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校外培訓機構開學復課的風險高於公辦學校是沒有科學道理的”，日前，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培訓教育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王文博接受南都專訪，呼籲關注超六成校外培訓機構在疫情期間的經營困難，盼望在做好疫情防護措施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與同年級學歷學校同步開學復課。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乃至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損失，甚至到現在可能都無暇彙總計算。不難想象，教育培訓行業在此番疫情中所遭遇的重創。相關機構在2月初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超九成培訓教育機構反饋疫情對機構運營產生較大影響，有相當比例的培訓機構表示處於可能倒閉、經營停頓和經營困難的狀態中。
校外教育培訓行業的絕大多數經營主體是民辦教育機構。不同的機構所面臨的困境可能也有差異，尤其是其中的課外培訓機構，可能還揹負著更為複雜的社會情緒。首先要明確，固然一些培訓機構可能因為助長高強度的應試教育而不為部分群體所喜，但只要是合法合規運營的教育培訓機構，在疫情背景下就同樣關乎民生、就業等社會基本議題。作為一般市場主體，它們需要國家從救經濟角度出發的政策扶持，作為涉及未成年人群體聚集的行業，它們在承擔更沉重的防控壓力的同時，也需要國家政策層面更多細緻的安排和幫助。
教育培訓機構不同於公立中小學校，缺乏國家財政後盾，一些針對中小微企業的幫扶政策，比如房租減免等，因為房東業主性質的差異而無法硬性要求，從而很難直接惠及承租企業。更何況，短期的房租優惠對於較長時間無法復工的培訓企業而言，並不是壓力的全部。不光是對民辦教育機構，疫情期間對困境企業的救助，同樣可以嘗試以直接發放消費券、救濟金的方式進行。
彼時出於疫情防控需要，在整個社會階段性停擺時，包括培訓、幼教在內的諸多教育機構需要同步執行，但在社會復工復產復學的進度中，卻無法“享受”同一標準，應該說這是現實存在於相關行業的困境，必須通過細緻的扶助政策、一視同仁的防疫復工標準來破解。
街市、商場陸續在恢復營業，但身在其中的教育培訓機構卻依然不得不大門緊閉，這其中固然與不同企業復工審批機構、程序的差異有關，但對教育培訓行業的復學安排，即便無法等同於普通餐飲服務行業，也需要有關部門給出細緻的指引。在做好疫情防護措施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允許教育培訓機構與相同層級的中小學校同步復課並非不可能。就在日前，蘭州市城關區、合肥市等地已經開始為校外培訓機構的復工復學做出詳細具體的安排。
對教育培訓行業而言，在達到疫情防控標準的前提下，有序安排復業復課是解決其現實困境的根本。客觀來說，對教育培訓機構同樣可以做疫情防控的明確要求、即時的實地監督。一定程度上，不少教育培訓機構在班級容量、學生停留時間、環境衛生標準等問題上，完全可以有更符合防疫需求的表現，這對日常的防疫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當然，此番疫情對各行業的影響不會快速過去，可能給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所有行業都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在國家政策助力市場復甦的背景下，企業主體的自救會伴隨著市場的大洗牌同步進行，對教育培訓市場而言，同樣可能是危與機並存的狀態，用戶在疫情逐漸趨於平穩後的取捨、選擇，也是市場的一個變數。即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可能註定還要更多依賴自救來實現，但行業性組織出面呼籲國家幫扶政策的切實落地和深入細化，同樣是值得肯定的積極態度。
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需要同時推進，這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基本理性。對各種市場乃至非市場主體，都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這對公共衛生危機下的社會治理不失為一種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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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鑫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