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記憶丨淺談湯溪縣建置的緣由

文史記憶丨淺談湯溪縣建置的緣由

考華夏古國之郡縣建置由來已久,聯繫我金婺地域於春秋時乃屬古越國,其間原西部湯溪縣域一帶又屬姑蔑國,戰國時歸為楚國。

至秦時,又分屬會稽郡的烏傷縣和太末縣。古婺金華先後置長山、吳寧、東陽、金山和金華縣治。考元明代之前,金華縣自東往西依次毗鄰義烏、永康、武義、遂昌、龍游、蘭溪、浦江諸縣。明成化七年(1471),是時原金華縣西南一片因由析金華、蘭溪、龍游、遂昌四縣邊緣地域,新置湯溪縣。經明、清、中華民國,直至新中國建立後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時的1957年10月,依據國務院令撤消湯溪縣,除遊埠等西北兩鄉劃歸蘭溪縣外,其餘均併入金華縣,湯溪縣建制從始至撤除歷時486年,至今已549年。

文史記憶丨淺談湯溪縣建置的緣由

湯溪城隍廟

有史以來,我華夏古國之郡縣建制變化不斷,但考其中緣由皆有所因,湯溪縣的起始至撤銷當然也是有其所由。查湯溪縣舊志卷之一《編年》篇有所具述,志載:“明正統十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築山口、蘇村、大巖三寨。時處州麗水諸縣盜起,焚劫四出。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督兵防禦于山口、蘇村、大巖等處(是時三地均屬蘭溪縣),築兵寨以遏其衝,擒賊黨數百,民除禍患。”舊志又云:“成化七年詔割金(華)、蘭(溪)、龍(遊)、遂(昌)四縣之地置湯溪縣,此乃用金華府知府李嗣之議也。”志也載:“見王直陶忠烈公祠堂記,按築三寨事,在湯溪末置縣前二十五年(具成化志)豐慶序雲,‘近歲以來,處(州)之群不逞者,不時嘯聚為非,所司屢有蔓延波及之,患為聞諸朝,遂割衢之龍游,處之遂昌,婺之金華、蘭溪四縣之邊境合為縣,是湯溪之。置縣實感於此患之,多盜而為之,防而三寨之築,乃其先著也,故特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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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巖九峰

上述可見,當年金西湯溪之域為何單建縣治,皆因我金處仙霞嶺南縱深有“群不逞者,不時嘯聚為非,所屢有蔓延波及之。”是時有金華李知府上奏天朝,請命割衢之龍游,處之遂昌,婺之金華、蘭溪四縣邊境,合為湯溪縣。

又考諸多有關文史資料有述,古時浙西南及相鄰閩北山區,民間開礦冶煉早於先唐時期即有,宋元順延。仙霞山巒起伏數百里,此域礦床成脈,多出金銀,官府民間多有開採。至明起,隨著市場興盛,商品交換不斷髮達,貴金屬在流通領域廣泛使用,為此朝廷對地方礦產資源,尤其是對金礦銀礦的開採管理,其規則條例越來越嚴。自明初至明中,中央及地方官衙也隨之加大了對地方的管控力度。如此隨之而來形勢變化的加劇,使得廣大山民礦工既得利益更趨受損,從而反抗牴觸情緒日益高漲,終於在明正統七年(1442)臘月,浙西麗水及閩北一帶爆發了大規模的民變事件。據明《民史紀事本末》所載:“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昌等合眾盜搶了閩北寶峰場銀治。”朝廷為此嚴命浙江、福建兩省有關司吏緝捕懲治。然地方山民礦工平常挖礦治煉等作業原本分工作業,其組織性、紀律性且十分有序和強硬,加之閩浙山勢綿連,竹木蔥籠,道險狹窄,山民礦工已然習慣,而官兵一時不宜適應,更是缺乏山地作戰經驗,為此,浙閩礦域之患終難平定。躁亂民變事件不但不能及時制止,且一時愈演愈烈,據稱其時礦匪亂民猖獗最盛時,人眾多達上萬人。

嚴苛律令下達無有多年,至正統十三年(1448),便有處州宣慈礦工陳鑑明、陶得二聯合響應葉宗昌、鄧茂七等起事造反,是年十一月率眾數百人出山口,入金蘭,往平原一帶諸鄉。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鄉民百姓多為躲避不及,屢遭傷害。據《讀史方輿紀要》所載,當朝為防山賊侵害,遂遣時任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率兵分道巡察,並擇時進擊。明史紀事有記,陶成“公時為僉事,當禦寇之任,首領蘭邑義旅,因舊城鞏固防衛。址立木柵,置更樓,布巡捕,晝夜警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塔石壠)、蘇村(莘畈壠)、大巖(蘭貝壠)等寨,以遏寇衝。”故此,於金西南三條山壠出口分別設立軍營兵寨,就等於封鎖了通往麗水、慶元、遂昌及至閩北山道的關卡要塞,從而阻斷了礦匪出山籠擾民掠搶的必經通途,以達到進可出擊,退可防守之勝算。

又考《金華府志》康熙版有所論及“東北為輔蒼、箬陽,實與金華接境,出可避兵。然與括之遂昌、宣平相鄰,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巖地方,東通金華、西通龍游,北通蘭溪,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山口,則為平原矣。”紀事又載,陶成領命後“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賊由是不敢進蘭溪,縣人得免禍,而諸君安堵如故。”為此,“朝廷嘉其績”,遂升陶成為浙江按察司副使,“仍守金華”,並屢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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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溪鎮上鏡村劉氏宗祠

至景泰改元(1450)陶得二復出再之為寇,妄肆猖獗,時有無賴鄉人多從之。陶匪憑人多勢眾,且熟悉山地,之後一而再,再面三,屢屢再犯,擾民不止,為此,官匪間屢犯屢戰。是年中,陶成率兵民大舉圍剿礦匪,不料反被山匪困於武義城,突圍中陶成不幸被賊兵所害而殉職。

在陶成公率眾抗擊匪患期間,為加大打擊力度,朝廷還多番遣使徐恭、張楷等多路將官來金討伐括蒼山匪。據《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景泰中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楷受命平定閩浙山寇,書載:“景泰中張楷率兵討處州礦賊。當日駐師南溪銅山寺,賊來戰,敗之,因招降其餘黨。”另考塔石魚譚村後有岩石,留存“永安關”之題刻,至今能清晰可見“永安關”的摩崖正書,旁刻“大明景泰歲辛末,典吏李仲器立”字樣。不久前,作者又考《琅巖滕氏宗譜》所載於明英宗正統年間,有滕氏里人、地方義旅首領滕允讓為響應朝廷號令,並被委以千戶長之職,率領琅琊一帶團練數百人,二十餘年征戰括蒼山巒間,南來北往,艱苦作戰,直至山匪剿滅,國泰民安,滕郎方回老家琅琊九里街。然回家後,但見事實悲催,使人無限感嘆,真可謂是“少壯應徵去,歸來兩鬢白。山賊已然盡,家舍卻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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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溪鎮寺平村

綜上所述,自明正統年至明天順間的二三十年間,由於幾方面的客觀原因,致使明皇朝不得不採納金華地方府衙的承請之策,割金華、遂昌、龍游和蘭溪四縣之邊鏡,單設一縣湯溪之。此間有幾方面的緣由:一是緣於當時商品交換的不斷髮達,金銀等貴金屬在流通領域的廣泛使用,朝廷為此對當時礦銀總量佔全國60%以上之重的閩浙山區礦產更為嚴厲的控制,由此自然加大了官民之間的矛盾衝突。二是浙西南與閩北一帶的仙霞嶺縱深數百里,而位處數十上百里之外的地方四縣官衙,對山南偏遠山區的民亂事件那是天高皇帝遠,遠水解不了近渴,鞭再長也莫及,故此也就難於及時有效地加以制止。三是閩浙山區的山民礦工長期從事採礦冶煉產業,他們早已養成了在工作過程中必須操守的嚴密組織性、紀律性和專業性,加之他們熟悉當地的山形地勢,習慣於山地作業和山地作戰,而“當兵為吃糧”的官府老爺兵,一時又適應不了山區野營和山地作戰的特殊環境,故此欲想盡快制勝那些敢於同官府拼命的“礦賊山匪”也並非易事,有道是“虎落平陽,反被犬欺”,因此,官兵們不但制止不了是時的匪亂,反而屢屢被礦匪們所襲擊。基於這種欲治而不易治的窘境下,時為金華知府的李嗣經多番考量,權衡利弊,最終提議並上奏朝廷,請求詔割金、遂、龍、蘭四縣之邊境單置新縣,以近地湯塘(今湯溪)為縣治,如此必然會更方便、更有效地實行管理,依律行政,發展經濟,安邦濟民,以保一方安定,利一方百姓。明成化七年的割壤設治,建立湯溪新縣,與其說是權宜之計,未嘗也是無奈之舉吧。

【後記】“小鄒魯”金華,文化資源豐富、地位獨特。為充分挖掘、展現這一豐富的資源,提升浙中生態廊道的文化內涵,金華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聯手浙江新聞客戶端共同推出“廊道上的文史記憶”,尋找八婺共建共融共享共贏的文化力量。

值班主編:杜羽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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