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程賢
編輯 | 黃月
今年10月，波蘭推出了一項極其嚴格的限制女性墮胎權的法案，幾乎禁絕了在波蘭合法墮胎的可能性，波蘭女性紛紛走上街頭表示強烈反對，反墮胎禁令示威運動持續了數日。在當今世界整體向保守轉向的大環境裡，許多人的注意力也許沒有在這條新聞上停留太久，而僅把它視為令人沮喪卻也司空見慣的諸多退步之一。
但事實上，對於波蘭來說，這完全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對女性權利的擠壓，是近些年來整個國家危險變化的縮影和中心。波蘭長久以來被視作是代表歐洲的自由價值在東歐國家中生長最茁壯的土壤，就在幾年之前，大概沒有人能想到波蘭會成為今天的樣子。
01 波蘭右翼崛起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市場經濟和多元的媒體、充滿活力的文化界在波蘭蓬勃生長，2004年加入歐盟更是讓波蘭的經濟進一步發展，國民收入普遍提高，受益於歐盟內部開放邊界的原則，波蘭人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地旅行。隨之而來的還有以德、法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的進步價值：在曾經單一的波蘭社會，女權主義、LGBTQ群體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社區，並開始發出越來越響亮的聲音。
種種進步背後，鮮少為人們注意到的一面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居民生活沒有得到顯著改善，甚至在轉型中失去了曾經的工作和收入來源；同時，這些人往往價值觀偏向保守，強烈認同傳統“波蘭人”的身份——虔誠地信仰天主教，普遍認同其中最保守的“分支”，重視遵守固有性別角色的傳統家庭等等。
波蘭當今的執政黨、極右翼政黨“法律與公正黨（英語：Law and Justice，波蘭語：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以下簡稱為“PiS”）”意識到了這一分裂狀況的存在。該政黨成立於2001年，以保守的民族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基礎，在之後的15年裡曾短暫地和其他政黨組成執政聯盟，因其保守價值過於極端而基本並沒有進入波蘭主流政治光譜。
然而，在2015、2016年，依靠農村地區保守選民的支持，PiS以極大的優勢贏下議會和總統選舉，成為波蘭獨立以來首個單獨執政的政黨。PiS通過堅持排外、支持保守傳統和表達對歐盟的不滿籠絡了這部分選民，並告訴他們波蘭種種困境的原因，不是經濟結構不夠平等、多元，而是由於歐盟進步價值對波蘭的“破壞”，以及他們所看重的“波蘭人”身份也正受到同樣的威脅。
為了使狗哨政治最好地發揮作用，“敵人”不能只作為一個概念存在，而需有具體的群體及對應的標籤。在起初的2016年，波蘭右翼鸚鵡學舌般地學習德國右翼媒體的信息，將“敵人”設定為信仰不同宗教的移民或難民，宣揚他們勢必無法正常融入波蘭社會。但四年過去後，事實證明，絕大多數當時的難民在德國或其他國家的融入並沒有什麼問題，這個話題也無法再被拿來炒作。於是PiS便挑選了另一些“敵人”：剛剛開始發出自己聲音的女權社群和性少數群體。
02 PiS的三次限制墮胎嘗試
更具體來說，對女性權利的擠壓，首要就是限制女性的墮胎權。
早在1993年，在波蘭天主教會的影響下，波蘭就將墮胎在原則上定為非法，女性只有在這三種情況下能夠墮胎：檢查發現胎兒有嚴重的畸形、疾病或殘疾，女性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以及強姦導致的懷孕。但在之後的二十幾年裡，這條法律並沒有被嚴格執行，許多女性選擇到其他並不嚴格限制的歐盟國家尋求墮胎，波蘭國內“非正式”的墮胎手術也不難找到。PiS在成為執政黨後便立刻著手收緊。
2016年，PiS第一次利用在議會中的勝利，嘗試通過一部嚴格得多的墮胎法律，將幾乎一切墮胎行為嚴厲禁止，只有“母親生命受威脅”這一種情況例外。胎兒不健全這個合法墮胎理由被刪除，而波蘭的絕大多數墮胎正因為此，以2019年為例，波蘭全境僅有的1100次合法墮胎中有1074例是因為胎兒殘畸。除此以外，該法律還試圖將女性去國外尋求墮胎、醫生違規進行墮胎手術劃為可以被起訴的犯罪行為。這一消息宣佈後，波蘭超過90個城市的上萬名女性走上街頭抗議，僅在首都華沙，參與者就有28000名之多。迫於反對，PiS在議會中撤回了對這一法案的支持，法案沒能付諸實施。一年多以後，PiS做出一些妥協性的修訂（如刪去將女性和醫生的墮胎行為入罪）後，再次將法案送到議會和公眾面前，波蘭女性也再次發出了憤怒的聲音，又一次阻擋了保守勢力的嘗試。
於是，PiS在今年改變策略，不再希望通過議會，而是指示已被同盟、親信塞滿的“憲法法庭”來通過類似的墮胎限制，企圖以此躲過公眾的注意，且這個法庭所做出的決定是不能通過上訴來改變的。這一次，儘管波蘭面臨著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走上街頭的女性還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數量。她們不僅出現在街頭，還第一次走進教堂，穿著美劇《使女的故事》中的使女服裝，通過打斷彌撒等方式表達不滿——由於教會在一部分波蘭人心中的神聖地位，這種做法是之前的抗議者幾乎不會採取的。
PiS在解釋墮胎限制時稱，這“保障了先天殘疾兒童的生命權”——“即便一個嬰兒註定無法存活太久，也有權享受受洗、得名、埋葬等每個重要的時刻。”這種浪漫化的想象顯然不符合事實。女性掌握和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已是反對限制墮胎的充足理由，如果先天殘疾的孩子也必須被生下，母親的痛苦無疑被這種男權視角的想象忽略了。
一位名叫瑪格達的波蘭女性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她曾懷有一個被檢查出先天基因缺陷、降生後基本無法存活的孩子。在思考是否墮胎時，她想象過如果生下這個孩子將要面臨什麼：“我會給他餵奶，擁抱他，愛他，被他深深吸引，3、4個月之後看著他躺在我懷中窒息而死。”她不知道這種痛苦會給自己的生命留下怎樣的傷痛，因此選擇了墮胎。十多年過去，她依然未向太多人講述過自己當初的選擇，在接受採訪時也要求保密姓氏，因為懼怕在當今保守的波蘭自己要為墮胎承擔被羞辱的代價。
03 被仇恨宣傳圍剿的性少數
與此同時，波蘭 LGBTQ 群體所受到的擠壓也讓人觸目驚心。他們為何被波蘭右翼選為敵人並不難理解：任何一個保守的社會，對這類近些年才逐漸被看到的身份標籤往往都懷有敵意，認為會成為自己“驕傲傳統”的威脅；加之天主教信仰是波蘭身份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保守教會對LGBTQ的敵意深得右翼選民民心；此外，對性少數群體的包容是近年來德、法等西歐國家所大力倡導的價值，而它們恰恰是波蘭右翼眼中歐盟內部最大的“外敵”。
從教堂到社區，從媒體到教育，從政客到公眾人物，一切都能成為抹黑性少數群體的傳聲筒。PiS長期以來掌握實權的領袖卡欽斯基曾說，多元的性別價值是“從童年開始對兒童的色情化”，是“對文明的侵蝕”，他要“捍衛波蘭家庭、捍衛波蘭乃至整個歐洲機遇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在歐洲議會中代表該黨的議員克魯克曾在競選中表示，他“相信波蘭將成為不存在LGBT的地方（a region free from L.G.B.T）”。
去年年初，在由反對黨領導的首都華沙通過一項包容性少數群體的宣言後，在全國最著名的球隊之一華沙軍團的比賽上，粉絲掛出了一條巨大的橫幅，印有“華沙沒有同性戀（“同性戀”所對應的詞是“faggots”，一個帶有濃重侮辱性色彩的稱呼）”，全場並沒有遭到任何干涉，球隊在事後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才譴責了這個行為。
波蘭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也是仇恨宣傳的重要力量。著名牧師馬雷克·齊耶夫斯基在接受電臺採訪時表示，LGBTQ代表著“戀童癖、戀獸癖、戀屍癖”，多元價值的本質是讓人患上“不會生育的疾病”。但事實上，直到今天，波蘭的天主教會自身還深陷性侵兒童的醜聞之中。一次教會本身進行的調查發現，在1990-2018年的近30年間，教會曾收到涉及382位神職人員的舉報，可能遭到性侵的兒童達625人，絕大多數不滿15歲。
2019年上半年，歐洲議會選舉臨近，許多PiS候選人為造勢而紛紛加大了反同宣傳的頻度和力度。在這樣的仇恨宣傳之下，在保守城市比亞韋斯托克的一次彩虹驕傲遊行上，幾百名參與者遭到了上千反對者的圍攻和毆打。根據參與者描述，施暴者以足球流氓為首，許多普通市民參與其中，甚至有人還帶著孩子和老人；他們擋住遊行隊伍的去路，先是進行言語辱罵，之後開始動手扔雞蛋、扔磚頭，對著人群放煙火。許多人將這起事件之於波蘭的意義，比作2017年臭名昭著的夏洛茨維爾右翼集會之於美國。
另一更加著名的悲劇事件發生在波蘭北部城市格但斯克。當地市長帕維爾·阿達莫維奇從1998年起一直以極高支持率連任。在PiS上臺後，他意識到了性少數個體因PiS鼓動的社會仇恨而受到不公正對待，讓自己的城市變得儘可能多元、包容，給LGBTQ被接納的安全感，2018年甚至親自參加了本地的彩虹驕傲遊行。這也讓他成為了被PiS控制的國有媒體頻繁攻擊的對象，被冠以了“小偷”“德國人”“黑幫罪犯”等惡名。2019年1月14日，在出席一場慈善活動電視直播時，他在舞臺上被一名年輕男子刺傷，送往醫院搶救無效後不幸去世。這名男子有一定的精神問題，事發前曾在相關機構接受治療，而在這一過程中，他高密度地接觸了波蘭國有媒體所播報的信息，許多人相信這是促使他行兇的重要誘因。
阿達莫維奇市長的死成為了凝聚波蘭恐同偏見的一個縮影，事發後，各地發起了悼念活動，藉此表達對仇恨、不包容等社會價值的不滿。他從未從政的妻子也選擇在同年參選歐洲議會議員，覺得“必須要做些事情，不能讓丈夫白白去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專欄文章，動情地稱讚阿達莫維奇擁有“開放的心態、勇氣、對社會的敏感等PiS不具備的一切，他的謀殺代表著對一個自由、進步的波蘭的願景的攻擊”，並直斥PiS使用“充滿攻擊性和仇恨的語言”，“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分裂波蘭人。”
04 “叛徒”託卡爾丘克
PiS通過鼓動偏見達到了鞏固權力的目的，在其掌權的近五年中從未停止削弱制衡權力的規則。他們首先攻擊的目標便是媒體。他們將幾個公共媒體的總編輯撤換為支持右翼價值觀的“同盟”，開除堅持報道獨立性的編輯和記者，幾年下來，這些機構已經很大程度上淪為右翼價值的傳聲機器，對女權、難民、歐盟、伊斯蘭教和性少數等群體的攻擊也很大程度上由它們完成。
對於尚無法干涉人事任免的私營媒體，PiS窮盡所能從商業角度壓縮它們的生存空間。比如，波蘭第一家獨立報紙《選舉報（Gazeta Wyborcza）》由於堅持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客觀性、獨立性，而成為了PiS及整個右翼勢力的敵人。報紙副總編輯亞羅斯瓦夫·庫爾斯基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幾乎全部和政府有合同關係的企業都被以作廢合同相要挾，要求它們停止在《選舉報》上發佈廣告；國有加油站被要求將這份報紙“藏起來”，讓顧客難以在貨架上找到；除此以外，政府頻繁地以種種理由對記者提起訴訟。庫爾斯基說，在當前環境下，從商業上的困境到記者受到的阻力，自己別無選擇，原本沒有既定政治立場的《選舉報》只能以“反對派”來形容自身的身份和定位。
PiS侵蝕的另一個權力制衡機構是波蘭的司法系統。PiS控制下的議會不顧民眾反對，數次通過削弱司法系統獨立性的法律：強行降低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導致其中40%的法官無法繼續任職；大幅改動由同儕決定法官任命的方式，將決定權轉移至議會；成立“評定”法官言行的“監督機構”；禁止在任法官對特定公共議題表態等等。通過這些“改革”舉措，PiS對司法系統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最近一次限制墮胎法案的通過，就是由這樣一個司法系統來完成的。
相當多波蘭人站出來對PiS最危險的作為——鞏固權力，削弱波蘭30年來建立起的來之不易的公民社會和權力制衡機制——表示反對。但其憑藉厭女、排外、恐同等保守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保住了基礎選民的支持，讓這些人所代表和支持的價值瀰漫於整個波蘭社會，以換取他們對權力制衡規則被削弱的默許——相當多人認為，這筆“交易”還是值得的。
右翼價值的瀰漫愈發體現在人們的日常表達上。來自自身文化和語言的文學作品受到世界認可，本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但當託卡爾丘克在2019年捧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許多波蘭人並不開心。託卡爾丘克長期以來表達人文關懷，支持多元價值，積極反思波蘭歷史中不夠光彩的部分，這激怒了保守的那部分波蘭人。他們認為，託卡爾丘克獲獎並未因為其作品有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她“迎合了西歐國家侵蝕波蘭傳統的願望”，將她斥為“叛徒”，認為她“沒有權利講述波蘭歷史”。
這種“民意”更體現在幾次選舉中PiS幾乎一帆風順的勝利。在2019年的議會選舉中，PiS獲得了眾議院總共460個席位中的235個；同年歐洲議會選舉中，PiS更是超出選前民調的預測，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今年6、7月份，波蘭舉行了總統大選。由於疫情和PiS打壓反對聲音的努力，選舉規則及日期一再被改動，反對派在大選前不久才得以確定候選人。這位候選人是華沙市長拉法·特扎斯科夫斯基，上文提到的包容性少數群體的宣言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提出的，他迅速獲得了年輕人和多元價值支持者的大量支持，支持率在投票前的短暫時間裡以極快速度上升。儘管如此，PiS以其推動的保守甚至仇恨作為“政績”，在農村保守地區大獲全勝，最終以不到2%的優勢在第二輪投票（run-off）中擊敗反對派，總統杜達獲得連任。
05 尾聲
放眼整個世界，類似PiS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陰雲籠罩在許多國家上空：匈牙利的歐爾班、菲律賓的杜特爾特、巴西的博索納羅、以及美國曾經的茶黨運動和特朗普。無一例外，他們的宣傳和政策中往往都包含了對女權主義、少數族裔、性少數和移民群體的擠壓。
當然，進步主義的零星勝利也偶有可見，但似乎我們並沒有什麼太多值得為此樂觀的理由。特朗普四年任期之後在核心選民中獲得的支持更加堅定熱情，波蘭PiS多次激發反對浪潮依然能數次贏得選舉，無一不說明右翼保守浪潮依然洶湧頑固。他們的基礎選民——身為傳統主流族群的普通人，看到曾經被噤聲和忽視的群體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意識到世界上不僅僅存在自己所屬的“主流”；當長久以來浸潤著排外、種族主義和厭女的主流文化出現裂縫，他們為之感到深深的恐懼。而右翼勢力準確嗅到並不遺餘力煽動和利用的，正是這種恐懼。哪怕波蘭加入歐盟20多年來寶貴的經濟發展、社會平等和法制系統已被右翼政黨嚴重削弱，“讓主流以外的個體再次回到黑暗裡、重新被噤聲”的承諾也足以收穫豐厚的選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