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將來人回看歷史，這次疫情防控，會是中國、美國、歐洲各國之間的國家治理能力比拼嗎？
不不不，這恐怕會是當今世界三大制度典型的比較：
東亞的大一統國家制度（集權）；北美的鬆散聯邦國家制度（聯邦）；歐洲的深度國家聯盟制度（邦聯）
1、集體利益最優解
中國為什麼能抗疫成功？全國各省一省救湖北一市，全國救武漢的疫情。同樣的，武漢封城，湖北封省，犧牲了自己的經濟，阻擋了病毒對本國其他省份的更快更大範圍的傳播，也是一市救一國，一省救各省。
這樣的各自犧牲，互相救助，難道沒有制度原因嗎？顯然有了。誰的制度有優勢呢？我就是覺得中國的大一統制度有優勢。遇上疫情，也是挺明顯的了。
西方很多人說，中國一直在好皇帝壞皇帝陷阱裡，所以總是逃不出低質量治亂循環的歷史週期律...我覺得那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羅馬帝國有歷史週期律嗎？沒有，這個國家已經沒有了。波斯帝國有歷史週期律嗎？沒有，這個國家已經沒有了。阿拉伯帝國有歷史週期律嗎？沒有，這個國家已經沒有了。國家都沒有了，還指責什麼歷史週期律呢...那為什麼，偏偏我們中國有歷史週期律，而且我們的國家一直都還存在？
因為每一次歷史週期律的背後，都是帶著迷茫的亂世中國，在劇烈的地理板塊博弈、衝突與碰撞下，經歷了血得教訓與試錯後，經歷了歷史的宏觀篩汰過程後，才讓這片帕米爾高原以東相對封閉的東亞大陸，重新找到生存與發展的最優解——大一統。這個歷史命題與解題邏輯至今未變，最近的一次完整演繹還不到100年。
為什麼我說中國大一統制度好？因為中國的制度，可以破【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國蘭德公司的梅里爾·弗勒德和梅爾文·德雷希爾擬定出相關困境的理論，後來由顧問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闡述，並命名為“囚徒困境”。兩個共謀犯罪的人被關入監獄，不能互相溝通情況：
如果兩個人都不揭發對方，則由於證據不確定，每個人都坐牢一年；
如果一人揭發，而另一人沉默，則揭發者因為立功而立即獲釋，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獄十年；
如果兩個人互相揭發，則因證據確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於囚徒無法信任對方，因此都傾向於互相揭發，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終導致納什均衡僅落在非合作點上的博弈模型。
結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坦白，各判刑八年，這無論對個人還是集體，都是最差的結果。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一年，顯然這個次優結果是最可行最容易實現的，是相對最好的。
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問題是，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聰明的人類會因自己的聰明而作繭自縛，或者損害集體的利益。
西方人自己研究出的博弈論。可是疫情當下的西方，無論是地方與國家之間，還是個人與政府之間，都在展示他們是如何牢牢困在囚徒困境這個它們歸納出的博弈論模型中。
那些不顧政策勸阻，甚至刻意挑戰疫情防控政策的西方個體，為了滿足個人的最大權利，所以犧牲集體的安全和利益。那些號稱敢封城就要宣戰的地方州，為了滿足本州一地的經濟利益，所以犧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然而，個體自作聰明的理性，最終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他們從上到下，都不願意放棄一人一時一地的最大利益，最終反而連維護集體利益下的次優結局都得不到。他們得到的，是囚徒困境模型中，無論集體還是個體，都是最差結局。喊著一堆意識形態的口號，背叛了客觀真理，不實事求是，他們的分權、分治理念，正在遭受史無前例的衝擊。
但是，中國數千年曆史打磨出的大一統制度和理念，卻悄然無息，向全世界展示瞭如何破解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困局。這個病毒是最大的全球性的囚徒困境模型現實條件的製造者，能破囚徒困境的，是中國這樣的制度。在頂層設計上，集中統籌規劃。在中層執行上，層層集體決策。在基層中，構建如臂使指的巨大動員能力和操作能力。
我們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紙上談兵設計出來的，而是一個歷史形成的基於國家精神與族群歷史邏輯的精密制度。它的背後，有我們的文化支撐，也就是我們對統一國家，寸寸是祖國，人人是同胞的強大的共識。這是屬於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否則，外地的醫生為什麼要不遠千里，為遙遠的地區和人們付出生命？武漢人民為什麼要相信國家而不顧自己，為遏制住向四方外流的人群而寬容看待封閉家園？我們大多數人為什麼會在國家正式宣佈進入非常情況的時候，願意相信國家並讓渡個人暫時的權益？因為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太多太深厚，如果連國家都已經嚴重警示，我們絕大多數人必然會以最快速度謹守自己的行為，服務於14億人共同的大目標，既是為自己，也是為每個同胞...這就是集體主義精神的體現。這種理念的身影，一直迴盪在中國的歷史裡。應該說，是中國文化中濃厚的集體協作精神，支撐了歷史常態的集權制度理念。
集權制度，一定是盲目從上的嗎？並不，這次小區封閉很順利，但多年前小區拆牆就沒成行。這個制度也在發展，也在完善，補上曾經的不足。它最近的成果，仍是基於集體協作理念而來的分層集體決策制度，也就是我們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集權制度的框架內，也有著集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國家與地方的方向性協調和自適。因為強調集體主義，而不是推崇個人主義，就必然潛移默化向每個個體明晰個體在集體中的權責定位點，個體既有服務集體讓利自律的一面，也有根據自身需求互動制約的一面。集體，包含上層中層和下層所有人，並不是只有中下層。集權制度的精髓，在於全局統籌與局部實施，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全面規劃與合理佈局，也就是上層規劃，中層執行，下層配合。集權並不是專權，我們今天的制度也強調在集權構架內分權，是以事權縱向層級來分權，而不是以地理單位來為分權，不是以事權橫向門類來分權。
中國的以事權縱向層級來分權，是同一事項層層集體決策，也就是中國特徵的協商制度，既講民主，也要集中，形象點說是“豐”字型結構，國家在中央是縱向貫穿，是重心所在，是向心結構。雖然是垂直權力結構，但每個地方層級與事務部門都各自有一個正式的集體決策圈，實際上中國的官員在職務權限內，必須講究專業和嚴謹，因為決策有集體把關。中國的集體決策制度，是圍繞“事”展開的。
西方的以地理單位來為分權，則是不同地方層級與事務部門各自行事，刻意製造行政隔閡來進行不同體系間的互相牽制，形象點說是“卅”字型結構，國家在中間只是橫向連接，是輕盈的紐帶。這種結構相對扁平，簡化了國家層面的權力結構，實質是離心結構，缺乏國家層面的重心。所以，每個層級被選上的那個人，在被賦予的權限外，受制嚴格，但在權限內，說是肆意妄為都不為過。儘管執行上會受到平行部門制約，但在各自系統內的人事上是明顯具有酬傭特徵，完全自己組“閣”，更接近絕對垂直結構，因而決策上，也沒有班子分工與平行人事的委員會制度下的集體把關，能夠更加任性。票席制，本身就是圍繞“人”展開的。
管理上的集體決策，執行上的集體協作，帶著集體主義文化基因的全體中國人集體配合。於是，我們差一點，就把這種病毒，盡滅於本土...是盡滅，不是控制...如果每個國家都做到這一點，也許我們在當下的一個月內，可以宣告全球疫情結束了...然而，但全球的形勢，不由我們了。這是一次國家層面的，集體理想戰勝個體理性，破局囚徒困境的經典演繹。而且是管理難度最大的14億人口做到的。當然，我們的代價是巨大的。因為從囚徒困境的模型來講，兼顧集體利益時，我們個體所選擇的必然是個體利益的次優結果，我們個體承受了封閉期的經濟損失。這個能上通下達，讓上中下各層能夠明確自己個體次優的代價是什麼，集體最優的信心在哪裡的，就是我們的制度。可是，追逐個體利益最大的化，也就是短期的經濟利益和個人的自由權利一概不能讓渡的同體量國家和地區，已經展示了，結局只能是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都得到最差結局，雙輸的局面。現在是4月18日，中國還保持在8萬累計，美國已經躍過70萬，歐盟已經躍過90萬...
但是，歐洲和美國，甚至印度，都還有很多人在責怪中國，甚至要中國賠償。毫不例外，他們的矛頭仍然是對準中國的制度...而我們，仍有很多人，抱著【中國現狀不西方】所以【中國製度不好】，或者【中國歷史上有過悲劇】所以【中國製度不好】的制度決定論，思維仍在停留半個甚至一個世紀前，仍帶路式應和著這些西方論調。
2、集權≠獨裁
中國人在20世紀總結的西方語境下的歷史常識是有問題的，比如很多人張口就是集權=獨裁。集權制度，實際是精密的，制度性的。中國人從三公九卿，左右丞相就開始摸索，到後來的三省六部，群相集議，二府三司，制度制衡性是越來越強的。即使沾染了金元時期皇帝制的粗暴風氣，洪武裁撤相權，明朝的外朝罷相，還是再次形成了內閣內廷的互制。這是因為，隋唐之後，依託專業化官僚選拔和晉升制度理念的強大文官系統已經形成。有了發達的文官系統，無論頂層設計如何變，這種歷史性的制衡態勢都會常委多數時期的常態。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史的另一面，也是對君主獨裁的博弈制衡史。這種制度的歷史追求就是既要保證國家的統籌動員力，又要保證對頂層權力的制約力。而不是像上古社會一樣，簡單的靠分權自治，用層層粗放自決，犧牲國家整體效力，來保證對最高權力的制約。尤其是漢對秦，唐對隋的動員能力與動員能力反噬的制度反思，歷史成果是最為顯著的。
美籍漢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提出：“中國從公元前一直到20世紀，中央政府能向每個農民直接徵稅，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他指出了中國集權制度一貫的歷史獨特性，但作為美國人，作為20世紀前中葉，經歷批古浪潮最盛時期和現代學科草創期的學者，他無法在情感層面理解這種制度。他另部代表作《萬曆十五年》中，那時的所謂獨裁者，就是連太子都沒法換，也不願和文官開朝會，卻打贏了三大徵的萬曆帝。萬曆皇帝不是不想任性，比如在礦稅之爭時，儘管通過內廷與外朝激烈交鋒，最終也不過是君權受制，君威受損，當世便被傳為千古昏君...而那些以反對官員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卻並沒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和重創。這是獨裁者該有的形象嗎？相反，他的孫子，崇禎帝，廢廠衛，殺閣輔，大破二百年形成的內外朝制衡，最終成了乾綱獨斷，也丟了江山。你說他是制度的代表？但他分明是砸爛制度的代表...但因為人人都說他動機好，所以無論結果如何，他的歷史口碑竟然還挺好...我們總是把砸爛這種制度的代表看這種作制度的代表，把砸爛這種制度的因果，看作是這種制度的因果，我們轉換思維想一想，這二者是否有區別？這種制度是該保護還是該砸爛？
上世紀批古之後，一提到皇帝，人們就下意識認為那是獨裁的象徵。但中華歷史上，400餘個大大小小的皇帝，不包含被宣稱是猝死的，也有過半死於非命...包括那位，歷史明確記載是病死，卻靠當代科學技術檢驗證實是被毒死的光緒帝。中國崩潰論者，制度缺陷論者，制度決定論者，要麼只拿中國和全世界就這麼幾個有過殘酷積累殖民史的列強國家比，要麼就是隻是縱向和自己短暫的歷史波谷期比，只盯著個別幾個歷史上最強勢的皇帝，說這是一個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的制度...
集權（中央）≠極權（個人）≠專制≠獨裁≠帝制≠軍國...但我碰觸其中一個詞的正面，很多人就會自然連帶扣上其他幾個詞。就像很多人潛意識裡把，西方=先進=文明=民主=科學，我一碰觸其中一個詞的負面，就會被很多人連帶認為是在反對這一串詞...可是，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文官系統發達的產物。比如唐代中央集權最巔峰的時刻，是政事堂制度，即群相集議制。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審核）、尚書省（負責執行），三省長官（尚書僕射、中書令、侍中，至少四人）與所有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的官員一起，是一個多時達十幾人的宰相群體。而且作為宰相群體之首的首相和副相，基本都是3-5年就輪替。所有的宰相加起來，才是一個丞相的功能。在一千多年前，中國就形成了這樣精巧的制度制衡...這和有些城邦社會的所謂國王，身後跟著一個管家（大臣）和一堆傭人，就是整個治理團隊的形象實在天壤之別。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的連續繁榮和強大，就是這樣被推動起來的。是這樣的集體決策理念和制度，讓唐太宗遛個鳥都被怕讓魏徵直諫，即使貴為皇帝，死了鳥也只能徒生悶氣...遺憾的是，唐玄宗晚年改革，在這種制衡制度上有一定倒退，從群相集議轉為首相獨斷，實際損害了這樣的制度和集體決策理念...
因為中央集權是垂直權力結構，很多人甚至把它和軍國主義掛鉤劃等號。雖然看似都是垂直權力，上令下達，但二者本質是不同，前者依靠專業的官僚選拔制度所形成的專業化職業官僚群體。後者，沒有任何制約，純粹依靠個人的武力背景和缺乏專業能力水平的職業軍人集團的來做決定...比如日本，在發動了918入侵之後到77全面入侵之間，1931到1937年，日本六個首相，五個被暗殺，其中四個死了，一個沒被殺死，但給嚇死了，只有一個沒遇到暗殺的是第一個被殺後出來臨時過渡不到半年的代班兒。這相當於都被殺完了呀。誰幹的？日本軍方，軍國主義勢力。而且，當時日本軍人很流行下克上...日本是一個從未實行過科舉制的國家，沒有誕生強大的文官系統和頂層制衡制度，所以這與我們歷史上的文官制度哪有相似？但因為集權這個本該中性的詞彙被西方汙名化，好像這個世界上，要麼分權，要麼獨裁，就認為集權是獨裁...可即使是西方人自己寫的，自己推崇的企業管理學著作，也從未見過“不管理、少管理”是優越的管理制度的類似觀點...可在國家層面，他們卻深信不疑：不管最好。
中國開始落後是什麼時期？19世紀初。滿漢大防，旗人半貴族化，滿城小封建，五部大封建（滿洲部、蒙古部、漢部、回部、藏部）。鴉片戰爭，清朝根本沒有足夠的動員能力和動力去進行舉國抵抗與國家調頭，也就只能漸漸沉淪。因為清朝根本沒有對中華民族的構建，反而在內部刻意分化，去民族心理。清朝根本不是民族國家。
中國全面落後是什麼時期？20世紀前後。列強蠶食，內亂不息，漢人官僚地主趁勢形成地方自重之實。中央集權制度，在能夠發生東南互保的晚清就是個空架子。在民國軍閥混戰之時，連空架子都沒了。
20世紀，中國有過3次大反思：第一次，推翻帝制，反思自己。第二次，民國結束，反思西化。第三次，改革開放，反思蘇化。建立在三大反思之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就是在保持自己歷史形成的制度精髓的基礎上，對蘇聯集體制度去糟取精，對美國市場制度去糟取精，形成了現階段的民主集中制，公主多輔的市場制度...
中國的國力，與集權能力是很明顯的歷史正相關關係，卻因為20世紀離帝制的歷史距離太近（最後一個皇帝是45年才消失），那一代人還在，所以出於提防和批判帝制的時代原因，才在意識形態上矯枉過正，錯把帝制時期代形成的集權與近代國力解讀為負相關。
上個世紀，第一次反思潮時，我們無論是經驗、技術，還是那照貓畫虎，東施效鼙的亂象制度，都是全面落後的；
第二次反思潮時，我們已經擺脫一味模仿西方制度的亂局，把自己的傳統制度重建；當然，在批古的慣性思潮下，我們必須借用西方思想工具的話語體系來借殼重建。我們是否有發現：
我們現在的唯物主義，與中國人傳統的無神論，世俗化理念很契合（或者說是實用主義有限多神論）；
我們現在的辯證法，與中國人傳統的中庸之道有神似之處；
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人傳統的大同社會追求有共性；
甚至馬克思的革命理論，都與用來傳統解釋中國王朝輪替的天命觀頗具相似；
最主要的，是我們依照並實踐馬列主義的全球化革命成果，重建並調補了我們的傳統制度。
我們還也吸收了它的一些獨有優點，比如用階級理論，更迅速和徹底打破了中國人從上到下，傳統等級思想糟粕的束縛。
實際上，我們只是在西方眾多流派中，選擇了一樣最符合我們特點，也最對症的思想武器來重新建立我們的當代體系。但傳統和當代這兩種話語體系，為了不觸逆上個世紀的全民批古思潮，在用詞和論述上稍微有些脫節，可它們並不悖離。當然，我們也經歷並吸取了它的教訓，並在第三次反思之後把西方其他的主流思想作為重要補充和修正，進一步完善了社會價值觀的細節。
第三次反思潮時，我們雖然剛剛走出被全球主要國家封鎖的初痛期，但已經是令全世界最出乎意料得兩彈一星擁有者...可是，這些代價巨大的努力仍然不夠。我們依然被嚴厲封鎖，被西方笑作有彈無槍。近四十年，是和平與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主題讓我們放棄了戰爭嗎？不。是我們先有能力避免和拒絕戰爭，我們才有條件在不讓度任何國家利益的同時，全面打開國門，走一條完全由自己開闢得現代化建設之路。我們必須搞清楚政治真正的因果，歷史真正的肌理。1980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發射成功，從那一年起，中國才真正是有彈有槍，具備了可以讓西方至今無奈，連局部代理人戰爭都不敢再策動得核威懾能力。正是從那一年起，我們再沒有經歷過任何戰爭，我們四十歲以下的人才能肆意享受完全自主現代化的果實。我們有了西方摸不清得底牌，才敢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這個牌桌上，堅持自主發展，捕捉一切機遇，並遊刃有餘，硬生生髮展成了今天，讓美國這個大莊家頭疼不已，最不受美國控制的全球化牌局中的第一大玩家。
我們這種制度精髓，引導了我們數千年中屢次站在人類文明的第一梯隊和頂峰。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8世紀，我們的制度比較優勢是顯著的，卻因為上個世紀面對殖民帝國積累之後如日中天的西方社會，在我們的低谷期和轉型陣痛期，在全面西化的浪潮下，由於“批古”“反帝”成為必須堅持的絕對“正確”，而連帶被矯枉過正，全面否定。至今，我在本回答談起“集權”這個本該中性的客觀敘述性的漢語詞彙，也會被反對答案扣上“鼓吹”的帽子。他們的反駁，總是把：集權（中央）=極權（個人）=專制=獨裁=帝制...這本就是西方亂燉的大雜燴，在西方批為獨裁者的案例中，其實什麼樣的制度都有，包括它們自己的。總之，不分權，就是壞的，成了一個可以到處扣的屎盆子。也許，說到這個西方社會最害怕，也不待見得詞彙，這個連單極格局以來積極融入美國全球化體系的中國社會，也漸漸諱莫如深，罕有公開提及的詞彙，我就無可避免成為一些人心中的“五毛”了。但在我心中，這只是屬於多數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歷史傳統和理念，是之前2000年曆史比較，和近100年曆史比較，切實感受到的。
中央集權制度，是一個核心的國體制度框架和理念，也並非是中國獨有。不同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或朝代，具體的制度細節也都各不相同。我們的各個朝代的集權制度也在發展和變化中。中國的這套中央集權制度，更多依託了本國的傳統文化和集體主義理念，形成了以發達的文官系統和成熟的文官選拔制度為依託，有高度中基層控制能力的特徵。它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形成整合整個文明的理念慣性，讓我們成為了一個文明型國家，故而成為文明意義上的“大一統”，而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大統一”。不說它能適用於其他國家，起碼它很適用於我們，經得起更長宏觀跨度的歷史比較。
集權≠極權≠專制≠獨裁≠帝制，但很多人在這裡是含混不清的。我們可以舉一個西方自己的例子來說明和補充——法國。
本文只是在歐盟的大框架下談歐洲的。如果單論法國，雖然體量小，但是和中國地緣條件有相似之處，也是既臨海，又有濃厚陸地傳統的國家。法國是歐洲最早，也是唯一在中世紀就建立起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奠定了歐陸第一強國的基礎。一直到二戰後，法國仍是明確為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從1982年推出《大區、省及公社的權力與自由》法案後，才轉型為地方分權自治，向歐洲其他主要國家體制靠攏。那個時期，也是美國金援和策反東歐力度最大的時期，作為二戰被佔領國卻在戰後奉行獨立外交併擺脫北約的法國，實際上當時也頗為被動。80年代中期以後，法國戰後經濟的黃金時代基本上也就結束了...所以，1982年以前，法國是同時實行選舉制和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西方的那套頂層設計，和中央集權的中層構架，法國是一個很典型的曾經融合過的案例。但很多人根本不去深入區分這些詞，一提集權，就覺得是鼓吹自己和反對西方的科學和先進...可西方大國中，也有過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啊？
制度不會決定我們一定先進，但制度之間，有時代條件下的當下制度優越性比較。多數時期，我們的歷史比較都不差，但過去二百多年卻嚴重落後於西方，如果制度不是本因，什麼才是本因呢？全球性的殖民地供養鏈。
3、殖民帝國
西方的先進和發達是建立在什麼之上？制度？不。是殖民地，全球化。英法德意日，無不是靠殖民地跨越式發展。孤懸海外，而且殖民地起家的美國，更是推動並引領了後殖民帝國時代，以全球軍事合作為骨，以美元金融為血，以跨國公司為皮，以全球產業鏈為肉，建立了汲取全球資源的美國為頂尖，歐日為犬牙依附，西方主導的新型全球化體系。如果中國也有幾十倍於本土體量的殖民地人口與土地供養，也有基於殖民地血汗的輸入性利益作為大量人口脫產，湧入科學、藝術等領域的基礎條件，未必科學革命不會發生在中國...然而中國沒有殖民地。中國是正常發展的國家，而且憑藉制度優勢和制度帶來的規模優勢，早在中古時期就超越了西方，只是西方借殖民地開了掛，以不正常原始積累速度，反超了中國。但那不是靠制度，是靠利益。進入殖民地時期，封建制的西方才得以形成殖民帝國，擁有了國家形態，重拾起早就衰敗過的古羅馬的議院共和與古希臘的投票民主，號稱自己擁有了先進的制度。但那並不是先進的制度，起碼不是制度構架上的先進，頂多算依靠殘酷的殖民地積累，優先進入工業化，比世界提前擁有了壟斷性的尖端技術，優先積累了現代化的社會管理經驗...那是經驗的力量，不是制度的力量。當東亞逐漸拉齊了這技術和經驗的代差後，中國國力迅速發展，西方還有什麼可被認為是制度優勢的？中國為前兩個世紀的落後，正在追趕的是西方壟斷技術和現代化社會管理經驗，不是制度。
當西方失去龐大外部性利益輸入，利益內生能力不足，利益格局越加複雜僵化，在事務上越容易撕裂和扯皮。其實中國講民主，強調的是基於一致的頂層目標，基層對自身分屬事項單位進行分層級的充分建言與辯論，把規劃做到無死角推演。也就是基於事務性目標的群策群力。所以中國的民主生活會制度需要，批評-自我批評，團結-批評-團結，實際上是把事要說清楚，把自己的定位、經驗和利益相關點，以個體視角信息提供給集體作為規劃細節依據。既不偏離統一的規劃目標，又要充分收集底層的實情信息。推動中國穩步高速前進的每個五年規劃，都是對民間正式的施政承諾書，需要大量的調研和充分的爭論。我們的民主，是對事不對人。不知道什麼時候，西方把“民主”這詞，就偷換概念，等同成它們的票席制了。結果，以美國為例，它們只興奮於選出個人，至於這個人是否不專業也沒有相關工作履歷，是否想換國務卿換國務卿，想換部長換部長，是否沒有詳盡可控的幾年規劃，是否連勝選承諾都可以不兌現，是否在一個月內連發一堆對同一事物說辭前後矛盾的微博...都無所謂。它們把這種對人不對事的理念壟斷為“民主”...
我有兩個問題：從管理學上講，是管得更多更嚴，需要更加細緻得管理制度，還是管得更少更松，需要更加細緻的管理制度？這個答案很明顯。那麼，管得更多更嚴，與管得更少更松，哪個管理制度更好呢？這個好像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就是有邏輯陷阱的，有了埋伏好的預設前提。多少寬嚴，是程度，不是優劣。優劣的標準，應該是誰發展的更快更好，誰管理得更到位，誰對發展目標實現得更精準，應以結果論。結果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付出得程度更難更大，又對管理目標得達成更完善更到位，即過程精細且目標精準，這難道不是先進的體現嗎？起碼，在這個後殖民地時代的國家格局條件下，中國的發展結果是更適宜於時代條件的。中國崩潰論者，制度缺陷論者，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對幾十年來客觀的全球數據變化和國內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現實選擇性障目。當然，它們主要論據仍然是延續上個世紀的：我們現狀上不如西方。但我說了，我們正在追趕西方的經驗和技術。這個一招鮮吃百年的論據，一直不斷在萎縮，而且幾十年來加速萎縮，到現在，已然是凋零得前夜了...
由於制度這個詞太過寬泛，小到暫時性的行業法規細則，大到一個十幾億人口國家數千年曆史形成的根基國體，都可以叫制度。三兩個人開個小店定的規矩，也可以叫制度。但我所說的這個制度，是我們各個成功朝代形成並強化，且一以貫之的，基本的，核心的，根本性質的國家體制。西方的國體，國家的形成，在上古社會最初形成對政治存因解釋，也就是世界觀上，就與我們有諸多不同。它們的法寶，比如多數派決定，地方分權，高度自治，三權分立，議會...這些國體構架到底現進在哪呢？
基於多數派決定原則的投票制度，就像原始社會的氏族推選族長，部落聯盟民主推選聯盟首領，像是這些原始部落禪讓推舉制度的延伸。
地方高度自治，又為對外統一協調而組合成國家。這種地方分權的理念，像是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制度的延伸。
三權分立，當我們聽到總統與大法官時，不知道會不會想到部落的酋長和大祭司的關係...事務性的行政權與理念性（宗教條文、法律條文）的釋條權分立，也是原始社會的特徵之一。
還有議會，和原始社會的氏族長老制，和部落聯盟的議事會制度，又何其的神似...
這等體制的內涵，分明和原始部落更像...當然，理念更像原始社會，不意味就是和原始社會一樣落後。可實際上西方就是剛從城邦社會階段，通過殖民地跳躍式進入現代國家階段，比如德國結束城邦社會才不過一百多年。所以它們急需建構國家的制度經驗和樣板時，是從古希臘城邦社會和古羅馬地中海文明圈多核社會中尋找。反觀中國，走出城邦社會和封建采邑制度，是數千年前的事了。從實現大一統之後，便一直在探索對職業官僚制度的完善，一直在摸索專業的選拔制度，儘管可能在歷史上出現過目標的異化和偏移，在細則和標準上出現問題，但至少這是追求政治職業化，專業化的體制，避免了國家動盪之時把國家託付給一個演員，避免了疫情肆虐之時只能聽任說話自相矛盾的商人領導...他們迷信多數人原則，但誰能保證多數人是理性的？個體理性，可能會導致集體非理性，西方設定那麼多博弈論模型，孜孜以求的都是如何實現集體理性。這並不容易。他們在企業組織中倍加推崇這些，卻在國家體制上並不重視這點。古羅馬分裂衰敗的種子始於四帝共治式的大限度鼓勵和承認地方分權自治。古希臘最終就直接衰敗於多數人暴政。這種制度，即使可以保證自己的一票是理性的，但這種原始理念，無非是把自己的權利分出了另一票給另一個非理性的人。擁有選擇權利的同時，也擔當了與踐踏權利的烏合之眾平權共決的代價和風險。在當下政治複雜程度越來越高，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對社會管理事務決策群體的知識素養與遠見理性的要求越來越高，民粹主義的機會成本與隱性代價是難以估量的。
西方不是沒有過向大一統嘗試的歷史實踐，比如羅共和國轉向羅馬帝國，但是，西方的地緣條件決定了，它們的文化難以像中國這樣長久的堅持並越過單一國家的規模極限瓶頸。五胡入華，變成了華夏。因為從劉淵、苻堅到元宏、宇文邕，他們心心念念，都是秦漢的大一統理念。但日耳曼南下，羅馬昔日的輝煌成了蠻族的美夢，不過羅馬脆弱且精緻的統一理念，粗獷的蠻族沒足夠的維繫能力，一點點被忘棄。中世紀的黑暗，就是體制退步，復趨原始的代價。直到西方被奧斯曼的伊斯蘭文明逼到角落，才倒逼出為了尋找東方而意外開掛的殖民帝國時代。幾十倍於本土的外部利益源源不斷輸入本土，如何奶不出幾百年來無數的科學蝶變與技術奇蹟？如果給中國GDP與財政收入就地翻十倍會怎樣？西方制度理念因為從貴族社會相對快速跳躍性實現現代化，越過職業官僚制度初期的積澱，更接近原始社會的理念，所以確實沒有沾染太多職業官僚制度的積弊。但同樣，它也沒能形成職業官僚制度的頂層專業性選拔傳統，無法擁有和理解職業官僚制度的優越。當然，近代西方因為社會的發展迭代迅速，積累出了大量的社會管理經驗，涉及政治制度的就有任期制，政黨制，憲法制，以及各種藉助學術成果的科學管理制度...但這些是經驗，不是我所說的核心制度，即不是國體。這些經驗，我們一直在吸收和適應。當我們逐漸做到人有我有，我有人無時，我們的國體比較優勢，就被加速體現出來。西方几乎殖民過全世界。中國是殖民帝國時代除列強外，全世界屈指可數的，主權從來沒有完全落入外人之手的國家。而且是這四五個國家裡歷史領土保有相對較完整的大國。連最早效法西方並躋身列強的日本，都曾被美國全境佔領，喪失主權。如疥蘚之疾的半殖民，已經是如日中天的西方，跨代降維打擊中國的極限了。這不是巧合，是國力雖然不振，但國體勉強在支撐的結果。
西方的制度並不是沒有優勢，只是這種制度設計，更多是為擁有巨大外部利益輸入管道的社會所服務，更符合它們瘋狂外拓的時代需求。
西方是地中海文明孕育出來的商業民族，海貿經驗和傳統非常濃厚，富有冒險精神。加上他們早期城邦社會的特徵，沒有農業文明的古中國那樣的深重的國家情節（忠君愛國）、家族文化（宗法孝悌）和地理崇拜（中原中華），尤其是沒有中國特有道德觀（仁義禮智信）的束縛。緊隨哥倫布的西班牙遠航隊伍的幾批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比如科爾特斯曾用600人，以外交使團為名，成功接近充滿善意迎接他們的阿茲特克國王，並突然發動對這位表達友好的國王的綁架，並以此控制並滅亡了阿茲特克文明。在短短几年內，令當地千餘萬印第安土著人口迅速凋零到只剩一成多...再比如不久後，弗郎西斯科皮薩羅帶160多人的西班牙探險隊登陸南美，趁印加帝國內亂，如出一轍的綁架、控制並殺死印加皇帝，也成功殖民印加帝國...兩個土著帝國崩潰後，南美土著印第安人再也擋不住西班牙入侵者...這種歷史真實事件，就和美國人拍的《火星人玩轉地球》裡的橋段很相似：人類用和平鴿熱烈歡迎走下飛船的火星朋友，結果火星朋友舉起槍就把地球人一一爆頭。我覺得中國的遠洋軍隊，比如鄭和的艦隊，真的幹不出來這些事...皮薩羅死的時候還喊著耶穌基督...但古中國精英受儒家薰陶，很難對無冤無仇的陌生國家這麼殘忍和精神撕裂。
當然，西方得到殖民積累之後的文化和科學，無愧於燦爛的文明。但不能因為日後的輝煌燦爛，就倒推這個文明幼年也本該陽光仁慈...實際上，它的幼年可能很殘忍和黑暗。但人類歷史就是這樣殘酷，比如疫情中死去的人，千百年後，只是寥寥一筆“2020年爆發了一場瘟疫，N萬人亡”，不會有人記得他們...就像我們今天，沒有人懷念並記得那些平凡存在過的阿茲特克百姓和印加百姓，甚至西方很長一段時間不把他們當人...即使是被西班牙和西方人紀念為先驅英雄的科爾特斯和皮薩羅，在我們感嘆西方偉大的文明成就時，又有多少人關注或者知曉他們曾經的殘忍做派呢？
因為西方今天很先進發達開放浪漫，就認為它們能夠這麼先進就一定是因為他們的本源文明或者制度有之處，我個人以為，這和少女粉看到他的愛豆長得辣麼帥，一定很善良很努力，是一樣的一種人類普遍的以表推裡的現象...
我們雖然地大物博，但其實緯度氣候合適的東亞宜耕平原面積，相比歐洲和北美並不大。我們人口也多。我們只是一個歷史上以正常發展速度，相比其他正常發展速度國家快一些的單一制多民族國家。我們的主體民族，從沒有以民族為單位去創造和劃分過奴隸，從來沒有在自己國土上以地理為單位來評定人口優劣等級。如果，我是說如果，中國某一個省是貴族，是殖民主，而把其他幾十個省都當做殖民地，未必那一個省不會出現大量脫產人口進入科教文藝領域，催生科學革命。但中國沒有這種歷史，這種血汗金字塔的殖民帝國結構。
英國自己開啟了工業革命，出了那麼多大師，為什麼從未聽說過被統治一百年的英屬殖民地印度，有過印度人出過什麼大師呢？因為印度人可能在夜以繼日的修鐵路，最後累到在鐵路上，成了一堆無人認領的枯骨...他們正在為殖民主的脫產後，偉大而富裕的生活，流盡血汗...如果18世紀的英國社會，區區一個小市民，小老百姓都擁有和中國古代大地主一樣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富足生活，它們豈會不爆發科學革命？古代，雖然我們地大，但人口也多，我們古代的富人和有學識者，也只零星得分佈在六七百萬平方公里之上，實際上是孤島式分佈，無法形成教育普及度與產業密度都很高的市民社會和城市環境。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年代，一個國家想有科學革命，先要有大量的人口投入到科學領域。但這個領域是非生產性的，需要眾多的生產人口節省自身所得來供養非生產群體，作為社會成本與支撐...即使中國古代，一個窮書生趕考，都要全家幾口人省糧省錢，還為他爭取出不用困於日常勞作的讀書的時間和口糧，有些甚至是娶了妻生了子，還要孩子為讀書的爹爹省糧。何況科學這種事情，沒有考試和絕對的成功標準線，即使等到發明成功、獲得專利、出書成名，也不比那些古代中國一心趕考做官書生的煎熬要小多少...當然，科學技術最終會反哺生產效率，但這是一個必須先行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投資...沒有殖民地的正常國家，哪怕如中國之大，也付不出這個原始積累的先期代價。但殖民帝國，卻從這種盤剝式的原始積累中，形成了科學發展與生產活動的良性循環。
比如改良蒸汽機的瓦特本人在成功之前就幾度想要放棄事業...因為17歲時，他父親破產了，家道中落，他的生活和項目壓力巨大。但為什麼17歲之前，瓦特能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底子？因為他的父親經營著一個修船廠，而且經營海運，有自己的產業...為他的父親什麼有產業？因為他們是英國人。英國在外海有殖民地，有巨大的海洋運輸產業鏈，殖民地可以通過海運源源不斷向本土輸送大量的物資和財富，給本土這些英國人巨大的行業利益。所以，他們可以讓他們的兒子無憂無慮的長大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但殖民地上人呢？尤其是非白種人呢？這只是一種全球供養鏈的代價而已。對殖民主而言，你所有的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為你負重前行...
不要以當代的社會條件去思考四五百年前。那個年代，不是好學一點，分高一點，報考個好專業，想去當科學家就當。能不能上學，有沒有錢上學，上的是什麼學，上了學家裡有沒有條件供養到有所成就，這都是大問號...
殖民地，就像是國家有了穩定產出的產業，讓所有本土孩子有條件擺脫基礎的生存勞作，集中人生的精力接受教育和發展科學...
大英帝國巔峰期，海外殖民地的人口和領土面積是本土人口和麵積的二三十倍...但那是97%的殖民地，為3%的殖民主供血的模式。我們中國雖然地大人多，卻從沒有過這樣極端的供養鏈。
據2017年統計，中國大學生佔據總人口的比例是8.86%，本科生只佔4.43%，知乎並不是整個世界和中國...還有那麼多駝了背的農民工，擦著汗的流水線工人，不會在這裡辯論什麼...我們只是比當初被殖民的印度強。我們正在尋找一切機會追趕那落下數百年的經驗和技術積累...當然，西方有著數百年的技術積累。仰仗著這些壟斷技術，即使今天，他們的經濟效率也要高得多，故而生活顯得特別體面和文明。我們的追趕，在微觀面，每個人就必須要更賣力一些。在宏觀面，只能慢慢得往全球產業鏈上端攀爬。我們生活“體面”的人口比例，仍相對低很多。
當殖民時代落下的技術水平和經驗水平被拉近，我們被技術經驗代差所掩蓋的制度能力再次凸顯。相對而言，以地理單位來進行分權，或以事權橫向門類來分權，也就是西方制度的主要邏輯，最終的方向，仍是各自為政，協調成本巨大，無法在面對重大災難時，發揮出更強的國家能力。他們突破不了他們自己設定的囚徒困境模型。有人說，制度是各有優點...但是制度服務的目標是一致的，總歸要在更長的歷史長河中，通過宏觀篩汰完善。我並不認為當下中國的制度就是終點，我們的制度一直在完善中，但我認同我們傳統的核心制度理念。如果災難時都不能有效得完成基本的國家治理目標，不管說辭上再討巧的制度，恐怕遲早也是要被淘汰的...一同淘汰的，還有那如同歷史上無數不為人熟知的，曇花一現的國家...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只有源源不斷的變動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會的活力。也就是要避免階層固化，避免社會板結化，像曾經在高門大姓的士族社會撕開破口的科舉制一樣，保持社會流通渠道的通暢，保持社會經濟效率的穩定，保持社會技術更新的高頻...也許，再過3000年，我們中國還在被批評制度，但批評我們的國家，可能不知道是誰，制度又是什麼樣了...
4、今天是歷史積累而來的
平原廣袤卻氣候寒冷，我們的黑土地，是中國。
富含油氣卻土地貧瘠，我們的黃土地，是中國。
礦藏豐富，良田無邊，盛世開疆，戰時拒敵，我們的北國，是中國。
水網密佈，良港相銜，交通發達，海貿興盛，我們的南國，是中國。
既是歷史傳統的產糧大區，也是下游屢遭黃河威脅的黃泛區，我們的黃淮海大平原，是中國。
既是地廣人稀的雪山戈壁，也是天塹般護佑腹地的戰略縱深，我們的大西部無人區，是中國。
...
東周五百年大亂世，孕育了秦漢四百年的中華第一帝國，奠定了制度。
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大亂世，孕育隋唐三百年的中華第二帝國，完善了制度。
五代宋元五百年民族車輪對峙，讓再次而來的明清五百年逐漸變得內斂，最終遠遠落後於殖民帝國的列強。
也許，我們的核心理念，真的不適合地理大發現下的掠奪型經濟，我們更多願意耕耘先人的土地，難以產生這樣的優先服務於外部輸入利益的制度。我們的東南亞華人，從來不是殖民者，我們的國家，居然沒有謀求海外利益的動力。甚至到上個世紀後半葉才建立了第一個漢族主體卻與中國無關的城市小國。可是，這並不代表，我們的制度理念就是落後的，起碼在穩步正常得實現內生利益上，當下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全球貿易競爭，而不是以殖民帝國形態進行競爭時，我們至今還是有不小優勢的。西方制度的優勢，在於拓張外部，而我們，在於整合內部。時代條件，開始暫時傾向於我們。但那個終極競爭瓶頸，也似乎看得見...
這個全球地理複雜性最強，多樣性最強的大國，用數千年，用一次次激烈的內部地理板塊碰撞和教訓，學會了剋制，學會了兼顧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合則共利，分則俱傷。和合互補，就是中華歷史積澱而成的共同體精神，是中國一次次實現大一統，消弭東亞大陸眾多地理單元之間內鬥內耗，統一方向，打破囚徒困境的動力。
百餘年的恥辱，三十年的跌宕，我們不是沒過曲折和錯誤，我們不是不會犯錯的民族和國家。問題是，是否非要把我們自己的歷史看作是原罪，把我們犯過的錯誤看作是必須燒家毀 屋來懲罰的邪惡？
公元前3世紀-公元18世紀，中國是形成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管理最複雜的國家社會次數最多的地區。
19世紀，20世紀，儘管當時中國已經孱弱甚至混亂，但仍然是亞非美僅有的四個沒有淪為過殖民地或被列強全境佔領的國家，而且最終保持版圖基本的歷史完整度。
20世紀21世紀，中國在窮國中，第一個擁有超過了第二世界國家的國防能力。又在主權完全獨立自主的情況下，讓人口超過發達國家總和的人口，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從落後國家步入世界標準的中等發達收入，綜合國力也躍升到世界前三...我們的絕對貧困人口，是以比聯合國更嚴格的國內標準，以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速度在消失...
這些並不是疫情期間才發生的。這些是鐵一般的事實，還需要靠什麼咬文嚼字，尋章摘句，用西方政治學的專業大詞來論證？如果有人非要砸爛這套制度，拋去你用來安撫利己主義心理的美好口號，你到底更像歷史上的誰？
我們是從來沒有做過列強的國家，沒有派過殖民地總督的國家，但是我們現在竟然漸漸可以在會場外，影響不可一世的G7集團國會議（或者說G8）。大概，我們是後冷戰時代，乃至後殖民時代，第一個做到這一點的國家。我們和西方，正在大多數國家社會的主要指標上此消彼長，儘管還沒有整體超過...
有人用殖民地時代前的中國，去對比殖民地時代時的西方，自然有很多不盡人意。有人用殖民地時代後的中國，去對比殖民地時代後的西方，自然也有很多不盡人意。但我們對比殖民地時代前的中國和西方呢？對比現在正處技術革命和追趕之中的中國與西方，其實也沒那麼遠的距離了。我們去年才跨過10000美元人均產值而已，破繭蝶變，才剛剛開始。西方殖民地的原始積累，是中西方對比時最容易被忽略的歷史變量條件，西方也很少從宏觀敘事角度強調這個羞恥的歷史符號。但如果無視這個東西分野中作用最為關鍵的變量，很容易就會陷入制度決定論的怪圈中。
有人說，我們的王朝從沒有超過300年的。但那是全球的朝代劃分標準不同。中國的朝代，第一，皇族必須直系親屬繼承，否則就要變更國號。第二朝代的版圖不能有大的丟失和分裂，否則會被歷史學界加上東西南北的前綴，算作另一個朝代。如果按照這兩個標準，西方沒有一個國家，能超過我們。無論是消失的古國，如劃分眾多王朝並經歷過分裂的羅馬，還是現在的西方體制鼻祖英國。英國國王的合法性來自於教皇認可，實際上與底層無關。但按血統它也分為十幾個王朝。哪怕按照根據國土伸縮變動，經歷分裂而定的國號，也有英格蘭王國、大不列顛王國、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已經四個了。而且英國還面臨著北愛爾蘭獨立的威脅，可能還要變更國號...而且，這個對比王朝時間的問題本來就不合適。中國的300年週期，是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以後，能保持龐大的、完整的、無嚴重分裂的國家形態，是大一統的極限在300年。一來，中國已經建立面積和人口是幾十倍於西方小國的國家體量。即使刨去統一王朝，半壁王朝也是多數時期，碎片化的分裂期並不多。二來，中央集權制度在維繫這個龐大體量。對比朝代時間，怎能只用龐大國家規模的帝制朝代時間極限，去對比采邑制下版圖反覆伸縮變動，甚至國家位置整體挪移的西方小國？如果把我們的非中央集權制王朝也拿出來比呢？夏商周，上限都800年了...但那八百年，一大半的時間，內亂紛爭不斷，混亂程度比歐洲的中世紀困局也好不太多...實際上那段時期才是和歐洲中世紀對等可比的。制度本身，也是歷史變量。我們要看到制度的效力如何，該對比的，沒有殖民地時的西方，和沒有殖民地的中國。
歐洲的深度國家聯盟，畢竟連一個國家都不是。歐洲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也是人之常情。英國更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它們的國體，本就是殖民帝國時期，巨大外部利益反覆不斷輸入本土，本土利益格局高頻變動下，為保障本土既得利益的舊貴族集團，與對海外木偶提線式操控汲取的新興利益集團，能夠以和平手段持續交替，所設計的可定期洗牌的席位瓜分式規則。實際為了防止對國家受到動盪衝擊而設計，放權鼓勵對外擴張謀取增量，對內限制妥協於利益席位分配的制度。因為是全球掠奪性經濟邏輯，這和原始採集者掠奪者社會的部族社會特徵就更為吻合。簡而言之，就是服務於鼓勵對外共犯時的積極，保障內部分贓時的穩定。當殖民地強權時代的結束，東西方文明權重再平衡的歷史大潮下，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率先崛起，西方几百年的老本，壟斷性的技術與經驗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壟斷性的技術與經驗是什麼？就不拿老掉牙的美國蘋果設計師畫個圖紙喝咖啡賺中國流水線加班工人幾百倍的價值再說了，就拿法國空客舉例。僅空客一家跨國公司，一年的營業額均攤到法國每個人身上，就相當於將近中國人均gdp。但gdp只是經濟活動的累計值，空客的營業額卻是最終交易值的體現。空客在法國也只是眾多這種吃全球壟斷飯的企業之一。所以法國人為什麼經常放假，從不加班，雙休不夠三休，又休閒又時尚？法國一年能有多少客機採購需求？這不都是靠全球利益輸入麼？發達國家的三產gdp比重大，是因為它們主要依靠巨大外部輸入利益，更需要通過三產來進行內部社會的輸入性利益再分配。同樣，那些富裕的小國寡民的北歐國家，一家壟斷某種醫藥技術的全球藥企，就能讓全國舒舒服服享受穩定且巨大的福利。諾基亞就算不做手機了，讓給美國了，依然通過巨大的外部輸送的版權收益和股權收益，維繫500強實力，維繫北歐小國寡民式的富足。但現在，它們開始矛盾了，害怕了。為什麼？一個歐洲壟斷的進口醫療器械或藥物，可能在前一年，在中國價格還是幾千上萬，但在中國那批野蠻生長的國內企業掌握了相關技術後，會直接把市場供給量推到飽和，把價格壓低到幾百塊...這就是網上場講的中國是價格屠夫。中國掌握了全產業鏈和定價權，意味著歐洲小國寡民的美好日子就會結束...中國既是最大客戶，奶著他們。也是最大的搶飯碗對手，隨時斷它們奶...如果制度不改變，它們抱著祖業，坐吃山空是遲早的了。因此，它們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是非常嚴格的。但這次疫情，非常時期，中國對相關技術轉移的討價還價也不會少的。
當西方列強的全球外部輸入性利益不斷萎縮，它們的體制又不利於通過精細化的本土治理來有效自身造血，難以創造內生利益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實際上歐盟的成立與發展，是歐洲精英看清了自身體制在後殖民地時代的競爭劣勢，試圖做出的有限統合舉措。歐盟國家有限讓渡主權，統一貨幣，統一市場，統一規則，強化地區經濟互補與對外議價能力...這種國家聯盟是足夠深度的。但無法在行政層面統一，就意味著這個制度仍是為了穩固外部性益權重優勢而服務，並沒有真正整合內部的利益集團，做到歐洲體量和層面的全局統籌，缺乏真正的調劑功能。在觸發極限變量面前，仍然為了眼前的局部利益各自為政，它自然也無法對抗囚徒困境。這次疫情之後，歐盟是會看清彼此不可共患難的嘴臉而更加渙散，還是會倒逼一體化進一步深入，而推動這種深入，是否會催發更大的地緣格局震動，不得而知。
美國的聯邦制度，比起歐洲的邦聯制度，應該說是更進一步，發揮出統籌優勢，擴張優勢，所以才對歐洲列強後來者居上。不過美國建國，仍是殖民地、邦聯向聯邦轉型。聯邦更類似於地方州邦利益集團的全球事務服務機構，所以國家建立之初，就在設計分權制衡、自治自決的防範機制，防止聯邦權力在內部權力上的擴大。美國曆史上幾位最偉大的總統，無疑都是促進聯邦權力得到強化的節點人物，聯邦與眾邦的集體與個體，國家與地方的博弈一直都在進行。美國在這次疫情，如果栽得太狠，直接動搖其全球霸權，恐怕也面臨著進一步還是退一步的選擇...
但是，美國霸權下的全方位國際話語權體系，總是讓它無論自身制度到底如何，卻很方便給全世界其他國家畫誘餌。比如，他們很關注中國地方上拆遷補償糾紛的一些事情，以此證明中國的制度讓居住權都可能受到侵害...可是，它從不會告訴你，美國很多社區屋主協會對美國私人住宅的管控比中國更為嚴苛，不僅對美國業主自家院落、建築的改建，進行嚴格的審批制度，甚至連家裡養幾隻寵物，自己大門油漆用什麼顏色，院落花草品種等等，都有細緻限制。如果未經過社區批准而稍微私自改動了自家的房子，很可能會被社區強行拆除，或者被社區告上法庭，與著名的美國律師群體做長期鬥爭...甚至在自家的院落裡露天曬個衣服，都會因“曬衣繩禁令”受到數千美元的處罰...這自由嗎？並不是說，它的制度就是錯的，實際它維繫了美國的社區面貌，保障了業主居住環境...所以才有衛星圖上那如圍棋棋盤一般高度標準化的美國式住宅區。只是不要自己也有類似問題，還要扣帽子。
我這篇並不是制度決定論，我通篇就是在講，為什麼我們的制度不差，很適合我們自己，在某些歷史條件下，以及總體現狀上，卻不如西方好？因為我們的歷史積累差太多。我們的科學技術，我們的社會管理經驗，還有不小差距。但是我們不能只侷限在自己年齡眼界內看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差距，比100年前，比70年前，比40年前，比10年前，比去年，一次比一次小...我們正在追趕西方的是經驗和技術，不是制度（國體），我們的速度和加速度都不低，而且我們這代人似乎能看到不遠處的超車點了。東西方真正的歷史變量點不在制度本身上，而是在於制度是否適合產生極端的全球殖民供養鏈。集權與分權，是程度，無關優劣。儘管，西方的制度可能更適合它們，也造就了它們的輝煌。也許，我們會融合。但制度服務的目標，即國家治理，是一致的，以結果論，總有符合時代特徵的優勢與否...現在，我們的制度更能依靠優越的國家能力解決發展問題、災難問題、經濟問題、國防問題，破囚徒困境，卻是當下顯而易見的。即使將來宇宙大發現的大航天時代到來，我們可能有會遇到瓶頸，但今天的事實就是我們最快。有些人，就會打著正義的名義，與事實為敵。批評自己沒錯，讚美別人沒錯，認可自己沒錯，指摘別人也沒錯。錯的，是雙重標準。不要忽略家庭經歷而只顧當下拼爹，不要不顧母親的含辛茹苦單以長相嫌棄母醜...不要雙標，僅此而已。
殖民地早就沒了，但是美元在美國國境之內的流通量，僅僅不到一半，最少時不到3成...全世界攥著超過總量5成甚至7成的美元外匯儲備，等著美國新一輪的量化寬鬆...我們，將為美國人民再一次埋單。為什麼？因為我們不得不用美元來進行國際結算，從美國的盟友那裡，沿著美國控制的港口、海岸線、海島、海峽，購買和運回支撐我們生活，以及在網上打嘴仗的能源物資...90年代，我小的時候，每到過年前，社區就要停半個月的電，我的父母告訴我，是為了節省下來給過年用電高峰儲電...那個時候電壓真的很差，即使能買到一些電器卻帶不起來。
也許，有一天全球國家版圖已經大變樣的時候，人們回望這次21世紀20年代開篇的全球大疫情，會輕描淡寫得說：制度融合/制度之爭，是從這一年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