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復旦管院瞰見2020有聲特別版
對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FT中文網前總編輯張力奮，《管理視野》執行主編程亞婷
2瞰見2020-疫情下的新聞傳播：專業、焦慮與真相.mp36:21
來自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程亞婷 : 在這次疫情中，您提到這次財經媒體的表現是非常亮眼的，那麼過去兩個月與疫情相關的報道，西方的媒體主要關注什麼呢？
張力奮 : 新冠疫情，給我們考察媒體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在這樣的當口，媒體背後的制度因素，反而顯得相對不那麼重要。為什麼呢？無論在美國、在英國、在歐洲，還是在中國，我們想知道的東西是一致的，就是我們所講的新聞最基本的要素，五個W加一個H——發生了什麼？誰是新聞的主體？何時發生？為何發生？無論新聞和媒體制度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公眾必須瞭解的最基本問題。媒體能不能給公眾，就他們的生活及生存、他們的治療，以及對未來狀況的預判，提供一些可信的基本信息。
程亞婷 : 您之前說過，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的研究，都表明社交媒體讓我們越來越狹隘，或者說它可能讓我們越來越焦慮。信息越多，反而誤解和斷裂會更深。結合您剛才所講，這次疫情也有這樣的一種印證？
張力奮 : 對的。焦慮這個詞，我們會聽到越來越多，很可能是2020年甚至這個世紀的關鍵詞。從研究文獻看，過去十年當中，有關媒體和焦慮相關度的研究增加很多。並不是說社交媒體出現前，人不焦慮，人在進化中，沒有考慮到某一天會有一個叫“社交媒體”的東西突然存在。我們人的器官、我們的認知，能不能抵擋住？我們能不能處理那麼多的信息？非常重要的是自我保護，不要讓自己成為海量信息的犧牲品和受害者。
我有個學生，論文做大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和焦慮。她從樣本中發現，至少有80%的學生存在某種程度的焦慮。焦慮將會成為一種常態。我們如何應對這種常態？社交媒體有放大的效應。海量信息中，任何時候都有觸動我們內心深處最脆弱的部分，會讓我們陷入更深度的焦慮和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現在已經是一種機制化的焦慮。只要接觸媒體，你就很難擺脫。那麼怎麼應對？我要避免海量信息來主宰我、支配我。新冠這樣的公共危機，其實是新聞啟蒙，包括對新媒體技術的啟蒙，是最好的時機。特別是對我們的年輕一代。
程亞婷 : 您剛才表達得特別好，就是我們不願意成為海量信息的犧牲品，我們也不想個人的生活被海量信息所主宰。對於這一點，您有這麼長時間新聞的訓練，有沒有具體的小建議可以給到年輕人？
張力奮 : 這個非常難。作為媒體的研究者、實踐者，我也經常處在非常兩難的境地。這個平衡如何建立，有幾點跟大家分享。
七八年前，我有幸去南極考察，待10天時間。如果要上網，代價非常昂貴，要用海事衛星信號，於是做了一個小實驗——如果暫時徹底擺脫現代通訊工具，擺脫社交網絡，我的個人生活會發生什麼變化？最後發現，南極十天後，世界一切正常。我跟學生講，有限的時間需要去關注靠得住的信息源。所謂“靠得住”，是指在重大公共危機和重大事件面前，它的報道是經得住事實考驗的。
第二，我們正進入一個有趣的時代，每個人都對維護信息的真實度、對信息的質量有付出。轉發一條內容時，我要求先讀一遍，對信源也做一個判斷。現在作為發送者，轉發的成本或代價微乎其微。而我們對信息的核實成本越來越高，這是難以想象的。我做過一個比喻，每天喝牛奶，如果需要用個人一己之力來判斷奶牛是不是有病，吃的草是否有空氣汙染，奶牛的主人是不是良民，如果整個社會的運作，經濟的、市場的、人和人契約的綁定，都需要靠個人來做核准，這個世界是無法運行的。所以在社交媒體環境下，能否建立信息和新聞機制一種新的“金本位”：當你看到某一個信源時，你會說OK，可以相信它。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三，不要讓虛擬的網上生活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主體。為什麼在疫情當中，社交媒體有一次新的爆發？因為在隔離狀況下，沒事情可做，唯一能夠做的是在朋友圈刷屏。我在美國，目前也處於隔離狀態。兩三週前，我開始養蜥蜴，每天花1-2個小時觀察它們的生活習性，覺得很有趣。我要把時間從社交網絡上拉回來。現在的孩子，無論幼兒園、小學、中學的，他們是真正的網絡原住民。我們如何讓他們養成對真實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如果在他們很小的時候給予某些啟蒙，相信會受益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