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陰曆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崇禎上吊的時候，身邊就剩下一個太監王承恩，所以他死前究竟還發生過什麼事，說過些什麼話，已經不得其詳了。不過，死後的崇禎卻留給後世許多疑團，也就給後來人提供了許多想象的空間。比如說收魏忠賢遺骨、部署南遷、內庫有錢不願發出充軍費等等，乃至最後的血詔，都充滿了敘事者的想象。國破家亡的時候，總有些人不願意當亡國奴，所以借一些烈士的事蹟激發民眾抵抗的熱情，也是常見的做法。況且死了的還是皇上，不僅秉承了"君王死社稷"的古訓，而且還在"血詔"中表現出愛民如子的情操，自然更是好文章的題材了。當然，代價就是後來的史家需要下很大功夫去弄清真相，並可能在下了大功夫後也弄不清真相。
但崇禎的死是真實的。對他的死，人們雖然不會用泰山鴻毛去評價，但在評價中確實也存在著分歧，並且還發生過爭辯。這些爭辯，也反映出明末清初人對崇禎的一些看法，並實際影響到清修《明史》對崇禎的評價。
以官方形式對崇禎進行評價的，最早可能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史可法等18人聯署的《南都公檄》（亦作《甲申討李賊佈告天下檄》）。其中有一段文字說道：
乃至今上特興，德勳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掃恭、顯（按：漢宣帝時的宦官弘恭、石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按：指龔遂、黃霸，漢代的良臣）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頻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按：宋代的曹彬，諡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按：淮陰侯韓信），曾念一人之推食。成（按：史可法《史忠正公集》作"世"）俗大都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為，涉必窮於滅頂（按：《易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兇，無咎"）。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
這段文字中的崇禎，不僅集孝宗、世宗之優點於一身，而且勤勉國政，自奉儉約，一心為民。即便是用兵派餉，也是出於無奈。可這樣的一個好皇上，為啥最後落得個悽慘的結局呢？原因就在於雖然皇上誠心求才，可下面的人一個個心懷私念，並無赤誠為國之心，以致養成大患，並最終導致民變，破國亡身。
不難看出，這段評價的基調，是盛讚崇禎，而將政治之失委過於臣下。聯署的18人，是南都五部的尚書以及都察院官和諸道御史，所以也相當於一種官方評價。
這種評價，在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1644）五月福王監國後為崇禎發喪時的詔諭中得到延續：
先帝天縱神資，丕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勤學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無非欲化頑為良，轉亂歸治。何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事，爰及國母，掩炤相從，嗚呼痛哉！ 與《南都公檄》最明顯的不同，就是詔諭把崇禎的勤政愛民進一步拔高到前古未有的程度；而在評價政治之失時，不僅歸責於大臣，而且歸責於民眾。當然，這裡的"民"應指李自成等"忘恩負義"的民眾，所以才稱為"不以義報"。
同年五月壬寅（陰曆五月十五，1644年6月19日）福王即皇帝位。六月戊午（六月初二，1644年7月5日），上大行皇帝廟號和諡號，諡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頒諡的詔書中，亦盛讚崇禎，幾同千古一帝，文字意思與前份詔諭相近，不再重引。
上廟號、諡號，本來是蓋棺論定的評價，但在這件事上，卻產生了不同的聲音。當時，吏部尚書張慎言擬"烈宗敏皇帝"，禮部尚書顧錫疇擬"乾宗"，而大學士高弘圖擬"思宗"，最後採納了高弘圖的意見。六月己卯（六月二十三日，1644年7月26日），忻城伯趙之龍上疏稱"思"非美稱，考證詳核，希建改諡。顧錫疇於是又擬"正宗"，但高弘圖仍然堅持先前所擬。弘光皇帝最後還是採納了高弘圖的說法，命不必改。實際上，趙之龍本身並不識字，其上疏則是吏科都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今上海松江）在背後慫恿的，目的是排擠高弘圖。
比南明朝廷為崇禎擬定諡號、廟號還要早一點，北邊的滿清政權也在給崇禎擬定廟號諡號。順治元年五月癸巳（五月初六日，1644年6月10日），攝政王就下令安葬崇禎，並擬定諡號和廟號。負責擬定的是明朝的降臣中允李明睿，他最後擬定的是懷宗端皇帝。這個廟號、諡號，後來計六奇在《明季北略》卷四《思宗烈皇帝》的按語中也進行了批評。因為按照《諡法》，"慈仁短折曰懷"，而歷史上宋端宗死時僅11歲，所以"懷"、"端"二字均算不得好字眼。李清（1602-1683）在《三垣筆記》也評價道："若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
南方的臣子們對"思"字頗為不滿，工科都給事中李清多次上疏請求改正，但均未被採納。弘光元年（即順治二年，1645），禮部郎中餘煜上言：
按《諡法》："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憂勤十七年，念念欲為堯舜者也。遭家不造，亂階頻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於欺君，卒至誤國，於先帝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悔前過則似譏，於覲揚無當也。且唐宋以來，未有諡"思"者。周之思王、漢之後主，闇弱何足述乎！《諡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國，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諡法》之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嘗殉難也。他日書之史冊，將按《諡法》乎？不按《諡法》乎？故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諡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考訂古今，不得已而擬書，似當諡曰毅宗正皇帝。隨後禮部侍郎管紹寧（崇禎戊辰進士，武進人）也上疏說："諡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於是以"敬宗"與"毅宗"疏請上裁，詔用毅。二月丙子（二月二十三日，1645年3月20日）改上思宗廟號為毅宗。據說採用"毅"字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聽說北方的清廷也用了"思宗"——"懷"和"思"在意思上確實有混同的地方。
對於"毅宗"，夏允彝之子夏完淳（1631-1647）在《續倖存錄·南都雜誌》評價道："烈皇帝之諡，始為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社稷也可思。特以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主，故耳改為毅宗。毅是武宗徽稱，不宜複用。當事以烈皇中絕，故以武宗相擬。但聖德懸殊，終屬未妥。"可見"毅"字也不能讓人滿意。明末清初人文秉（1609-1669）在《烈皇小識》中對此也頗有微詞，錄如下：
按《諡法》，"思"與"毅"於先帝俱無取也。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正也。今先帝俟兩宮畢命後始自為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後舉，既慨然知命天之不可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已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於正寢"，禮也。從容殉難，合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牆，禍介俄頃，而仁、義、禮、智俱全而無失焉，可不謂正乎？按《諡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當具疏，特請更上先帝諡號曰"烈宗正皇帝"，先後諡號曰"孝烈正皇后"。文秉是明末名臣、崇禎時大學士文震孟的兒子，文震孟則是東林黨人中的重要人物。所以文秉對崇禎的評價，也代表了一部分東林黨人對崇禎的看法。
崇禎的廟號，在唐王隆武元年（即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又被改成了"威宗"。李清評價說："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前既與劉禪同諡，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廟號、諡號上異同，其實也反映了末代的臣子對先帝評價的差異。不過從整體上看，這些評價都對崇禎持頌揚的態度，而把亡國的責任都推給了"欺君"的臣子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應了崇禎"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的說法。
不過，對崇禎的死，也還有另外一種看法，這就是江西人張自烈（1597-1673）在《君死社稷議》中的評價。其關鍵的論點是："君與社稷，俱存亡者也。社稷不可復存，則死之；君不死，不可復生，則死之。"也就是不到萬不得已，君都不應很快求死，"豈有聞變遽自引決者哉！"所以，"君不死，社稷幾亡而可以存。君死國亡，則是死社稷者，棄社稷耳，雖去出奔請降遠甚，然皆匹夫匹婦之諒耳，庸得為義乎！"
張自烈並未在文中點出崇禎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所指。他的意思，就是批評崇禎不應該那麼早就自殺，因為當時尚未到要死社稷的時候。故此文一出，自然也就招來了批評。宣城人吳肅公（1626-1699）看到後，就給張自烈去了一封信，對他的說法進行反駁。吳肅公認為張自烈這種馬後炮評價並無多大意義，反而沒有考慮到當時崇禎皇帝的處境，"帝不死，則懷愍徽欽續耳，即欲死而不可得"（如果崇禎皇帝不死，就要步晉懷帝、晉愍帝、宋徽宗、宋欽宗被俘的後塵，那時候想死也不可能了）。他批評張自烈說："先生獨非崇禎之遺臣哉！臣於君，猶子事父，沒其義而心非之，竊以為不可。"
這兩個人的說法誰是誰非，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張自烈作為明代遺民，其文集刻於順治七年庚寅（1650）。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張自烈與吳肅公在宣城見了面，之後寄給了吳肅公這篇文章。從時間上推斷，此文大約作於順治初年。大概因為如此，張自烈才敢在文中暗批崇禎。暗批崇禎，也意味著對崇禎的死存在另外一種評價，而且顯然，這種評價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當時的名人、也是吳肅公的老師沈壽民（1607-1675）就對張自烈的這篇文章讚不絕口，認為"此議當與日月爭光"。
與張自烈的評價風格類似的，還有查繼佐（1601-1676）《罪惟錄》中的評價。其文雲："帝勇求治，寡慾崇儉，鰓鰓民瘼，此心誠可享上帝。獨少推誠，稍舞智，往往以處逆魏之法繩其下，於是諸臣救過不暇，即賢者或寧自蓋。而堅任諸內侍，益灰豪傑之隱。曰吾自不旁落，已旁落矣。以飢益盜，以加派以飢，以繕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繕兵，久之，兵皆盜也。"言辭較張自烈更加尖銳，也可見在清初的明末遺民中，對明亡的反省也是在不斷地深化。
與南明政權對崇禎的評價大同小異，清政權對崇禎也是讚賞有加。順治十四年二月甲申（二月十一，1657年3月25日），諭工部："朕念故明崇禎帝尚為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若不亟為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並下令為崇禎立碑。順治十六年三月丙午（三月十五，1659年4月6日），正式立碑，命大學士金之俊撰文。文中說道："考史傳所載，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嗟乎傷哉！有君無臣，禍貽邦國，竟若斯哉！"這種說法，與南明政權的評價是完全一致的。
《明史》從順治二年開始纂修，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前後95年。正式刊成的《明史》中，給了崇禎2卷的篇幅，超過了孝宗和武宗。而對崇禎的評價，也無疑吸取了前述的一些評價，所以最後的《莊烈帝紀贊》，就糅合了各類觀點，變成了這樣一段文字：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 ，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覆信任宦官，佈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