獲得了敘事自身存在的張力以及存在於敘事意義上的犀利態度——指向造成他們困境和焦慮的根源。
認同與悖反
這是一個物質和慾望的社會，沒有人身處其中而不受到裹挾，導演摒棄了一種說教的方式，使故事意義層面無處不在的潛入畫面和對話背後，讓我們去領悟和體驗什麼是等待、善良、真愛、理性、權力和世俗價值觀。
但這些，片中卻又對其進行了“缺席”的藝術處理，這樣使得一方面在故事上使追尋的過程得以“戲劇化”的持續，另一方面又向我們呈示了行惡、欺騙、世俗、物化和越軌的另一種人性的解讀。
在影片中觀眾注意到李米，裘火貴與裘水天，方文以及警官葉傾城的“尋找”這幾條線索，偶然性尋找的背後都有著一個世俗價值認同或者對他們進行“塑造”的“缺席”者。
它們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地使他們認同或趨同那些價值觀，但不管是認同還是抗拒，得到的都是一個悖反的結果。
在片中有多處人為的因果關係的“缺席”：
方文所要尋找的另一個自己，即是想通過佔有金錢和資本來使自己成為李米父母想要的那種人，繼而跟李米在一起，從而完成對自身的確認。
儘管方文對李米有著純真的情感，但自從他開始走上販毒的這條路，就已“失蹤”直至死亡，他使李米的幸福從此缺席。
裘火貴和裘水天從運毒和綁架的那一刻開始，也各自踏上了不歸路，他們的生命與自由也缺席；
此外還有對當下倫理及價值觀“缺席”的指認：李米的父母和葉傾城的老婆，他們分別隱喻了世俗倫理和道德倫理，這種缺席，實際上是對認同的悖反。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還會有兩條線索：李米的父母期望她得到金錢基礎上的快樂，但李米卻永遠失去了精神上的快樂；葉傾城的老婆婚外情，在欺騙當中失去了家的完整和合法合道德的性愛。
方文的“自我”是缺席的，當他發現他就要成為李米父母認同的那種人的時候，他失去了自己。
另外，作為鄉長老丈人、小香也是缺席的，裘火貴與裘水天表面看起來是要成為“自我”，可是這個“自我”依然是與權力（鄉長及老丈人）博弈下的失敗者和與愛情和金錢關係聯姻的情感與自由的未卜者；
葉傾城也是如此，他的妻子出軌了，出軌的對象是一個小白臉，於是他的找回男性尊嚴也無疑不是成為社會習俗的“自我”或“他者”。
權力、物質、社會習俗、慾望、迷失的道德倫理無所不在的要將人的“自我”閹割成“他我”，然而“自我”“他我”的認同的結果也只能是悖反。
再比如裘水天對於小香性格的認同在他身上也是一個悖論，小香的形象是一個參照，敢於罵鎮長的兒子，反抗“她媽媽讓她去睡”，羨慕外面的時尚生活。
但在現實生活中，認同小香的裘水天卻常常被裘火貴打，是一個懦弱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農村小夥子，他想通過認同他者來成為一個自我認同者，但小香愛他與否，恐怕也只是一廂情願。
作為影視形象及意義的缺席，卻在可能的意義和形象的層面上獲得了形而上的存在。
這種“缺席”實際上就是本片的價值判斷，它表達的是影片的一種敘事態度，一種不合理存在的價值異化力量進行無奈的話語權力的有意淡化，但只能最多也只能是提供一個藝術性的指認而已。
自贖及贖它
《李米的猜想》有較複雜和深刻的社會性，正如導演曹保平說：
“我不想僅僅做一個溫情的感動的簡單的電影，我希望它能夠複雜和深刻一點，或者它的外延能更寬泛一點。”
因而他選擇作為社會邊緣的個人主體，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想救贖“自我”，但“自我”無一不落入變為“他我”的怪圈，影片對這些小人物命運的追尋用了“救贖”的方式——自贖或者贖它，但在一定既定成規的作用下，也只能是如導演所說的“天地不仁”的“遭遇”。
李米的父母嫌棄方文，方文的初衷就是隻想圓李米之前想開一個超市的夢想；裘水天的初衷就是隻想弄一萬塊錢，然後去找小香媽媽“購買”自己的“愛情”。
希望兒女有不用擔心的經濟基礎，這些都是小香媽媽和李米父母現實選擇和生存價值觀。
三年都沒回家的裘火貴在為了兩張機票錢實施打劫以後，掩飾不住自己的無奈和痛苦喊道：“哪個願意幹這種事情！”
他們代表的都是一群在社會地位處於邊緣狀態，但同時又是現代社會主體的一群人的生存狀態，他們為了小小的願望（對於旁人而言可能很小，對於他們則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為了圓夢而遠離家人，與社會梳理乃至為社會拋棄。
李米和裘水天為了愛情而等待、追尋，方文為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離開李米並以身試法，裘火貴為了三萬塊錢而攜毒。
概括說來，自救是無力的，贖它也可能變得沒有意義，影片中的人物所代表的正是成功的焦灼和對幸福的渴望，對世俗價值的認同，就連刻畫形象非常正面的有陽剛之氣、是正面化身、國家權力機關代表的警官葉傾城，也被老婆和小白臉“出軌”了，這個救贖他人的人卻連自己的婚姻都不會且無法救贖，這是複雜社會化帶來的無法解決的簡單問題。
影片對每一種類型的人刻畫的都不單薄，甚至都能用一種道德或法律的標準來衡量，可他們的本性又不是極惡或者非道德的，他們與人性的真善美相割裂，是否是外在的認同標準對他們的改造？
世俗價值觀的遊移與異變，這恐怕也是表現救贖主題的一個因素，但這種救贖的結果在影片中的表現是每一個人似乎離自己的成功與渴望都觸手可及卻又最終擦肩而過：
李米四年來不時收到方文的來信，她能清晰的感受到方文就在城市的某個角落，但她始終無法尋找到他的蹤跡；
裘火貴和裘水天只需要買張機票到廣州就能完成各自的願望，打折機票處處都是他們卻無法得到；
方文也勝利在望，“也許很快就能回到你身邊”，但這些自贖或者贖它，無一例外都走向幻滅；
方文裘火貴走向死亡，裘水天陷入大獄，李米失去方文。
中國的社會轉型，使各種現實關係、價值觀念都處於高速變動之中，現代焦慮就體現在這些觀念的衝突之中。
對於身處社會邊緣的底層人物而言，這種焦慮尤為強烈和無法擺脫，權力的壓迫、物質的匱乏、理想的縹緲，無一不讓他們成為異化的犧牲品，就如同片中像裘火貴一樣三年都回不去家，像方文那樣愛情也找回不了，像裘水天那樣對現實分辨不了，像葉傾城那樣對焦慮擺脫不了。
理性的人性其實是無所謂善惡的，因為在這之間有了權力、物質標準、道德倫理、慾望，人就有了非理性。一旦非理性情形下的自贖，都只有頭破血流乃至付出付出生命代價。
從救贖及其方式這一點上來看，影片切入了社會現實的核心區域並有了一定的哲學內涵。
難能可貴的是，影片對自由選擇所包含的善惡是非的標準，並非只停留在抽象的善惡上，而是力圖聯繫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與現實生活表明自己的態度和立場，摒棄了道德說教，從而更能發人深省：
如李米對裘火貴和裘水天的告發，裘水天對李米的放生，李米對裘水天找小香的欺騙，都充分挖掘了人物性善的一面——救贖之心，既是這些小人物的自贖，也是導演對當下社會中人性的救贖意圖的表達。
他者和異化
在現在複雜而又多變的社會，個人很多時候都會身不由己，個人的信仰、價值正在被他人和社會改寫，單獨的個體人獨立的代價要麼成為被社會塑造的“他者”，要麼自我異化成為“自我”的他者，堅持的代價就是幻滅。
李米就是後者，表面上看來，她證明了方文對她的愛，可這愛卻是褪盡了色彩的苦楚，她拒絕成為她父母的“他者”，也沒有在慾望的浪潮中隨波逐流異化自己放浪形骸，即使絕食也要跟方文在一起。
可她對過去四年的尋找何嘗不是一種幻滅，想要追逐、證明過去的愛情，卻真真實實的不經意的讓愛情在身邊的某個可能重逢的角落重重的跌落。
近在身邊，卻始終不肯相認，有著美好的憧憬，卻無法去實現，相愛卻又因重重的原因不能在一起，這何嘗不是一種幻滅？
再看方文，雖然他同李米不一樣，他除了要追求情感的純真之外，他還要追尋能達到這種情感的物質基礎，他無法不做李米父母和社會的“他者”並異化自己：
“83天。我打算回去了李米，反正我也成為不了你們想要的那種人。只能普普通通了，我真沒用。你是不是也覺得我很沒用。”
“221天。我就要回去了李米。我現在算是一個有用的人。我都能看到未來我們超市的樣子。你能原諒我嗎？”
“430天。我和以前不一樣了，李米。也許我已經成為了你父母想要的那種人。誰知道，我昨天從電視上看到昆明瞭，我突然一下子哭了。你還在等我嗎？李米。”
“708天。告訴你一件事，李米。幾乎就快成真了。我今天早上到了機場買了機票，那時候四年像一條草場上爬行的蛇，我突然想要回去了，我買了機票，過了安檢，到了登機口，最後我還是出來了。機票錢退了一半。”
“從打算回去”到“我和以前不一樣了”、“也許我已經成為你父母想要的那種人”，這些獨白其實也暗示了方文“他者化”和“異化”的過程，然而這些就可以讓他跟李米在一起並經營未來的超市了嗎？法律，讓他非理性追尋的一切幻滅。
“欺騙”其實是幻滅的否定之否定。
整個故事裡充滿了欺騙，李米欺騙了裘水天，方文欺騙了李米，葉傾城欺騙了李米，葉傾城的老婆欺騙他......這種欺騙是一個悖論，因為它不得不存在，正是因為這種欺騙，人物形象得以立在屏幕上，正如片中的一句臺詞：“有時候欺騙是善行。”
欺騙是因為害怕幻滅，對現實不樂觀，沒有實現幸福的途徑，或許唯有欺騙，才會葆有幸福的瞬間感受。
即便如此，這裡面卻沒有絕對的大惡存在，即使綁架搶劫的裘火貴、李米的爸媽，他們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人好，自己的女兒過得好，他們也是社會中權力和世俗被擊倒和裹挾的無奈的人。
而這最終的根源又是那看不見的權力和世俗的成見，包括販毒的方文，在他的人性中仍然有嚮往美好愛情和幫助菲菲脫離毒品的向善的一面。
人性和社會的複雜決定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變化，而這些人性中深沉的元素被一層層剖開，你要追尋的東西，它卻是個缺席的存在，但這個存在卻無時無刻不對我們施加影響或提醒我們，我們需要成為“自我”或者“他者”。
幸福的途徑是欺騙還是救贖？從影片來看，兩者都是，而兩者又都不是！因為欺騙有真相大白的時候，救贖也有功虧一簣的一刻。
畢竟，人和時代命運都受制於價值漂移，一切形而下的救贖，都會是形而上的痛苦，亦或反之。
影片從敘事題材上來看，有警匪片的元素但卻沒有驚心動魄的善惡的正反博弈，只有對人性異化的社會解讀；
有公路片的元素卻沒有速度與激情的快感，只有對情感謎底的揭示；有愛情片的元素卻沒有恩愛纏綿卿卿我我，只有對生活雙方的責任和倫理尋找；有緝毒片的元素卻沒有對走私與偵破過程的展示，只有對權力、幸福、未來及生存的注視，更多的透露出一種人性的關懷，尤其是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和關注小人物生存狀態的人文情懷。
由於推動情節發展的多層次性，在敘事主題上也可以做出多層解讀，如對愛情的執著，對自我尊嚴的尋找，在物化與異化下的精神堅守，對權力和世俗價值觀念的缺席式言說等。
可能詩人這一角色的死，多數人或許認為是一個黑色幽默，但其實詩人這一角色死亡的設置，正好是一個主題的註腳，他作為一個連接點和衝突點正好暗喻了當下社會轉型時期精神與物質的較量、衝突的必然結果，在物化的社會，人的精神要麼被物化，要麼被毀滅或自我毀滅！
總之，《李米的猜想》的敘事主題是多向度的，不僅展現了現代人追尋自我的困境和焦慮，而且暗示了某些價值認同的缺席和悖反的必然，作為一部現實的作品其片後的閃回的溫情技術處理應該是迎合大眾的審美需要，在意義層面上也是給那些對異化認同的警示，在世俗中堅持尋找和做自我的一個安慰，對形而上救贖的自勉以及對轉型時期價值理性與非理性追尋的視像探討。
最後，《李米的猜想》成功之處就在於理性、冷靜的梳理了當下現實社會中物化與異化及其對抗與認同的眾生相併辨認了其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