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4月27日，國發院公開課第十講暨EMBA論壇邀請到了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前院長賈慶國教授，他為大家分享了新冠疫情中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十個問題和答案，希望藉此思考，人類可以攜手走向更光明的未來。
一、對這次國際新冠疫情到底怎麼看？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產物。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重多福利，但也帶來了很多的挑戰。這次讓我們感到刻骨銘心的挑戰就是新冠疫情。它來勢洶洶、覆蓋面廣、衝擊大，而且衝擊是全方位的。政治上，國際關係經受考驗，疫情開始的時候，有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大都選擇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平添了不少不滿和怨恨。後來他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又開始彌補。
經濟上，全球股市崩盤、企業倒閉、工人失業，世界經濟瞬間陷入嚴重危機，有人說比1929年經濟大蕭條還糟糕；安全上，瘟疫已經傳染到了軍隊，美國四艘航母的官兵被感染，不得不中止行動。如果疫情延續蔓延，許多難以預料的安全問題還可能發生。
安全上，最糟糕的情況可能是某個擁核國家疫情氾濫，導致政治動盪，軍隊失控，這種事想著都挺可怕的。
面對這次疫情，許多發達國家反應遲鈍、應對不利，造成國內疫情蔓延和大量人員染病或死亡。為什麼這些國家會犯這等錯誤？
我想可能是因為幾個原因。
一是病毒非常狡猾，傳播力非常強，有很多無症狀感染者，傳播的方式又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空氣，和呼吸的傳染，這個很難防。
二是跟這個相關的，就是真正有效控制疫情的辦法對正常生活的衝擊太大，控制疫情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社交隔離阻斷病毒傳播，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但這麼做勢必給國家的生活、經濟和政治帶來巨大和不可估量的影響。對正常生活的影響是不僅不能到外面吃喝玩樂，而且連正常的生活，像鍛鍊身體、遛狗、走親訪友也不行，在西方國家的人看來，這是對人身自由和權力的嚴重侵犯。對經濟的影響是關店關廠、停工停產，這就意味著企業有開支但沒收入，這也就意味著時間一長大量的企業會破產、大量的員工會失業，銀行出現大量的呆壞賬，股市崩盤，經濟衰退。
三是這個病毒它雖然狡猾和傳播力強，但是得病致死率不高不低，比起非典、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症要低很多，但是比流感又高不少，流感的死亡率好像是千分之一，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它的10倍左右。
上述情況導致不少國家在如應對疫情問題上很糾結，糾結在於拿不準是採取隔離阻斷措施呢，還是採取群體免疫的措施。隔離阻斷可以有效控制疫情但代價很高。
群體免疫聽起來不錯，但很難實行。所謂群體免疫就是讓大家都染上新冠病毒，反正死亡率不高，死的人本來也因為各種疾病活不長，等大家病都好了，具有免疫能力了，這個疫情就算過去了。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可以避免限制人身自由，避免停工停產，對人權和經濟的衝擊會小很多。當然，即使這樣做也要循序漸進，確保醫療設施充足，能夠使那些病重的人能看上病、得到有效的救治。群體免疫理論上可行，但涉及讓一部分人先死，倫理上和政治上都很難接受。所以，到現在為止沒有幾個國家真正敢直接試的。
這種情況是這些國家最初猶豫不決的根本原因。雖然最終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採取了隔離阻斷的方式，但是前期的猶豫還是耽誤了阻斷傳播的最佳時機，使得疫情有機會氾濫。反而是發展中國家對自己的防疫能力沒那麼自信，大都早早就採取了一些阻斷隔離的措施，防疫效果到現在為止要好些。當然，這些國家不僅公共衛生體系落後、國家能力也很弱，防範也面臨很大的問題。
疫情未來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西方國家的疫情雖然開始趨於穩定，但是出於復工復產、重啟經濟的需求現在要解除一些隔離措施，所以還有可能反彈。發展中國家疫情蔓延的情況正在加重，中國也面臨第二撥疫情的風險，所以未來疫情的風險還是很大的。
疫情最終能否得到控制，還要看特效藥和疫苗的研製。如果研製成功，可迅速控制疫情，但這需要時間，特效藥還沒有，傳說中的特效藥，比如說瑞德西韋，現在還沒有展現出預期的效果。關於疫苗研製最普遍的說法，是最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也許會更長。在這個期間如果出現病毒變異，那就更難說了。所以這次疫情什麼時候結束，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二、對這次疫情中美兩國應對的效果怎麼看？
中國開始的時候對這個病毒不瞭解，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病毒，沒有想到它會有那麼大的傳染力和殺傷力，所以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此外，由於擔心人們恐慌，也沒有及時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應對，因為你一採取這些措施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了就可能出現恐慌，可能是覺得在事實沒有搞清楚的情況下拿不準這樣做有沒有必要。直到後來問題嚴重了，才開始重視起來和採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雖然耽誤了一些時間，但總算是亡羊補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範圍內的蔓延，最終取得了現在這個階段性的勝利。
雖然中國的疫情比美國早2個月左右爆發，但美國無視中國的經驗和教訓，猶豫不決、行動遲緩、一錯再錯，耽誤了寶貴的時間，致使疫情大規模氾濫，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傷害。現有信息表明，美國政府不止浪費了兩個月的時間，早在去年11月下旬，美國的外交和情報部門就開始關注這個疫情，並且上報，要求美國政府高層重視這個問題，但特朗普沒有把它當回事。今年1月31日，特朗普政府雖然宣佈除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之外，禁止所有在過去兩週到過中國的人入境，但現在看來，當時這個決定，主要還是為了讓美國感染人數的數字上好看一點，而不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對這個疫情真的重視。所以，我們聽到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在宣佈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不斷地強調美國公眾當時面臨的直接風險很低。直到3月中旬問題嚴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視這個問題，並開始實施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但那個時候疫情已經蔓延開來。
從截至目前兩國應對的效果來看，中國遠遠勝過美國。如果考慮到中國在總體國家實力，特別是科技實力與美國仍存在較大差距這個現實，中國的應對效果更加突出。雖然前期出現了一些大的問題，中間也有一些局部的問題，但總體來說中國政府後來採取的措施是迅速果斷、科學合理、協調有序、執行到位。先是下決心對武漢實行封城，後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全國各地調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支援武漢，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非常嚴厲的應對措施，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國這次對疫情的應對充分展現了中國政府的權威和能力。
美國的情況則相反，聯邦政府高層對疫情的判斷連連失誤，對疫情的應對措施遲遲不到位，主要領導人特朗普不僅領導缺位，而且添亂。各州各自為戰，採取的應對措施力度有限，執行也不到位，結果導致疫情迅速蔓延，直到難以收拾的地步。等美國真正動員起來的時候，災難性的後果已經非常明顯了。
這是一箇中美應對疫情到現在為止的效果對比圖，美國的確診人數是中國的十幾倍，死亡人數也是中國的十幾倍。這對於美國來說，對於一個人口比中國少，科技比中國發達、疫情爆發時間比中國晚兩個月的國家來說，這是不可原諒的事情。
有人可能會質疑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像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就公開表示中國的數字是不可想象的低。那麼，我們不妨看看香港的統計，香港的統計是獨立做的，透明度非常高。
即使拿香港和紐約相比，美國控制疫情的效果也是非常失敗的，香港的人口750萬，紐約市是850萬，香港每年的旅客是6514萬，美國紐約是6520萬，差不多。每年中國大陸的旅客，香港是5100萬，紐約市是110萬，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人數比紐約多得多。離武漢的距離，香港是919公里，紐約市是12033公里，香港離武漢比紐約要近得多。但是，從截至4月20號的統計數字看，香港確診1024個，紐約市135000人。香港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是4人，紐約市是13157人。兩個城市應對的效果截然不同。美國的應對怎麼看都是非常失敗的。
對未來中美應對疫情的前景怎麼看？在應對疫情第一輪行動中，中國完勝美國，但是最終鹿死誰手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是因為第一輪中國主要靠的是中國政府的正確判斷（在猶豫一段時間後），和中國強大的群防群控組織和實施能力。
美國主要靠的是強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現在病毒檢測手段、病毒疫苗和藥物的開發上。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和科技能力發揮作用需要時間，中國在抗疫第一階段的成功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是，疫情的控制或者消除，最終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群體免疫，也就是讓人口多數人感染並形成免疫能力；另一個是科技突破，也就是研製出特效藥或者疫苗。目前由於美國的感染率高、科研能力強，所以它在這兩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優勢。群體免疫的代價太高，要通過讓多數人都感染上，然後形成免疫能力，從而控制疫情。這種做法成本太高，很多人會死。中國不太可能會效仿。於是，中國能否率先實現科技突破，開發出特效藥或疫苗來，就成了其能否笑到最後的關鍵。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三、為什麼美國和歐洲國家在這次應對疫情上比一些發展程度低的東亞國家要差？
這裡說的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指的是中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越南、泰國，甚至日本和新加坡。這次美國和歐洲國家應對疫情的效果比這些國家和地方都差，格外引人注目。
有人說美國應對疫情糟糕是因為特朗普個人的原因，有人說是制度差異的原因，也有人說是文化差異的原因。我覺得跟這些因素都有關，但是可能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特朗普的應對確實很糟糕，這個人自大狂妄、自相矛盾、不負責任，是史上最糟糕的領導之一。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還是比較正常的，那如何解釋那些國家應對疫情的情況也很糟糕？所以，還不完全是個人的因素造成的。
第二是政治體制的因素好像也沒那麼重要，對於中國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中國應對有力，跟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但政治體制因素沒法解釋韓國、越南、泰國、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東亞一些其他的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這些國家和地區並沒有實行中國大陸這樣的政治體制，但它們的防疫效果也很好，有的地方比中國大陸還有效。
最後，文化的因素好像也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比如說日本和新加坡都是東亞國家，現在看來，它們的防疫成效就比其他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防疫成效差很多。
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同時考慮四個因素，美國和歐洲國家應對效果差應該是四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第一個因素是這個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傳染性疾病不太一樣。由於無症狀傳播的存在，遏制這種傳染病要求大規模和嚴格限制人與人的接觸，也就是限制人的部分權利和自由，這對於崇尚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西方國家是難以接受的。此外，這個疫情的死亡率又不高又低，遠低於非典、埃博拉和中東呼吸綜合症，但是又遠高於流感，這使得西方國家很難下決心採取隔離阻斷措施，很多人認為如此犧牲個人權利和經濟來控制疫情是得不償失的。這是為什麼，西方許多人抵制甚至抗議實施隔離措施，有報道說現在很多美國人還在抗議。這些人認為這個疫情就是流感，只不過稍微嚴重一點，限制人的自由和關閉經濟既違反人權，還摧毀經濟，代價太高。所以，這個疫情的特殊性決定了一開始它們做決定的時候就很難，做了決定後實施嚴厲的隔離阻斷措施更難。
第二個因素是文化差異。東亞國家的人在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比較傾向於重視群體利益，而西方國家的人更多的強調個人利益，他們也不是不重視群體利益，但是認為個人利益界定群體利益，在他們看來，小河有水大河滿。東亞國家的人認為群體利益界定個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滿。邏輯是倒過來的。所以，當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東亞國家在保護群體利益時享有更大的權利來限制個人自由，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韓國這些東亞國家有可能迅速實施隔離阻斷措施，而西方國家卻很難做到。
第三個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特朗普的作用就不用說了，他的作為和不作為都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傷害。一些亞洲國家剛開始看起來很好，但是後來發現問題不小，比如說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忽視了外籍勞工的風險，它有幾十萬外籍勞工，這些人居住條件密集，很容易相互感染，導致現在疫情的爆發。日本是因為不願意推遲奧運會，所以遲遲沒有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這兩個國家政府的作為都使得它們的疫情比一般情況要嚴重很多，主要是政府的判斷出了問題。
第四個因素是意識形態。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因素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這次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不利，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做法非常牴觸，先是不相信中國的數字，後來又認定中國的做法是所謂集權主義的做法，它們學不來。只是到了後來事態嚴重了，它們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因為不願意借鑑中國，它們就研究日本，日本沒有強制實行隔離阻斷，但數字看上去不錯。西方國家可能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想知道，日本出於舉辦奧運會的考慮，對核酸檢查設置了很高的門檻。也就是說人要是不到病得很嚴重了，要進急救室了，它是不會給你做核酸檢查的。結果核酸檢查率非常低，表面上看它的應對效果不錯。但實際上它的感染的人數遠遠超過公佈的數字上反映的情況，最近日本的感染人數暴增，這個問題才比較明顯的暴露出來。正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美國和歐洲才選擇學日本、學新加坡，而不是學中國。現在美國和歐洲一些人說中國誤導了它們，其實誰也沒有誤導它們，是它們學錯了對象！當然，這個因素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怎麼看待疫情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和影響？
這次疫情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和影響是兩個方面的，既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最終是積極的影響大還是消極的影響大，取決於兩個國家現在和未來的互動。
積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冠病毒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敵人，而且是非常強大和兇猛的敵人。兩個國家的根本利益要求兩國合作來共同應對這個敵人。這就要求兩國加強信息共享、加強特效藥和疫苗的研製的合作，通過捐贈和貿易給對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資，同時引領和協調國際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的應對疫情。
消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出於意識形態愚昧和偏見，加之疫情之前兩國負面互動積累的各種怨恨，兩國國內都有一些極端人士趁機宣洩對對方的不滿，對對方經歷的災難幸災樂禍，從最壞的角度揣測對方的做法的用心，製造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包括在沒有確鑿事實的情況下，指責對方製造或者有意傳播病毒，甚至宣揚對抗和戰爭。在網絡時代，這種人性最陰暗的一面被急劇放大，使得兩國難以開展合作。
面對疫情的威脅，兩國政府本應從人道主義和國家利益出發，加強合作，抵制那些極端人士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兩國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這麼做了。但是，也不難看出，兩國政府都沒有完全擺脫那些極端人士的影響，特別是特朗普政府的高層內就有一些極端的反華的高級官員，而且從總統到國會許多人，都在迎合這些極端人士的要求，這給中美合作非常困難。
雙方合作最大的障礙是雙重的，一個是心理上的，一個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兩國都面臨如何看待對方的問題，最近幾年美國對外政策的主流，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偏激，總是從最壞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言行。中國也有一些從極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從最壞的角度揣測美國的用心，這種心理導致雙方很難合作。
政治上，雙方都有人出於不同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刻意誇大對方的負面言行，甚至公開煽動對抗，比如抓住對方極端人士的言行大作文章，宣揚中美無法合作，必然衝突。在這些人的蠱惑下，兩國民眾間不信任程度越來越高。最近美國的一些民調也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的看法在不斷地上升。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估計也差不多。
在這個情況下，雙方有識之士應該客觀務實評估中美關係的性質，以及維護這一關係對兩國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採取積極措施穩定關係和推動合作。中美都是國際秩序的利益相關者，都希望世界穩定和繁榮，中美和平共處和合作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這是兩國關係的根本。面對疫情，中美兩國必須加強合作，無論是交流抗疫經驗，還是研發藥物疫苗，還是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共同穩定經濟，合作兩國才能有效抗疫，合作兩國才有可能穩定經濟，合作兩國才可能有好的未來。
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取決於兩個國家的互動，是否能夠克服剛才提到的一些障礙。不久前中美兩國元首通過電話表示要加強合作，如果兩國政府真正落實兩國元首的共識的話，兩國合作抗疫還是有希望的。疫情之後，兩個國家關係也會有所改善。但如果這個共識落實不了，不僅兩國疫情合作難以進行，而且疫情之後的中美關係也沒有一個好的前景。就目前的情況看，最有可能出現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情況，那就是兩國既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但是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構成複雜和難以預料的影響。
五、如何看待疫情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影響？
這次疫情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它發生在總統大選之前的7個月，這給特朗普連選連任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為什麼這麼講？歷史經驗表明，當美國面臨危難的時候，美國民眾大多會選擇支持他們的總統，美國人把這種情況叫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所謂的聚合在國旗下的效應。這次也不例外，最近的一些民調錶明，在疫情爆發後的初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是上升的。不過，和歷史上當美國面臨危難的時候美國民眾對總統支持率大幅上升的情況相比，這次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只出現了小幅上升。
另外一方面，這次疫情也給人們更加直接的觀察領導人的人品和領導能力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這個對特朗普非常不利。作為領導人他的表現太差，不是一般的差。他反應遲鈍，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不負責任，而且明明是自己把事搞砸了，又不願意承擔責任，而是毫無道理的怪別人，怪奧巴馬、怪中國、怪歐洲、怪他的下屬。結果美國很多人對他極度失望。
4月20號CNN有一個報道專門分析了這個現象。根據這篇報道，美國各項民調顯示，儘管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但是和以前美國面臨危難的時候的情況不同的是，這次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幅度小，而且很快就開始下滑。這是他的民調特朗普支持率的情況，剛開始是上升的，現在都在下滑，不是一個民調，是好多個民調的結果都是如此，特朗普比拜登要落後5-8個百分點。
未來特朗普是否能夠連選連任取決於他的表現，至少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疫情對他的選情不僅沒有明顯的幫助，他在這次疫情中的拙劣表現，加上經濟和就業受到嚴重衝擊，大大降低了他連選連任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不發生意外，下一任總統很可能不是他。
六、美國總統大選會不會因疫情延遲？
推遲的可能性很小。根據美國國會1845年通過的《美國總統選舉日法》，總統選舉和副總統選舉人應在當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之後的第二個星期二由每個州任命。這部法律還規定，現任總統無權自行更改日期，也就是說特朗普不能更改這個選舉日期，所以美國如果想推遲總統大選，必須由國會兩院通過一部新的法律，經特朗普簽署之後取代或修改《美國總統選舉日法》，才有可能實施。在現在國會兩黨極度分裂的情況下，國會很難通過這樣的法律來推遲大選。
此外，即使國民通過決議推遲大選，按照憲法規定，總統和副總統任期截止是1月20號中午12時，所以在任總統和副總統也不能繼續執政，需要其他人順位代理。
所以，即使推遲總統大選，特朗普也得讓位給別人來代理總統的職位。因此，對於特朗普來說，推遲大選對他沒有什麼好處。現在拜登和美國國內的一些人，說特朗普有可能要延遲大選，更多地是出於競選採取的虛招，無論從憲法和法律的角度來看，還有從政治利益的角度來看，特朗普延遲大選既沒有積極性，也沒有多少可能性。最近特朗普和民主黨領袖佩羅西都宣稱，美國的總統大選會按時進行。由於疫情原因，投票的方式有可能發生改變，比如說通過郵遞的方式進行。
七、如何看待中美在影響力和領導力上的競爭？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說明一下什麼是影響力和領導力。一般來講，影響力和領導力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硬實力，另外一個是軟實力。硬實力主要是經濟、軍事和科技能力。軟實力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合理性和國內主流價值觀在海內外的說服力和號召力。
短期內硬實力是可以單獨增長，比如說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國家。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硬實力要可持續增長離不開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的，比如說強勢壓人服從，只會使自己喪失軟實力；但也可以是相輔相成的，比如如果你擁有軟實力，硬實力有助於增加你在海內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擁有硬實力可以使人生畏，對方不得不按照你的意志行事；擁有軟實力可以使人跟隨，對方會心甘情願地聽你的指揮。只擁有硬實力的國家只能靠自己，而擁有軟實力的國家則既可以靠自己，也可以靠他人。即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美在影響力和領導力的競爭，實際上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競爭，短期內是誰硬實力強誰就佔上風。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誰的軟實力能跟上，誰才能夠取得持久的優勢。中美在國際上競爭影響力和領導力不見得是壞事。如果是良性的競爭，不僅會推動兩國國內的進步，也會使我們生存的世界更加美好。但如果是不擇手段的去維護所謂老大的地位或爭當老大，那可能是壞事，不僅阻礙兩國各自的進步， 而且還會給世界帶來傷害。
良性的競爭能夠推動兩國和世界的進步。中國如果能夠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並在這方面引領世界，這個對世界和包括美國來說，就是一個天大的好事。美國如果能夠解決好自己內部財富分配問題，並在這方面引領世界，對中國和世界來說也是天大的好事情。在處理疫情問題上，中美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兩國誰能夠吸取教訓，完善現有的防疫預警機制，誰就有競爭力，並在下次疫情出現時有效應對，誰就能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種競爭對兩國和世界來說都是福音。
八、美國會因為國內疫情政治的需要主動跟中國打仗嗎？
最近一段時間有不少人在說美國會跟中國打仗。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很小。
主要有幾個理由：一個就是中美之間打仗的代價太高，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這個代價都是無法承受的。中美都是核武器國家，自從世界有了核武器，核武器國家之間不打仗，已經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律。道理很簡單，就是核戰爭沒有贏家，沒有贏家打什麼仗？除非這個國家自己瘋了，失去理智了。
第二個就是國內政治，美國因為疫情問題跟中國要打仗的話，這個理由太牽強了，美國沒法說服國內的老百姓有必要犧牲一切去打這場戰爭，美國再怎麼說也是個民主的國家，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如果多數人不認可，美國政府是無法對外開戰的，特別是跟核國家開戰。
九、中美會打金融戰、科技戰嗎？
科技戰已經開打了，而且也會繼續，當然很可能也會有限度，和貿易類似，科技戰爭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事情。現在世界上高科技研發和應用已經形成網絡，軟件開發已形成研發生態。有些人在某些方面的水平高，有些人在另外一些方面的水平高，他們之間形成了一些專業的分工和合作。那麼硬件上也有很多分工，打科技戰意味著這些生態要被打破，合作要終止，這會給所有參與科技研發的國家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還有就是美國在高科技研發方面，雖然還佔據較大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是靠不斷地投入去維持的。而投入的最大部分資源來自於美國公司高科技產品的銷售，如果美國限制這些產品的銷售，這必然導致美國高科技公司收入大減，使這些公司無法繼續通過高投入保持它們在高科技研發方面的領先優勢。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美國打壓華為的做法遭到許多美國高科技公司的抵制。這些公司的領導層心裡非常清楚，只有不斷地銷售他們的產品給華為這樣的公司，他們才有可能賺錢，只有有錢賺才能夠加大下一代高科技產品的研發，才能夠維持這些公司在高科技領域中的領先地位。所以科技戰會打，出於政治的需要，出於所謂的安全需要要打。但是打到一定程度對自己的傷害太大了，美國也會有所限制。
金融戰的可能性現在也不能排除。但是這對美國的傷害更大，除非兩國對立到極端的程度，否則美國很難下這個決心。有人說美國會拒絕兌付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很低。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將使美國失去信譽，沒有信譽了，誰還敢買美國的國債。沒有人買美國的國債，美國失去的會更多。還有人說美國會強行終止與中國的金融來往，這種可能性更低，因為這個給美國帶來的傷害會更大，其他國家也會更激烈的去反對。
所以打科技戰也好、打貿易戰也好，最終都有成本問題。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不太理智，但是最終美國多數人會強烈的反對它這麼做的。
十、未來疫情發展如何？中國該如何選擇？
未來疫情的發展還難以預料，儘管歐美疫情有緩解趨勢，但一般認為短期內無法結束。原來有一個說法，就是隨著天氣變暖，疫情就會消失，像當年非典，天氣一暖疫情就緩解了。這次好像還沒有看到這種情況，現在天氣已經比較暖和了，但是疫情還沒有消退。
第二個就是疫苗和特效藥研發還需要時間。剛才也說了至少一年的時間，這是非常長的。再有就是群體免疫也很難實現，雖然有些國家在試著做，像瑞典，其他國家有可能跟隨，像西歐，甚至於美國這些發達國家。但即使它們這樣做也只能慢慢來，一下子放開它們的醫療系統會崩潰，很多人會死亡，道義和政治上都無法接受。所以，也只能慢慢來。中國國內的疫情雖然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國外輸入和二次爆發的風險仍然很大。因為中國是靠隔離阻斷這種社會管理的方式來控制疫情的，而不是靠核酸檢測或者是群體免疫的方式。所以，絕大部分中國人對這個病毒沒有免疫力，是很容易被感染的。這是為什麼國家最近一段時間那麼重視這個問題。一旦疫情反覆，可能就會變得很嚴重。
國際上疫情現在很嚴重，而且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如果國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我認為可能會出現下列這些情況：
1、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感染，導致醫療設施和防疫物資嚴重供應不足，十幾萬甚至於幾十萬人死亡。
2、各種救市措施無效，世界經濟進入大蕭條，大量失業，數以億計人的生存可能難以為繼。
3、一些國家內部出現嚴重社會動盪，甚至爆發爭奪防疫物資和食品的暴力衝突，進一步加劇人道主義災難問題。
4、受疫情和財政支持中斷影響，一些國家軍隊失控，導致武器流失和軍隊以武力尋求自保，對國際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如果發生在核武器國家，後果可能更加嚴重。
面對這種情況，我覺得中國首先需要處理好自己的事情，這裡面就包括：
第一是加強對國外輸入疫情管控；第二是加強國內疫情監控和做好應急準備；第三是加強疫苗和特效藥的研究工作；最後就是搞好經濟。
搞好經濟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是內需，一個是外貿，現在外貿面臨很大的挑戰，別的國家都陷入疫情當中，對物資的需求大幅減少，除了對防疫物資需求大幅度增加以外，其他的都是大幅減少，包括對能源的需求都是大幅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外貿靠不住了，當然還要爭取，但說白了是靠不住的。至少在短期內只能靠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需要我們打開思路，除了傳統的做法如擴大基建以外（現在也有提要開展新基建如5G），還有就是促進消費。促進消費也需要有想象力，比如說補貼高科技產品消費，取消對汽車、房產的限購措施。是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但現在的問題不是炒房問題，而是保證基本需求問題。房子和車子是兩大產業，在現在的情況下，擴大需求離開了它們很難實現。
在國際上，我覺得不僅要有所作為，而且還應該大有作為。對外援助抗疫，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們要管，但不要管太多，還是集中精力和物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再說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如此對待我們，我們不落井下石就不錯了，還幫他們幹什麼，這是一個觀點。
第二種觀點就是我們不僅要管，而且還要大管，要大規模的介入，我個人傾向於第二種觀點。這是因為我們不僅要管，而且要大規模的介入，這既是我們良心的需要，也是我們國家利益的需要。我認為國家應該適時推出大規模的國際援助抗疫計劃，並加以實施。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有這樣幾個理由。
1、不作為或者是作為不夠對我們很不利。如果任由國際疫情這麼發展下去，我們要想防止疫情侵入，我們只能閉關自守。因為大家都有疫情，假如我們這邊沒有疫情，我們只能閉關自守。這就意味著要承擔由此帶來的各種不良的後果，閉關自守過去我們試過，對我們國家的發展非常不利。
如果任由國際疫情這麼發展下去，國際經濟崩潰，我們將失去海外市場資源、資金和技術，這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必然造成極大的衝擊。現在還有很多國家的疫情不是那麼嚴重，如果繼續嚴重下去的話，那我們在那些地方的市場資源的來源都會失去的。
如果任由國際疫情這麼發展下去，其他國家出現社會動盪，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將受到嚴重的威脅。我們國家邊界也可能面臨大量難民湧入的問題。
如果任由疫情這麼發展下去，其他國家若出現軍隊失控，特別是有核武器國家出現軍隊失控，將對我們國家的安全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
如果任由國際疫情這麼發展下去，其他國家陷入災難，我們國家即使能夠自保，也會成為嫉妒甚至於敵對的對象，成為眾矢之的。這些都是不作為的風險。
2、大規模介入有助於維護我們國家的利益。只有疫情得到控制，我們國家才能在不閉關鎖國的情況下有效的制止外部疫情的輸入；只有國際疫情得到控制，國際經濟才有可能避免崩潰，才有可能確保我們國家經濟的平穩增長，才能維護和拓展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市場，才能夠確保我們在海外的能源和資源的供應；只有國際疫情得到控制，我們才能更有效的保護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財；只有國際疫情得到控制，我們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
3、介入得好有助於我們回擊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在其他國家危難之際施以援手，而不是落井下石，本身就說明中國是國際安全的保障，而不是所謂的威脅。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有說服力的。
4、介入得好也有助於提高我們對外援助的效果和影響。前期我們對外援助提供了不少，直接效果也還可以。但是總的來講，規模小、策略性考慮太多、隨意性太強、協調性不夠，容易給人造成政治化的印象。所以無論對遏制外部疫情的蔓延還是對改善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效果，還是比較有限。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情況，需要大規模援助，明確宗旨、確定規則、加大協調，確保有效遏制疫情，產生積極良好的效果。
5、大規模介入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和責任。在其他國家大量人員傷病死亡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管或者做得不夠，作為人類良心上是過不去的。
當然，大規模介入不是完全無償的，實際上，大部分還是要通過貸款來實現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不要有所作為，而是我們要怎樣大有作為。至於如何作為，這個問題我想還是留給大家去思考。
賈慶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前院長、教授。1988年1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委員，最高檢察院特約檢察員；同時任中華日本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和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以及國內外十餘家知名學術刊物編委。研究方向包括東亞安全、中國外交和中美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