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有句話，四十四，眼長剌。是指人過了四十四，眼睛長毛，只能看遠的。不僅只能看遠的，也只能想遠的。
有一天晚上失眠，坐在沙發上發呆，忽然想起一句詩，青山隱隱水迢迢。卻記不起下面的三句。打開電腦百度，才知道是杜牧的《寄楊州韓綽判官》，全詩是：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一時啞然失笑，驚得地板上的一隻蟑螂撤蹄而逃。由這又想到這是中學時學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時語文老師選讀的課外詩。
除了《寄楊州韓綽判官》外，還有其他的。老師姓楊，半禿頂，像個瓜瓢，平時不苟言笑，但教我們讀杜牧詩時卻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縫，反覆吟誦“玉人何處教吹簫”、“小紅低唱我吹簫”、“自恨尋芳到已遲”等句，稀疏的幾根頭髮在瓜瓢頂上來回擺動，狀如葕藻。
楊老師此景也是由“青山隱隱水迢迢”這句子連帶想起來的，當時未必會深想他為何會如此費老大勁搬弄出杜牧這些詩句來幹什麼。那天晚上，我有點弄懂了，他其時跟我現在的年齡相仿，或許由杜牧的這些豔詩想起了年輕時的一點風流韻事，藉此機會祭奠一下跑得沒影了的青春。那時候的女學生沒現在這樣聽話，偶爾氾濫起來的激情只能憑了詩歌去平息。僅此一點，也足以讓我對當下的時代心存感激。老師在我這個年紀的那個時代，他的激情還是揚州的，明月下的畫舫裡，有會吹簫會唱《後庭花》的小紅們。
不到30年的時間，楊州變成了東莞，秦淮河變成了臭水河，能歌善舞的小紅們變成了雞。唯一有點可喜的是，吹簫那門手藝似乎還留著。
還想起了一件遠了的事。那是一箇舊夢。30年前做的。確切的說，是28年前，那年，我16歲，初三第二學期，一個晚自習，快考中考了，都在拼命，我卻睡著了。我夢見自己有一個果園，一大片，在半山腰，細竹子兩相斜織著的長長的籬笆圍著，種了桃樹李樹杏樹板栗樹，還有幾棚葡萄。邊上有個木房子，還是簇簇新的，木壁木窗，白色的，頂上蓋了青瓦。
不得不說，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夢，這麼多年，像魅影相隨似的，每隔一段時間，這個夢就會跳到我眼前。這兩件遠事兒一前一後地想起，讓陷在中年的虛無主義和宿命論的泥淖中的我有了蠻多可怕的想法，很想捋出點兒頭緒，找出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果是，它們之間根本沒關係。這又是中年的病，疑神疑鬼、患得患失，是陶淵明說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路數。這樣一想，倒也又讓我在這個夜有點深了的客廳餐桌上的電腦前又啞然失笑了，嚇得另一隻蟑螂撤蹄而逃。
初三做的那個夢，三年後，我快要實現了。1988年，我18歲。那一年，我高考敗北。離開學校的那天，記得有點雨，當然，是晴天也難說，但我覺得有點雨更適合。我挑了滿滿的一擔。一頭是櫳子。我考上縣城一中時祖父特地給我做的，砍了禾坪邊的一棵水桐樹，花了幾天才做成，又漆了黑漆，油光水抹。上學時，是母親送我去的，那是我第一次上縣城，母親挑的櫳子，母親個子矮，櫳子仍離地很近，不時磕了地。後來很多年，我都會不時想起個子矮矮的母親挑著又高又大的櫳子送我到縣城上學的情景。三年過去了，我自己挑了櫳子回家，櫳子離地很遠，我長得比母親高一個頭了。
另一頭是被子什麼的。擔子很輕，因為我把最重的那些書全丟掉了。我挑著擔子走出校門。校門外即沿江路，那江即桃花江，向右一千米左右流入資江，我向右走上沿江路，河畔有很多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茅草堆，那是造紙的原料，學校的隔壁是紙廠，一年四季臭氣熏天。我從紙廠的前面走過桃花江大橋，再走上資江的河堤，然後就上了船，坐船到了鎮上，再坐農用車回了家。
自從那次離了校門，直到今年正月初四，我才跟兩個老同學重新進了校門，全變了，很難找到昔日的影子，唯教室後面的那半截山崗還在，裸露著黃土，在我記憶裡，那裡好像雜樹生花的。那半截山崗在也是好的，在離開學校前的一個晚上，我曾挽了一個女同學的手臂走過了那片山崗，我很想吻她，如果吻的話，估計也吻得到，但還是有點怕，沒吻。
回家後，我收拾了一間偏屋住。有一年，奶奶跟母親吵架，祖父一生氣，準備跟我們分家，就蓋了這間偏屋，織的篾壁，上面塗了泥巴。後來和好了，家沒分成，就做了雜屋，有口倉，又放梨耙鍬鋤之類，還放了祖父的一副棺材。我躲在房間裡，我早些有篇文章寫過這事：
……
我將自己關在房子裡，不吃不喝，弟弟妹妹受母親之命前來喊我吃飯，均被喝在了門外。幾乎從上高中的第一天起，我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未來的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所以，整整三年，我是十指不沾陽春水，誰知道結果竟是這樣！我已經做出了一個十分明確的決定，那就是再也不去復讀了，踏踏實實地做一個農民。
將近日暮的時候，我忽然聽到門被吱呀一聲地推開了，我以為又是妹妹或弟弟前來“搗亂”了，正要發火，轉頭一看，原來卻是祖父進來了，他手裡掂著一瓶什麼，放在我面前的書桌上。我一看，原來是一瓶腦樂靜。
祖父說：“脾氣還沒醒呀？來，吃點藥，補補腦子。”一邊說一邊動手給我擰瓶蓋。
祖母沒有生養，祖父一輩子缺人，父親是他抱養的，但祖父視我們如同親出，尤其是對身為長孫的我，更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說老實話，我之所以如此失落，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感到很對不起他。但那天我也許昏了頭，我賭氣地說：“不吃，我就是不吃！”一邊說，我的手一邊攤著，只聽見咣啷一聲響，祖父手裡的那瓶腦樂靜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四頁八塊，黑黑的藥液流了一地。
我忽然揚聲痛哭起來了，這一哭就不可再收拾，像開了閘的洪水般的，一瀉汪洋。祖父這時慌了手腳，他本來是俯身在地上撿拾著地上的碎片的，他木然地站在那兒，好像要勸慰我幾句，但就是找不出話來。母親他們聽到我的哭聲後，一起擁到了房門前，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祖父回過頭來對他們說：“讓他哭哭，哭出來了就好了！”
是的，哭出來了就好了，我哭了好幾個小時，直到聲音都發嘶了，這才止住了。第二天，我就拿了一把鋤頭跑到後山上去開荒地了，兩手的掌心都磨出了滿滿的血泡。
……
那時，後山是茶園，齊腰高的茶樹，鬱郁一片，茶樹是村裡的，但茶園中間有條路是無主的，一大半長了蕨毛茅草，我想開了那大半邊，種紅薯。關於這個過程，我有個叫做《飢餓時代》的中篇小說有過詳細的描繪：
高中畢業，我沒考上大學，萬念俱灰，所有人的勸我全當作耳邊風，橫了一條心，一把火把所有的書燒了，然後肩了一把鋤頭上山，要把我家的責任山全挖轉來，栽板栗樹。雖然我是農村長大的，由於自小成績不俗，誰都認為我將來不是種田挖土的命運，所以，家裡從來不讓我幹農活。只一天，我的雙掌就被鋤頭把打滿密密麻麻的血泡，晚上，我用針叨穿了，辣辣的痛。但第二天，我用布條纏了手掌，照常上山了。突然，我的鋤頭被一雙有力的手搶走了，轉頭一看，是盧一新，衝著我說：
“告訴你，不是你那樣挖的，應該這樣挖。”
說著，他舉起鋤頭，越過頭頂，挖下來，看似沒什麼勁，那鋤頭卻沒至了鋤柄，老大的一塊土全鬆動了。再一提，那塊土翻了過來。又舉起鋤頭，鋤尖朝上，鋤柄打下來，硬土就散了。這挖、提、打三個動作一氣呵成，看上去不費吹灰之氣，卻頂得上我至少十下、甚至二十下。接著，他又埋頭挖，只一會，床鋪那麼大一塊地就挖轉了。是我小半天的功夫。他放下鋤頭，臉不紅，氣不喘，似笑非笑地看著我。我衝過去要搶鋤頭，他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天生幹什麼就幹什麼，我這雙手天生就是抓鋤頭把的，你那雙手天生就是抓筆的。用我的手去抓筆，是下錯了種插錯了秧；用你的手來抓鋤頭把，也是下錯了種插錯了秧。”
我哭了，大叫道：
“可是我的命只能拿鋤頭把不能拿筆啊。”
他把鋤頭重重地摔在地上，說：
“錯了。學校這條路黑了，你還可以去當兵，部隊除了拿槍的兵，還有拿筆的兵。”
小說有虛構的成份，但挖土的情節卻是完全真實的。只不過，我將林伯伯的事兒安在了盧一新的身上。
林伯伯是我弟弟的乾爹，是個篾匠，又是個莊稼好手，還喜歡打獵，我無數次跟了他在雪地裡捕野兔子。那段時間，他教了我蠻多做農民的好多東西，也教會了我卷喇叭煙抽，嗆得腸子肚子都吐了出來。他告訴我，我開的那些土是不適合種紅薯的，先開了，把蕨毛茅草等燒了肥一下土，第二年過了春種杉樹。我聽了他的，第二年種了一路的杉樹。
遺憾的是，不久，生產隊將茶園收回了，分到了各家各戶，而那條路又沒分到我家，那樹也讓人佔了，每次回家我都會去看看那些樹，一年年長大，後來又陸續讓人砍了，唯剩了幾棵，最大的有小孩腰那麼粗。
一年的正月初一，父親和我們兄弟兩去後山上給祖父祖母的墳頭拜年。拜完年後，轉到我家的責任山。父親指著幾棵蠻大的杉樹對我說，這幾棵樹他準備留了做棺材的。我依稀記得，最大的那棵就是我當年種的，樹葉葳蕤，樹幹筆直，有凌霄之勢。
世事有點滄桑，那天，母親的生日，我打電話回去，母親告訴我，林伯伯可能等不到雙搶就會走了，癱幾個月了。掛了電話，腦子裡映出了當年跟他打獵的畫面，在齊膝的雪裡，他肩著那條烏黑的鳥銃領著我在山頭山窩裡飛奔，前面是一黃一白兩條獵狗。一時竟鼻孔酸酸的，要落下淚來。
第二年，即1989年，除栽了些杉樹外，我的主要工作是和老虎砍柴。這裡，又得引我2010年寫的一篇小文章《老虎》：
老虎原名郭虎才，其復讀多年，不第，遂於1986年斷絕高考夢。我於1988年高考敗北，兩人惺惺相惜，引為知己，同到習家村、紐絲村砍柴數月，黑早去，黑夜回。砍柴之餘，則聊天，聊如何賺錢，亦聊男女之事，甚為怡悅。後其於觀音閣下開打米廠，晚則與其同眠，半年焉。1989年底，我去武漢當兵，其已定婚。1991年我探親回家，其已結婚，並生一子，曰郭聰，但名聰人不聰，系天生智障。退伍後，我到深圳，偶爾回家一次，必與其長談，於1995年又得一子，其境況不如人意，擔金砂、砍蘆柴等，貌憔悴，鬚髮縱橫，不復有笑。唯大兒郭聰呵呵自笑，令人愀然，其曾引火將其老屋九間房焚為灰燼。2008年我返家，我去找他，不在，說去板廠打工，時觀音閣重修，以地利之便，其妻售香燭之類，與我泡茶後又復織毛線拖鞋，郭聰蹲地玩蚯蚓，聞小兒讀書甚佳，亦堪喜。
晚八8點餘鍾，老虎至，言剛從板廠下班，黑汗湍流，聞我歸，小跑而至焉，抽菸數枝，閒聊一二，面有倦容，遂歸，詎料此為永別也。
2009年5月，一友致電我，言老虎騎摩托車讓一三輪車撞死。當晚，我即想寫篇悼念他的小文，未果。嗚呼老虎，其人也善，其命也騫，天不假時，奈何奈何！
至今憶起，我仍然認為我跟老虎砍柴的那段歲月是我生命中的黃金時代，兩個落魄的人躲在樹深竹密的山裡，雖然內心裡也充斥著對現實的惆悵和未來的茫然，但總體來說，靈魂還是安的，越到後來，甚至越安，幾乎慣看了秋月春風。但命運最後仍是讓我走出了那重重疊疊的山，很多年裡，我也自以為這種走出是幸運的，至少，總要比道路乖騫的老虎要強一些吧。
但在寫這篇文字的今夜，我卻又有些懷疑了自己的這種自以為，如果當初不出來，我真的成了一個鋤土挖木的農民，其幸福指數難道真的會比我像行屍走肉似地混在深圳低嗎？這樣一想，我似乎倒也弄懂了這段時間我為什麼會連續性地想起那兩件遠事兒，其實，它們是有關係的，是一件事兒，在二十四橋明月夜的小紅的簫聲裡轉了一圈，內心裡，最喜歡的還是青山隱隱，還是初三第二學期晚自習做的那個舊夢。張繼詩說：
心事數莖白髮，
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
古道無人獨還。
也許哪一天，過了四十四歲的我，會突然逃離了這吵得耳膜發痛的深圳，回到我的故鄉去，去種種當年沒種成的紅薯，繼續栽我的杉樹，下雪了，肩支鳥銃打打獵，閒了，教孩子們杜牧的詩。不過，如果孩子們問玉人何處教吹簫是怎麼回事，我還真沒有想起來如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