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部叫《七里地》 的電影火了。
這是一部由許鞍華導演，春夏等人主演的電影。全程時長只有9分鐘，卻講述了一個家族3代人，70年，關於一個“福”字的故事。
在東北鐵嶺，有一個叫「七里屯」的偏遠山村。
若想進村，要穿越樹林的「七里路」。這條路並不好走，尤其是冬天，積雪很深，寸步難行。
可是，有三個年輕人，卻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這條路。
華人女攝影師YUAN，跨過千山萬水來此地拍攝一部關於「中國春節文化符號」的紀錄片。奈何越野車陷進了雪地裡。
她只能步行七里地，終於到家門口了，她才想起自己把爺爺給的春聯落在了車上。
原來，身在美國的爺爺因身體原因，今年無法回老家七里屯過年，便寫了一個「福」字的春聯，想讓YUAN替他親手貼在老宅子的門上。
另一個年輕人，是從村子裡走出來的高考狀元東昇。
他獲得了赴美留學的機會，春節前便要離開故鄉。他的父親趕著馬車，送他這七里路。
離別時，父親拿出一張「福」字，對兒子說：“在外求學，過年時記得貼上它。畢竟，福在哪，家就在哪。”
第三名年輕人，叫曹瑞昌。
漫天飛雪，他揹著生病的母親，領著年幼的妹妹。從山東老家來到這裡，艱難地在「七里路」的雪地上行走。
他們終於深一腳淺一腳趕到了七里屯的新家。縱使一路再辛苦，卻還是將寫好的「福」字貼在門上，心懷希望地說：
“福到了，家就到了。”
三名年輕人的故事，看似有著不同的人生，其實埋著一條隱蔽的線索：
1947年，闖關東的曹瑞昌，為生存不遠萬里來此。1983年，他的兒子東昇為夢想，赴美留學。2019年，已在美國定居的東昇的女兒YUAN為尋根，日夜兼程，替年邁的爺爺在老宅寫下了「福」字。
七十年間，三代人就這樣在一條叫「七里地」的路上，訴說著對於「福」的堅守 ，交織重疊，生生不息。
讓許鞍華執導講述《七里地》這個如此充滿人情味的故事，我覺得再合適不過。
無論是《女人四十》，還是《桃姐》，又或者是《明月幾時有》。
她總能敏銳地察覺到時代的洪流面前，每一個小人物的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訴求。
她的作品或許不遵照商業邏輯，卻總能發人深省，這種矛盾也讓她陷入兩難境地。
所以，你很難想象，頻出佳作的大導演許鞍華，常常因為缺乏投資而拍不了電影。
或許她的作品有些小眾，利益回報並不直觀。可叔本華曾說：“最好的作品，欣賞者往往最少。”
所以，我更欣賞許鞍華從業三十件所堅守的品質：“少一些功利主義的追求，多一些浪漫主義的堅持。”
就像《七里地》中扮演女主角的春夏。
人生中出演的第一部電影就讓她成為影后，按照正常邏輯，接下來的她可能戲約通告不斷。
可她卻在名噪一時之際，選擇做了一年“隱士”。
對春夏而言，做演員是一個充滿敬畏感的事業，是她最享受的事情。她很擔心自己名不副實，於是潛心學習，深耕演技。
每個人真正應該追求的，就是要學會在浮躁中沉澱自己。正如她在《奇遇人生》中所說：
“我們真的太著急了，我們多麼想要一個結果，但是我們追求的目的根本就不純粹，我們根本沒有享受到這件事。”
其實春夏與許鞍華，她們都是一類人。
當所有人都為了追逐名利，而去爭個捨我其誰時。她們卻異常篤定，學會拒絕和疏離。畢竟，享受過程遠比結果，有趣的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願意稱《七里地》為一部「文化作品」，而非「商品」。
如今，好萊塢流水線下批量生產的商業電影層出不窮，嫻熟的拍攝手段，流量雲集的大牌明星，幾乎成了它們的標配。
可電影藝術，應承載更多精神傳承的使命，並給人以反思。
就像《七里地》，沒有情緒的渲染，而是平靜溫和地講述了三代人對於「福」的堅守，恍惚間將我的思緒拉回小時候：
那時候的福字，似乎就是家人用紅紙和毛筆一筆一劃寫出來的。大年三十，我被爸爸抱起來，將一個福字貼在門上。然後吃餃子、放鞭炮、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春晚，不亦樂乎。小時候的幸福來得如此簡單，我們也很容易被滿足。
可是，隨著手機和網絡越來越發達，人與人的“連接”多了，真誠的“對話”卻少了。
新年回家時，我似乎很少注意到父母在門前精心貼好的「福」字，春晚開播前，我已經早早回到房間刷起了朋友圈。父母也曾向我抱怨：“一家人難得團聚，可每個人的眼睛都長在了手機裡。”
科技的進步加深了代際之間的隔閡，我們與長輩的距離也愈發遙遠了。我們似乎也忘了那些原本需要一代人傳遞給另一代人的文化與情感。
可是，科技進步不應成為我們「忘本」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