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陈登原、柳诒徵都曾著过《中国文化史》，王国维、钱穆、何兹全等人也都有过这方面著述。但“文化”这个概念内涵相对不固定，外延包罗万象而众说纷纭，涵盖了器物、思想、艺术乃至于制度。书写文化史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容易陷入人云亦云、剪裁填补的窠臼，最难在无人问津的领域开掘出新路，发前人之所未发，让人信服和满意。吴方先生这部《图说中国文化史》是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的某种结合。作为一扇观察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窗口，具有内容和方式的双重意义。
本书展现了“大历史观”。作者不太关注激烈的战争和政治事件，而倾向于概括一个长时段的文化品格。正如书中所说，除了戏剧性冲突的事件，“历史尤其是文化史还有它长时段的文化心态在起作用”，这成为作者写作的一种自觉，也使得各个章节穿插着很多共同的话题。
其实，中国文化中包含着的很多问题，都滥觞于我们民族的起源，又经过历史的重大标志事件强化，慢慢烙成了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基因。比如重视秩序和规则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题之一，中国人很早就把视角从人与神的自然关系转移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对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探讨达到了早熟的巅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孔子倡导“礼义仁德”来抵制春秋时期的攻伐，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温和、冷静的文化态度”，相信通过渐进的改良和和谐的追求，才符合理性的要求。对于天道与人文、王道与霸道、礼乐与刑罚孰轻孰重的讨论，贯穿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
“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人对于社会、人生、政治乃至于哲学和宗教的心态，更强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把“纷纭不一的精神意象，融合在一个历史文化场景中，使神道社教与政治、与传统的伦理相配合”。这种跨越人为分割的动态时段而立足更加宏阔的静态历史的视角，让阅读本书的行进速度不急不迫，显得平静而从容。
本书还尝试打通文化、艺术、人文等概念的边界。
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和文化都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通过某种符号呈现出来，反映和表现了某种社会力量。本书体现了艺术和文化的互释性，以艺术的眼光看文化，极大扩充了艺术作品的范围，无论是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先民们留下的遗迹都闪耀着艺术的光辉；以文化的眼光看艺术，则参透了艺术背后的精神，每一时代的审美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浓缩，包含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讲述唐宋以前，远古到春秋战国又占了其中一大半，从文化遗址分布、文化分期、古文字、出土文物等艰深之处讲起，从古老的时期追溯文化的发展脉络。
作者很重视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运用，让文化史上的经典，同地下出土的器物、文献相互印证。比如对于陶器文化的理解，将其视为“文化”的典型体现、审美价值从实用价值中的蝉蜕脱出，开创了陶冶、熏陶等中国艺术精神的先河。这实际上是文化史书写中对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借鉴。
通过从物质生活变迁揭开文化问题的序幕，由物质而精神、由器物而观念、由心理而风格，证明了每一种艺术样式、作品的兴衰，都建立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生活之上，建立在一个时代所处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安全压力和制度典章之上，“各阶层的人们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动于不同的场合、圈子”，这一点，东海西海、古往今来，心同理同。
历史不是亡灵的画廊，而是思想的战场。讲述文化的文字，本身也要充满思想和文化的张力，形式、文字和内容完美融合，信雅达兼而有之。本书章节段落的设计摆布，就让你仿佛置身于中式庭院，移步换景、目不暇接，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纷至沓来、点缀其间。文字的优美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每一篇的介绍与分析，都像极了独立的明清小品。
作者对于才情、文思、美感的体悟理解积淀很深，善于捕捉到一个作者、一幅作品、一种现象、一类风格最幽深而独特的东西，把“妙处难与君说”的要素捕捉和再现出来，这是吴方作为文艺批评家的专长和优势。当我从中读到白居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寄意逍遥仕隐兼达，读到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放浪形骸排遣郁闷，读到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风雨飘摇辗转流离时，对这些经典作家作品有了更多直观和感动。
正如法国人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无论是历史还是书写，其实过去从来没有过去，始终以某种方式影响、塑造着今天的我们。（王会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