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崇祯上吊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一个太监王承恩，所以他死前究竟还发生过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已经不得其详了。不过，死后的崇祯却留给后世许多疑团，也就给后来人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比如说收魏忠贤遗骨、部署南迁、内库有钱不愿发出充军费等等，乃至最后的血诏，都充满了叙事者的想象。国破家亡的时候，总有些人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借一些烈士的事迹激发民众抵抗的热情，也是常见的做法。况且死了的还是皇上，不仅秉承了"君王死社稷"的古训，而且还在"血诏"中表现出爱民如子的情操，自然更是好文章的题材了。当然，代价就是后来的史家需要下很大功夫去弄清真相，并可能在下了大功夫后也弄不清真相。
但崇祯的死是真实的。对他的死，人们虽然不会用泰山鸿毛去评价，但在评价中确实也存在着分歧，并且还发生过争辩。这些争辩，也反映出明末清初人对崇祯的一些看法，并实际影响到清修《明史》对崇祯的评价。
以官方形式对崇祯进行评价的，最早可能是崇祯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史可法等18人联署的《南都公檄》（亦作《甲申讨李贼布告天下檄》）。其中有一段文字说道：
乃至今上特兴，德勋益备。孝庙之温恭俨在，世宗之神武重光。当冲龄而扫恭、显（按：汉宣帝时的宦官弘恭、石显）之氛，立清宫府；于召对而发龚、黄（按：指龚遂、黄霸，汉代的良臣）之叹，总为编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兴而派饷，是糜饷者兵也，而饷非自私。顾犹诏旨频颁，有再累吾民之语；每当天灾修省，无一时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难引一人之过以就臣之名。是宜大业之宏昌，何意诸艰之骈集！理诚莫解，事有可陈。思为苍生而得人，上之张罗者诚广；责以赤心而报主，下之自矢者难言。家家有半闲之堂，事事同小儿之戏。果能功名比曹武惠（按：宋代的曹彬，谥武惠），讵妨好官之得钱；竟无肝胆似汉淮阴（按：淮阴侯韩信），曾念一人之推食。成（按：史可法《史忠正公集》作"世"）俗大都尔尔，贤者一并悠悠，壅蔽实繁，担当何状？图之不早，病已成于养痈；局尚可为，涉必穷于灭顶（按：《易经·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悲夫！悲夫！边尘未息，寇焰旋腾，血溅天潢，烽传陵寝。
这段文字中的崇祯，不仅集孝宗、世宗之优点于一身，而且勤勉国政，自奉俭约，一心为民。即便是用兵派饷，也是出于无奈。可这样的一个好皇上，为啥最后落得个凄惨的结局呢？原因就在于虽然皇上诚心求才，可下面的人一个个心怀私念，并无赤诚为国之心，以致养成大患，并最终导致民变，破国亡身。
不难看出，这段评价的基调，是盛赞崇祯，而将政治之失委过于臣下。联署的18人，是南都五部的尚书以及都察院官和诸道御史，所以也相当于一种官方评价。
这种评价，在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五月福王监国后为崇祯发丧时的诏谕中得到延续：
先帝天纵神资，丕承弘绪，适逢国步多艰，民生日蹙，勤学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先帝之焦劳者也。不期以礼使臣，而臣以不忠报；以仁养民，而民以不义报。彝伦攸斁，报施反常，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驯见妖氛日炽，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毁我陵寝，四海人心，莫不欲灭此而后朝食。乃先帝爱惜愈加，招抚弥切，无非欲化顽为良，转乱归治。何皇天不吊，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事，爰及国母，掩炤相从，呜呼痛哉！ 与《南都公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诏谕把崇祯的勤政爱民进一步拔高到前古未有的程度；而在评价政治之失时，不仅归责于大臣，而且归责于民众。当然，这里的"民"应指李自成等"忘恩负义"的民众，所以才称为"不以义报"。
同年五月壬寅（阴历五月十五，1644年6月19日）福王即皇帝位。六月戊午（六月初二，1644年7月5日），上大行皇帝庙号和谥号，谥曰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颁谥的诏书中，亦盛赞崇祯，几同千古一帝，文字意思与前份诏谕相近，不再重引。
上庙号、谥号，本来是盖棺论定的评价，但在这件事上，却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吏部尚书张慎言拟"烈宗敏皇帝"，礼部尚书顾锡畴拟"乾宗"，而大学士高弘图拟"思宗"，最后采纳了高弘图的意见。六月己卯（六月二十三日，1644年7月26日），忻城伯赵之龙上疏称"思"非美称，考证详核，希建改谥。顾锡畴于是又拟"正宗"，但高弘图仍然坚持先前所拟。弘光皇帝最后还是采纳了高弘图的说法，命不必改。实际上，赵之龙本身并不识字，其上疏则是吏科都给事中李沾（松江华亭人，今上海松江）在背后怂恿的，目的是排挤高弘图。
比南明朝廷为崇祯拟定谥号、庙号还要早一点，北边的满清政权也在给崇祯拟定庙号谥号。顺治元年五月癸巳（五月初六日，1644年6月10日），摄政王就下令安葬崇祯，并拟定谥号和庙号。负责拟定的是明朝的降臣中允李明睿，他最后拟定的是怀宗端皇帝。这个庙号、谥号，后来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四《思宗烈皇帝》的按语中也进行了批评。因为按照《谥法》，"慈仁短折曰怀"，而历史上宋端宗死时仅11岁，所以"怀"、"端"二字均算不得好字眼。李清（1602-1683）在《三垣笔记》也评价道："若新朝遵议庙号之人，不称怀帝而称怀宗，尤异，不知何家之宗也。"
南方的臣子们对"思"字颇为不满，工科都给事中李清多次上疏请求改正，但均未被采纳。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礼部郎中余煜上言：
按《谥法》："道德纯一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先帝忧勤十七年，念念欲为尧舜者也。遭家不造，乱阶频起，而所用之人又皆忍于欺君，卒至误国，于先帝何咎焉？道德纯一则似泛，追悔前过则似讥，于觐扬无当也。且唐宋以来，未有谥"思"者。周之思王、汉之后主，闇弱何足述乎！《谥法》："有功安民曰烈。"今国破家亡，以身殉国，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非《谥法》之谓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汉之昭烈，魏之烈宗，唐之光烈帝，未尝殉难也。他日书之史册，将按《谥法》乎？不按《谥法》乎？故曰："思"、"烈"二字，举误也。然则谥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考订古今，不得已而拟书，似当谥曰毅宗正皇帝。随后礼部侍郎管绍宁（崇祯戊辰进士，武进人）也上疏说："谥法庙号，不妨互见。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无穷，嘉名有限。"于是以"敬宗"与"毅宗"疏请上裁，诏用毅。二月丙子（二月二十三日，1645年3月20日）改上思宗庙号为毅宗。据说采用"毅"字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听说北方的清廷也用了"思宗"——"怀"和"思"在意思上确实有混同的地方。
对于"毅宗"，夏允彝之子夏完淳（1631-1647）在《续幸存录·南都杂志》评价道："烈皇帝之谥，始为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社稷也可思。特以周思之后绝无此谥，周思又非贤主，故耳改为毅宗。毅是武宗徽称，不宜复用。当事以烈皇中绝，故以武宗相拟。但圣德悬殊，终属未妥。"可见"毅"字也不能让人满意。明末清初人文秉（1609-1669）在《烈皇小识》中对此也颇有微词，录如下：
按《谥法》，"思"与"毅"于先帝俱无取也。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传》所谓国灭君死，正也。今先帝俟两宫毕命后始自为计，义也。初拟从权，徐图后举，既慨然知命天之不可争，不难身殉以谢天下，智也。业已身殉矣，犹曰"因失江山，不敢终于正寝"，礼也。从容殉难，合乎大道，仁也。夫当变起萧墙，祸介俄顷，而仁、义、礼、智俱全而无失焉，可不谓正乎？按《谥法》：杀身成仁曰烈，临难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当具疏，特请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先后谥号曰"孝烈正皇后"。文秉是明末名臣、崇祯时大学士文震孟的儿子，文震孟则是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所以文秉对崇祯的评价，也代表了一部分东林党人对崇祯的看法。
崇祯的庙号，在唐王隆武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又被改成了"威宗"。李清评价说："未审隆武时诸臣何以改此号，前既与刘禅同谥，后又与汉桓、高洋同庙号，且为洋弃而不用之庙号，宜乎古人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叹也。"
庙号、谥号上异同，其实也反映了末代的臣子对先帝评价的差异。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评价都对崇祯持颂扬的态度，而把亡国的责任都推给了"欺君"的臣子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崇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的说法。
不过，对崇祯的死，也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这就是江西人张自烈（1597-1673）在《君死社稷议》中的评价。其关键的论点是："君与社稷，俱存亡者也。社稷不可复存，则死之；君不死，不可复生，则死之。"也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君都不应很快求死，"岂有闻变遽自引决者哉！"所以，"君不死，社稷几亡而可以存。君死国亡，则是死社稷者，弃社稷耳，虽去出奔请降远甚，然皆匹夫匹妇之谅耳，庸得为义乎！"
张自烈并未在文中点出崇祯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所指。他的意思，就是批评崇祯不应该那么早就自杀，因为当时尚未到要死社稷的时候。故此文一出，自然也就招来了批评。宣城人吴肃公（1626-1699）看到后，就给张自烈去了一封信，对他的说法进行反驳。吴肃公认为张自烈这种马后炮评价并无多大意义，反而没有考虑到当时崇祯皇帝的处境，"帝不死，则怀愍徽钦续耳，即欲死而不可得"（如果崇祯皇帝不死，就要步晋怀帝、晋愍帝、宋徽宗、宋钦宗被俘的后尘，那时候想死也不可能了）。他批评张自烈说："先生独非崇祯之遗臣哉！臣于君，犹子事父，没其义而心非之，窃以为不可。"
这两个人的说法谁是谁非，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张自烈作为明代遗民，其文集刻于顺治七年庚寅（1650）。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张自烈与吴肃公在宣城见了面，之后寄给了吴肃公这篇文章。从时间上推断，此文大约作于顺治初年。大概因为如此，张自烈才敢在文中暗批崇祯。暗批崇祯，也意味着对崇祯的死存在另外一种评价，而且显然，这种评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名人、也是吴肃公的老师沈寿民（1607-1675）就对张自烈的这篇文章赞不绝口，认为"此议当与日月争光"。
与张自烈的评价风格类似的，还有查继佐（1601-1676）《罪惟录》中的评价。其文云："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此心诚可享上帝。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或宁自盖。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曰吾自不旁落，已旁落矣。以饥益盗，以加派以饥，以缮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缮兵，久之，兵皆盗也。"言辞较张自烈更加尖锐，也可见在清初的明末遗民中，对明亡的反省也是在不断地深化。
与南明政权对崇祯的评价大同小异，清政权对崇祯也是赞赏有加。顺治十四年二月甲申（二月十一，1657年3月25日），谕工部："朕念故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并下令为崇祯立碑。顺治十六年三月丙午（三月十五，1659年4月6日），正式立碑，命大学士金之俊撰文。文中说道："考史传所载，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嗟乎伤哉！有君无臣，祸贻邦国，竟若斯哉！"这种说法，与南明政权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明史》从顺治二年开始纂修，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前后95年。正式刊成的《明史》中，给了崇祯2卷的篇幅，超过了孝宗和武宗。而对崇祯的评价，也无疑吸取了前述的一些评价，所以最后的《庄烈帝纪赞》，就糅合了各类观点，变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 ，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覆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