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翻譯的歷程

本文來源：薛範《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

轉自：譯匠

編者按：很好的翻譯學習資料。——翻譯教學與研究

這裡先引用季羨林先生的一段話：中國人喜歡談論“中國之最”, “然而, 有一個‘最’卻被人們完全忽略了, 這就是翻譯。無論是從歷史的長短來看, 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 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 中國都是世界之‘最’。”

中國最早的譯事, 據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國翻譯詞典》“中國翻譯大事記”, 有文字記載的, 最早可上溯到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

公元7世紀唐貞觀年間玄奘對印度佛經的翻譯, “把翻譯這項工作提到藝術的高度”, “推動盛唐文化的發展”（葉水夫先生語）。

外國文學作品最早的中譯本當推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的《意拾喻言》（伊索寓言）；光緒25年（公元1899年）出版林紓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外國小說翻譯之先風；據錢鍾書先生考證：董恂1865年（同治四年）譯朗費羅的《人生頌》， 似乎是最早的詩詞翻譯的記錄。至於歌曲的翻譯始於何時？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國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中國翻譯詞典》中沒有任何記載。該詞典中，除了“《國際歌》的漢譯及其在我國的傳播”一條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有關“歌曲翻譯”的條目。“歌曲翻譯”至今仍是不為人們注重的一個領域。

歌曲翻譯始於20世紀初·先驅者們在20-40年代

據音樂學家錢仁康教授所見, 我國翻譯外國歌曲開始於清朝末年。據錢教授舉證：葉中冷1908年譯的美國《飛渡鳩迦》（進軍佐治亞）和稍後的佚名譯的法國《馬賽曲》，還有20年代馬君武譯的德國《迷娘之歌》和劉半農譯的愛爾蘭民歌《最後之玫瑰》可能是我國最早的幾首翻譯歌曲。

“五四”以後, 西風東漸, 歸國留學生、外國僑民、流亡者（例如白俄）和“淘金者”、外國傳教士、西洋樂隊和歌唱家等開始陸續把西方的音樂和歌曲傳入我國。

清朝末葉，廢科舉，辦新學，倡導“學堂歌曲”。當時從事音樂啟蒙教育的大多曾留學日本，對日本的學堂歌曲的印象極深。以沈心工為例，他在1904~1907年間編印的《學校唱歌》3集，是我國最早出版的學堂歌集之一，其中所收入的大多是日本歌調的填詞歌曲。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沈心工重編學校唱歌集6集，開始選用一部分德、法、英、美的曲調填詞——這兩種歌集是把外國歌曲介紹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一次實踐。張秀山1913年編的《最新中等音樂教科書》中也有不少外國歌曲。但從當時直到40年代，學堂歌曲所引進的外國作品幾乎很少按照原文歌詞作譯配介紹，多半採用如下兩種方式：

一是採用外國的曲調填以中國的古典詩詞, 例如: 錢仁康先生用俄羅斯民歌《從那島嶼後的河灣》填以李白的《長門怨》, 用美國魯特的《空中樂聲》填以劉基的詩, 用蘇格蘭民歌《水邊和山崖》填以陶潛的《歸鳥》, 用英國哈利森的《黃昏來臨》填以晏殊的《踏莎行》, 用美國奧德威的《夢見家鄉和老母》填以溫庭筠的《更漏子》, 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填以黃遵憲的《今別離》, 用英國萊登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現在我眼前》填以李白的《清平調》, 用意大利喬爾達尼的《我親愛的》填以韓愈的《履霜操》等等。豐子愷在他1927年編選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 也採用了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岑參、歐陽修等人的詩篇為外國曲調填詞。

另一是採用外國的曲調自行填詞。如：趙銘傳根據日本《櫻花》填詞的《遠別離》、根據法國《我的諾曼底》填詞的《梅花》；劉大白根據貝多芬的《土撥鼠》填詞的《賣花女》、根據挪威《昨夜》填詞的《靜夜》；沈心工根據福斯特的《主人長眠在冷土中》填詞的《凱旋》；沈秉廉根據魯賓什坦的《F調旋律》填詞的《春來了》。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可能是被填詞最多的一首外國民歌，據錢仁康先生所見，出現於1905~1935年這20年間的填詞版本就達16首之多，其中傳唱較廣的是梁啟超的《終業式》、桂軒的《惜春歸》和沈心工的《楊柳花》。

為外國曲調填詞最有影響首推李叔同（弘一法師）。李叔同既有詩才, 又有樂才, 他所選配的曲子大多來自日本的學堂歌曲, 其中除了日本作品外, 還有意大利作曲家貝利尼和德國作曲家韋伯的歌劇選曲, 有美國作曲家福斯特、奧德威、海斯等人的通俗歌曲, 還有美、英、德、法等國的兒歌、民歌和聖詠等。例如, 膾炙人口的填詞歌曲《送別》和《憶兒時》就分別取自犬童球溪（犬童信藏）填詞的《旅愁》和《荒蕪的家園》,而這兩首的原曲則分別是奧德威作曲的《夢見家鄉和老母》和海斯作曲的《我親愛的陽光明媚的老家》。

李叔同的填詞歌曲散見於當時各種音樂教材和歌曲集以及他1936年出版的《清涼歌集》中。

這一時期, 除了李叔同外，劉大白、劉半農、韋瀚章、李抱忱、許地山、沈心工、沈秉廉、錢仁康等也都有填詞歌曲問世。曾與黃自、應尚能、林聲翕、黃友棣等音樂家合作寫過300多首的歌詞大家韋瀚章, 他在30年代為德沃夏克《自新大陸交響曲》慢板樂章填詞的《老大徒傷悲》傳唱一時。傑出的語言學家兼音樂家趙元任在1937年淞滬抗日戰爭之際，用美國的《星條旗永不落》的曲調為堅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寫了填詞歌曲《蘇州河北岸上的大國旗》。

除了學堂歌曲，較早傳入我國的，還有伴隨“洋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來的宗教歌曲（聖詠）。據《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的“基督教音樂”條目：“唐德宗建中2年（781年）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清末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是現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基督教頌讚歌曲的歌詞。天主教於元代傳入中國後一度中斷，明末再度傳入。明代天主教司鐸吳漁山的《墨井集》載有《仰止歌》，是中國17世紀的一首天主教歌曲。新教各宗派在鴉片戰爭後自英、美和德國傳入中國。太平天國的禮拜儀式中所唱的《三一頌》，其曲調即法國教會作曲家L·布爾熱瓦所作的《老百篇》（因以《詩篇》第100篇為歌詞而得名）”。

此外，據現存的資料記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早在1913年就編選出版了《青年詩歌》。20年代出版的聖詠集有11種，到30年代，又增加了19種，到40年代再增加19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閻述詩編譯的《新舊約聖詩集》、李抱忱編的《普天同唱集》、中華基督教會（長老會）編訂出版的《普天頌讚》、浸會書局選編的《大家唱》等。為譯介聖詠歌曲作出貢獻的首推劉廷芳和楊蔭瀏，他們譯配的一些聖誕歌曲，現在仍可在世俗音樂會上經常聽到。

在20~40年代出版的外國歌曲集也不算少，據現存的資料記載有50多種，最早如1927年出版的、劉半農譯的《國外民歌譯》、1928年柯政和、張秀山編的《名歌新集》、1930年中華樂社出版的《世界名歌選粹》5冊、1932年錢歌川編的《世界名歌選》、1933年梁得所編譯的《世界名歌集》3冊、同年李抱忱編的《混聲合唱曲集》2冊和《獨唱曲集》1冊、柯政和編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3冊以及《女聲合唱一百曲集》和《混聲合唱一百曲集》、1936年沈上達編的《世界名歌一千曲》、同年醒民出版社編的《世界名歌三千曲》4冊、1943年李凌、趙風編的《世界名歌選集》、狄潤君《世界名歌選》和《西洋歌曲集》、1947年陳原編譯的《世界合唱名歌》、陳鶴琴、屠哲梅編譯的《世界兒童歌曲》等等。

外國的經典歌曲，最早的是1928年佚名譯的《萊茵河畔》可能是希爾歇《羅雷萊》最早的譯本。1936年就已經出版了胡宣明譯的舒伯特歌曲集。1940年，顧一樵譯的《快樂頌》可能是貝多芬《歡樂頌》最早的譯本了。1945年呂振中等譯的《創造神曲》可能是海頓《創世紀》最早的譯本。1948年又出版了廖曉帆譯的《舒伯特獨唱曲集》。此外，在這一時期還出版了章德雲、徐誠軒合譯的萊哈的《風流寡婦》。

在30~40年代譯介的外國歌曲，可以查見的還有：青主1930年譯的德國民歌《蒼蒼松樹》、丹麥民歌《我現在要出征》等；有許地山譯的布拉姆斯的《搖籃曲》、蘇格蘭民歌《洛蒙湖》等。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於1933~1937年編輯出版的《音樂教育》月刊（繆天瑞主編），共出刊57期，幾乎每期都有翻譯歌曲發表，譯者署名的有：繆天瑞、華孫、徘徊、程與松、默生、天華等，作品大多為歐美兒歌和民歌。值得一提的是：舒伯特的幾首名曲，如《漂泊者的夜歌》、《漂泊者》、《搖籃曲》和《小夜曲》都在1934年各期發表，譯者署名默生。舒伯特可能是最早被中國人認識和接受的外國經典作曲家之一了。默生還譯了舒曼的《蓮花》和《你像一朵花兒》以及門德爾松的《乘著歌聲的翅膀》。此外，張承謨在40年代也譯過不少德國古典歌曲，後來收入錢仁康編的兩集《中學歌集》中。

在20年代, 有3首外國歌曲的翻譯傳播值得大書特書的。它們對我國人民的巨大影響足以載入翻譯史冊。

第1首是法國的《馬賽曲》。1792年，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已進入第4個年頭。德、奧兩國的封建君主和法國的逃亡貴族糾合武裝準備入侵法國、鎮壓革命。此時駐防在法國東部邊境的一名工兵中尉魯熱·德·利爾寫出了《萊茵軍團戰歌》，由起義的馬賽市義勇軍一路高唱著攻入了巴黎，從此這首戰歌以《馬賽曲》之名傳遍全國。1795年，《馬賽曲》成為法國國歌。

《馬賽曲》被譯介到我國來最早見於張秀山1913年編的《最新中等音樂教科書》。譯文只有一段歌詞，採用古“歌行”體，沒有譯者署名，據音樂學家錢仁康教授推測：“可能是民國二年（1913年）春北京政府教育部函請蔡元培、王闓運、張謇、嚴復、梁啟超、章炳麟等人撰著國歌時所附‘世界國歌譯意’中的《馬賽曲》譯詞”。在此以後，譯《馬賽曲》的不知其數，但大多隻譯兩三段詞，並且只作為譯詩，不能配譜演唱，如王韜（紫詮）隱括原作幾段歌詞的內容譯成一首七言詩，鄭超麟則譯成一首《滿江紅》詞。最早全譯7段歌詞是劉半農，發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號上，但他同樣是譯詩而不是譯歌。大約在1928年，《馬賽曲》被填詞《禦侮》，呼籲打倒帝國主義列強；抗日戰爭期間，又有人將《禦侮》改詞，取名《抗日歌》。新中國成立後，通常採用的是宮愚譯配的《馬賽曲》，只譯了3段歌詞。1979年，錢仁康先生譯配出了完整的7段歌詞。

正如《馬賽曲》在世界各國流傳的情況一樣，在《國際歌》尚未被譯介到我國以前，《馬賽曲》在我國的知識階層中間頗有影響。《國際歌》開始在我國傳播以後，《馬賽曲》在我國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依舊持續了較長一段時期，直到新中國建國前夕。

第2首是法國歌曲《國際歌》。1871年6月, 巴黎公社遭到鎮壓以後, 公社詩人歐仁·鮑狄埃寫下了《國際工人聯盟》一詩, 原詩共有6段。17年後, 即1888年, 法國工人作曲家比埃爾·狄蓋特擇其3段歌詞為之譜了曲, 隨後它成為國際無產階級的戰歌。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 《國際歌》也開始傳入我國。最早的譯文刊登在廣東共產主義小組主編的、於1920年10~11月出版的《勞動者》週刊上（6段詩歌，分4次刊完）, 題目為《勞動歌》, 譯者署名“列悲”；與上述幾乎同時, 1920年11月, 留法勤工儉學會主辦的《華工旬刊》也刊出了題為《勞動國際歌》的譯文, 譯者張逃獄；一年以後, 1921年9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專刊上, 刊出了由耿濟之和鄭振鐸合譯的《第三國際黨的頌歌》。據傳, 李大釗也譯過《國際歌》, 但至今未找到譯文, 無法確證。但上述幾種譯文都屬於“詞”的翻譯, 而不是“歌”的翻譯。也就是說, 譯文沒有“入歌”, 是不能配曲歌唱的。

國內最早譯詞配歌的《國際歌》是1923年由瞿秋白和蕭三、陳喬年分別完成的。瞿秋白譯配的詞曲發表在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產國際”號上，並親自寫了文字說明。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的蕭三和陳喬年根據法文並參照俄譯文譯配了《國際歌》3段歌詞, 隨即在留學生中間傳唱, 並由他們帶回國, 從此流傳開來。1925年3月出版的《工人讀本》刊載了他們譯配的詞曲。同年6月的省港大罷工中，罷工工人創辦的日刊《工人之路》1925年7月12日第18期上轉載了《國際歌》的譯詞。我們今天高唱的《國際歌》, 基本上也就是根據他們的譯詞修改定稿的。

對中國人民有著巨大影響的另一首歌曲, 是古老的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伕曲》。這首民歌最早在什麼時候、是哪一位翻譯的, 至今無從查考。據老一輩回憶, 早在20年代末, 這首歌就已經出現中文譯詞, 但與後來傳唱的譯詞完全不同。據知, 《伏爾加船伕曲》迄今為止至少已見過5~6種中譯文, 例如, 有個未署明譯者的版本唱道: “老天佛爺恩無邊, 勞苦還能沒有完”；另一種版本：“大家一齊用力拉, 纖繩拉得肩背麻, 揹著幾時方才罷, 筋肉盡曬烈日下” 。顯然, 這些只能算作填詞, 而不是翻譯。至於目前傳唱的譯詞, 我們同樣也查考不到它究竟出於哪一位的譯筆。據陳鋼教授回憶: “早在1938年, 爸爸（陳歌辛）就和楊帆合作, 在新華影業公司的電影《兒女英雄傳》中, 譯配了《伏爾加船伕曲》和《快樂的風》。” 但陳歌辛夫人和陳鋼教授對這一史實也不敢確證, 更無法證實陳歌辛和楊帆的譯文是否就是目前傳唱的歌詞。《伏爾加船伕曲》原是一首船工號子, 原詞中並沒有“踏開世界不平路”這樣的語句, 顯然是譯配者的二度創作, 但它非常精確、貼切地體現了原曲的音樂形象和氣質。整篇譯文、無論在文學意境上、在音律上和詞曲結合上都十分出色, 無懈可擊, 堪稱歌曲譯配的典範。

《馬賽曲》、《國際歌》和《伏爾加船伕曲》的譯者在我國的文藝翻譯史上功垂千秋！

蘇聯歌曲的翻譯、介紹應在我國歌曲翻譯史上佔一席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25年大革命時代起, 紅色革命根據地內已流傳著不少蘇聯歌曲和其它國家的革命歌曲, 不過當時除了瞿秋白的《國際歌》和《少共近衛師》（即《青年近衛軍》）等極個別幾首之外, 幾乎都是填詞, 而不是翻譯, 有時, 曲譜也往往加以“中國化”的改動, 這類填詞歌曲有：根據俄羅斯革命民歌《我們勇敢去作戰》改填的《打龍崗》、《擁護人民政權》；根據革命民歌《送別》改填的《再佔遵義城》、《反帝擁蘇歌》；根據《紅軍最強大》改填的《紅軍歌》；根據《乘風破浪》改裝填的《霹靂啪》；根據《你們已英勇犧牲》改填的《悼亡曲》；根據《同志們,勇敢地前進》改填的《紅軍進行曲》、《共產主義進行曲》以及後來的學生運動歌曲《光明贊》；根據達維堅柯的軍旅歌曲《布瓊尼騎兵隊》改填的《上前線去》、《會師歌》；根據傑什庚的少先隊進行曲《燃燒吧, 營火》填詞並改編的《共產兒童團歌》。再有, 根據日本學堂歌曲《學生宿舍的舊吊桶》改填的《工農兵聯合起來》；根據波蘭民歌《華沙曲》改填的《五一斗爭歌》；根據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約翰·布朗的遺體》改填的《保衛根據地戰鬥曲》和《團結就是力量》；根據美國歌曲《健兒們前進》改填的《殺敵歌》, 等等。

1937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 一批文藝工作者奔赴延安, 其中不乏音樂家和通曉俄語或世界語的文學家, 有蕭三、沙可夫、曹葆華、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煥之等, 他們譯配了不少蘇聯歌曲, 廣泛流傳在整個解放區。

同一時期, 留在“孤島”上海的文藝家們, 也在譯介蘇聯歌曲, 例如姜椿芳、呂驥譯配的《祖國進行曲》和塞克（陳凝秋）譯配的《快樂的人們》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兩首, 至今演唱仍沿用他們的譯文。當時, 蘇商在上海出版的《時代》雜誌, 也幾乎每期推出一首蘇聯歌曲, 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陳冰夷）等人翻譯。此外, 在國民黨統治區其它地方, 有趙風譯配的《卡秋莎》等。《卡秋莎》是趙風首譯, 雖然只譯了兩段歌詞，一直傳唱至今。（趙風后來在1949年譯的另一首《共青團員之歌》也得到廣泛流傳。）陳原先生1941年在桂林編譯出版的《蘇聯名歌集》可能是所知的最早的國別歌曲選本了。如今在傳唱的一些名歌, 如《我們是鐵匠》、《 我們是紅色戰士》、《雪球花》、《青年歌》等, 最初都是陳原首先譯出的。雖然陳原先生後來不再從事歌曲譯介工作, 但他較早地把許許多多優秀的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歌曲譯介給中國人民的這一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步陳原之後，靈珠等人於1943年也在桂林編譯出版了《穿上了征衣的女郎——蘇聯最新抗戰歌曲》；同年，歌曲研究社出版了《最新蘇聯名曲選》。抗戰勝利初期以及全國解放前夕，哈爾濱、大連等地的中蘇友好協會和出版社就分別編選出版過5~6種蘇聯歌曲集，具有一定影響的有李凌編的《喀秋莎——蘇聯名歌集》、哈爾濱中蘇友協編的《蘇聯歌選》和朱子奇、李煥之編的《蘇聯歌曲選》。陳歌辛1944年在上海也編過一本《中蘇新歌》，解放初期又編選出版過蘇聯歌曲集，他是其中許多歌曲的配歌者。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 1946年, 錢仁康編撰的《中學音樂教材》出版, 在這套分為上、中、下3冊的教材中, 除了填詞歌曲以外, 錢先生翻譯介紹了數十首歐美著名民間歌曲和古典歌曲：有的譯成古詩詞, 如亨德爾的清唱劇《猶大·馬加比》第56曲《英雄今日得勝歸》等; 而大多則譯成語體詩歌, 如: 貝多芬的《土撥鼠》、舒伯特的《野玫瑰》和《菩提樹》、肖邦的《少女的願望》、布拉姆斯的《搖籃曲》、愛爾蘭民歌《夏日最後的玫瑰》、夏威夷民歌《珍重再見》、格里格的《索爾維格之歌》等。上述這些名曲最早就是錢先生首譯的。

《中學音樂教材》是當時的中學（尤其是上海）較為普遍採用的一份教材, 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引導青少年們第一次認識了貝多芬等的許多經典作家及其經典作品, 而且在於錢先生是最早對外國歌曲進行有意識地、有選擇地、較為系統地翻譯和介紹, 還在於在歌曲翻譯史上錢先生是最早有意識地從“譯詞”和“配歌”這一整體立場來從事歌曲譯介的一位。錢先生文學功底深厚、音樂造詣精湛、知識結構淵博、治學態度嚴謹, 他那些無論是古文或是語體歌曲譯文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對於後來者具有示範意義。他是外國歌曲翻譯、介紹和研究的先驅者和開拓者之一。

50年代, 錢先生編譯出版了《柴科夫斯基獨唱歌曲選》和莫差特的《歌劇〈費加羅的結婚〉選曲》；70年代後期翻譯發表了56首歐美各國的革命歌曲、工人歌曲和歷史歌曲；1981年編譯的《各國國歌彙編》和1998年編著的《世界國歌博覽》共譯配了180多個國家的新舊國歌239首；2001年編譯出版《漢譯德語傳統歌曲薈萃》176首。錢先生50多年來運用英、德、俄等語種譯配了約800多首歌曲, 但只有一部分曾公開發表, 其餘的, 例如, 50年代的100多首俄蘇歌曲的譯稿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後不知去向。錢先生是位學者，他譯介歌曲有定向性。他大部分翻譯歌曲多是他學術著作的副產品。

50年代的繁榮·60-70年代的沉寂

1949年新中國成立, 百廢俱興。外國歌曲的翻譯介紹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率先作出成績的是在上海出版的《廣播歌選》。在上海解放之初, 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編輯的 《廣播歌選》就以活頁歌片的形式不定期地發行, 不久, 即改為月刊形式出版。這是當時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種歌曲刊物。《廣播歌選》成為月刊後, 幾乎每一期都有外國歌曲發表, 主要是蘇聯歌曲和俄羅斯民歌, 偶有朝鮮及東歐國家的歌曲。《廣播歌選》不僅主動組織譯者和音樂工作者譯配外國歌曲, 而且也經常選登各方投來的譯稿, 像《小路》、《有誰知道他呢》、《海港之夜》、《太陽落山》、《遙遠的地方》、《列寧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些膾炙人口的蘇聯歌曲, 最初都是在《廣播歌選》上首發, 並由廣播樂團在電臺中教唱而得以廣泛流傳的。後以譯介世界各國歌曲為主業的薛範,就是在1953年的《廣播歌選》上邁出第一步的。1956年, 《廣播歌選》以副刊的形式編輯出版了《印度電影歌曲選》, 收入了影片《流浪者》和《兩畝地》的大部分插曲, 譯者為孟廣鈞、慕容婉兒, 記譜配歌者有徐徐、銀力康、喬倫和薛範。歌集中的《拉茲之歌》、《麗達之歌》和《告別》、《搖籃曲》一直流傳至今。遺憾的是, 《廣播歌選》自1959年起改由上海音樂家協會主編, 並更名為《上海歌聲》之後, 當然, 無可否認, 還因當時的政治氣候, 刊物很少再刊登外國翻譯歌曲。

繼《廣播歌選》之後, 1952年4月, 中國音樂家協會主編的《歌曲》在北京問世。這本歌曲刊物從創刊之初就對譯介世界歌曲給予足夠的重視。每期至少刊登一首, 多時甚至5~6首。近半個世紀來（中間由於“文革”, 曾停刊了十多年）刊載了世界各國無數優秀的歌曲作品：從國別來看, 遍及五大洲、甚至非洲或西印度群島的小國都有歌曲譯出刊載；從年代來看, 遠至古老的民歌, 近至剛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歌曲；從歌曲體裁來看, 有藝術歌曲、群眾歌曲、民歌、革命歌曲、電影歌曲直到流行歌曲、搖滾歌曲等, 不一而足。這一“海納百川、不拘一格”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在《歌曲》月刊上發表過翻譯歌曲的譯者更是不計其數。甚至有幾位雖然是偶一為之, 以後也不見再有譯作發表, 但其譯配質量, 即使從今天看來, 也堪稱上乘, 像雷隆盛、鍾立民譯配的阿爾巴尼亞民歌《含苞欲放的花》、汪晴譯配的波蘭民歌《小杜鵑》、金繼文、安娥譯配的朝鮮歌曲《春之歌》、陳綿、汪麗君譯配的《蜻蜓姑娘之歌》等這些至今仍在傳唱的作品, 最初都是在《歌曲》上首發的。《歌曲》月刊始終堅持這樣的編輯方針（對翻譯歌曲的重視）, 得力於該刊物的前任副主編鐘立民先生（在50年代, 每有國外藝術團體來華演出, 他往往留下他們的演出曲目並且組織譯配者將那些作品譯出, 在《歌曲》上發表）和繼後的常務副主編張寧先生, 他們二位既通曉外語, 又擅長配歌, 因此在《歌曲》月刊上發表的外國歌曲, 都具有較高的譯配質量, 其中有些譯作得益於他們的幫助和潤飾。音樂出版社編選出版的、受到廣泛歡迎的《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其中約有三分之一作品就出自《歌曲》月刊。

50年代初, 上海的一些民營書店, 如萬葉書店、真理書店等, 出版過幾種蘇聯歌曲集, 並且為迎合學習俄語的熱潮, 出版過兩種俄漢對照的蘇聯歌曲集, 有一定影響, 編譯者分別為莊楓和石年（陳志昂）。

1954年, 我國第一家國營的音樂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的前身）的成立大大推動了外國歌曲的翻譯介紹工作。出版社早期擬訂的龐大的選題計劃中, 外國歌曲的選題佔了一個相當的份量。為逐步實現這一計劃（當時的副主編章枚起著重要的作用）, 出版社組織和約請了一批譯配工作者, 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外國歌曲翻譯介紹這一領域的中堅。如: 毛宇寬、周楓、薛範、尚家驤、鄧映易、廖曉帆、孟晉、楊文競、林蔡冰、高山（鄭中成）、宏揚（劉淑芳）等。

音樂出版社最早推出的翻譯歌曲集是尚家驤編譯的《意大利歌曲集》和3集《蘇聯歌曲集》——第1、3集由薛範編譯, 第2集由毛宇寬編譯。當時, 朝鮮戰爭已經結束多年, 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 國際交往和文化交流也日見增多, 國內經濟形勢也蒸蒸日上。因此, 有了一個相對來說較為寬容的心態和較為寬鬆的環境。計劃出版的外國歌曲從古典的到現代的、從蘇聯的到歐洲各國的, 範圍相當寬泛。

例如：周楓編譯的《莫扎特歌曲集》；薛範編譯的《1917~1957蘇聯優秀歌曲集》；錢仁康編譯的《柴科夫斯基獨唱歌曲選》和周楓、沈笠等編譯的3冊《柴科夫斯基抒情歌曲集》；鄧映易譯配的舒伯特聲樂套曲《冬之旅》和《天鵝之歌》、舒曼聲樂套曲《婦女的愛情與生活》、貝多芬《歡樂頌》；尚家驤等譯的《古典抒情歌曲集》，等等。此外, 還有出版社約請各人分頭譯配最終以出版社名義編輯出版的許多綜合性的翻譯歌曲集, 如《古典抒情歌曲選》、《俄羅斯獨唱歌曲集》、《俄羅斯合唱歌曲集》、《格林卡歌曲選》等等, 還有3集《世界人民歌曲集》和兩集《人民民主國家歌曲集》。

影響最為廣泛、最為深遠的是音樂出版社1958年推出的《外國名歌200首》和1959年推出的《續編》（原計劃還準備出第3集, 後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作罷）。這兩本集子共收入450多首世界各國的古今歌曲, 參與譯配工作的多達100多人。累計印數達到幾十萬冊, 當時的音樂愛好者幾乎人手一冊。直到現在, 許多地方出版社編選出版的各種外國歌曲集, 基本上還以《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為藍本。《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在譯介和傳播國外優秀歌曲作品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當時的負責主編黎章民先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繼音樂出版社之後成立的又一家國營的專業音樂出版社——上海音樂出版社也不甘滯後。50年代中期最先推出的一批外國歌曲集大多為蘇聯歌曲, 有薛範編譯的3集《蘇聯歌曲彙編》、這是50年代容量最大的一部蘇聯歌曲集, 其中除了一部分沿用舊譯之外, 大部分為薛範新譯介的作品；還有曹永聲、薛範合譯的《杜納耶夫斯基歌曲選》, 此書和音樂出版社（北京）推出的由曹永聲編譯的《索洛維約夫—謝多伊歌曲選》和由孫靜雲、希揚編譯的《查哈羅夫歌曲選》, 則是我國第一次為當代外國的歌曲作家出版的作品專集；薛範編譯的《拉丁美洲歌曲集》於1958年出版, 這是我國最早推出的拉丁美洲國家的作品專輯。其中的西班牙的《鴿子》、古巴的《希伯內》和墨西哥的《吻別》等經典名歌后來長期在我國音樂愛好者中間流傳。此外, 還有周楓等譯的《格林卡合唱歌曲選》、張秉慧編譯的《拉赫瑪尼諾夫歌曲選》和樊莘、杜聲譯配的德沃夏克《茨岡歌曲集》、朱笙均、林蔡冰譯配的《保羅·羅伯遜演唱歌曲集》等。

1959年推出了薛範編的3輯《世界歌曲》, 譯介了世界各國的許多新歌。由於篇幅不大、印數不多, 其影響遠不及北京的《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

以上談的都是出版物的歌曲譯介狀況。除此之外, 我們還不應忘記通過其它載體的譯介狀況, 例如, 外國電影中的插曲。建國初期放映的一些外國電影, 大多由孟廣鈞等譯詞、徐徐配歌, 如蘇聯影片《幸福的生活》、印度影片《流浪者》和《兩畝地》中的插曲; 50年代後期, 大多由薛範譯配, 如墨西哥影片《生的權利》、蘇聯影片《心兒在歌唱》、《青年時代》中的插曲。再有, 1956年起，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蘇友好協會經常在京、滬等地舉辦蘇聯音樂唱片欣賞會, 每次都印發一些輔導欣賞的小冊子, 刊載了許多蘇聯歌曲的歌詞譯文, 大多由陳綿翻譯, 遺憾的是隻有為數不多的幾首, 如《列寧山》、《蜻蜓姑娘》、《小鈴鐺》等, 由他人配歌以後得以流傳。

50年代還發表和出版過許多西洋歌劇選曲, 因為不屬本文敘述的範圍, 有關歌劇選曲的翻譯狀況從略。

60年代初，音樂出版社連續推出了《舒曼歌曲選》、《李斯特歌曲選》、《勃拉姆斯歌曲選》、《法國歌曲》等，主要由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的蔣英、喻宜萱等教授負責編選並參與其中不少作品的譯配工作。其餘的譯配者有尚家驤、周楓、鄧映易、湯雪耕、張相影、楊彼得等。

也正是從60年代初開始, 中蘇交惡, 國際環境發生急劇變化, 我國國內的政治形勢也日益嚴峻。無數文藝作品被斥為“封、資、修、名、洋、古”, 遭到封殺。俄蘇歌曲自然不能出版, 不能演唱, 其它歐美歌曲, 無論古典或現代的, 也難逃一劫。60年代正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民族運動高漲, 於是應運湧現了一批翻譯的亞、非、拉美歌曲。除了《歌曲》月刊經常刊出之外, 上海音樂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薛範編譯的《反帝之歌》, 緊接著, 音樂出版社（北京）也推出了兩集《亞、非、拉丁美洲歌曲集》, 以及《前進, 拉丁美洲人民》和《戰鬥吧, 覺醒的非洲》。

亞、非、拉美歌曲的譯介似乎興旺一時, 然而, 當年紅紅火火的歌曲翻譯的勢頭至此已成為強弩之末。到了“文革”前夕, 外國歌曲翻譯已是奄奄一息, 外國翻譯歌曲的園地和其它文藝作品的命運一樣, “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回顧了50~60年代以及在此以前的歌曲翻譯的歷程, 我們可以看到：30~40年代，外國歌曲的翻譯引進已呈現日見活躍的局面，雖然這種局面與後來50年代的繁榮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歌曲譯介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們在這方面做出不少貢獻，雖然介紹面的廣度和縱深度也遠遠不及後來，而且當時引進歌曲還以填詞的居多。限於當時的條件，並且30~40年代中國又接連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社會長期處於動盪的狀況，他們的努力也難以形成氣候。更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也許出於當時的意識觀念，前人的歌曲譯文幾乎沒有一首被後來利用，自然也未能產生應有的影響——建國後的外國歌曲譯介工作幾乎完全是在平地上重起爐灶的。

50年代中期, 整個國家漸趨穩定, 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熱火朝天, 文化事業欣欣向榮, 以音樂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出版社為龍頭, 或者說, 為核心, 開始有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構想, 逐步擬訂了龐大的、系列的選題計劃（打算把世界各國的優秀音樂作品陸陸續續譯介過來）, 團結了一批各語種的歌曲譯配者, 形成了一支相對穩定的隊伍（尤其在京滬兩地）, 其中有幾位成為歌曲翻譯界的中堅力量, 而更多的則以“散兵遊勇”的方式共同支持著初具規模的歌曲翻譯事業, 即：中外音樂文化交流事業。同時, 出版社和新華書店、報刊、廣播（當時還沒有電視）、演唱家、音樂團體和音樂會以及學校、廠礦、企業等等, 都協同為傳播和推廣翻譯歌曲（即：中外音樂文化交流事業）作出貢獻。

以上所述, 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歌曲翻譯的輝煌——那些譯介的歌曲作品增進了人們對世界的瞭解, 擴展了人們的藝術視野, 提高了人們的藝術品位和藝術修養, 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 啟迪人們熱愛生活並熱情地對待生活；同時也造就了一批致力於歌曲翻譯事業的人才, 並開始把歌曲翻譯發展成一門學術門類。但那一時期的歌曲翻譯也留下了一些致命傷。我們知道, 歌曲翻譯應該認為是50年代新興的領域（ 在此以前雖說已有先驅者們的嘗試, 但如前所述, 他們的嘗試沒有形成氣候，對後來也沒有產生影響）, 當時初涉歌曲翻譯工作的都是些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幾乎都沒有認真研究過前人譯配的經驗、探討過前人譯配的得失。從年齡上也不難想見, 無論外語水平、音樂學識、詩詞修養, 都相當有限, 有個別的甚至連詩詞必須押韻這一最基本點都不清楚。大家憑著感覺走, 摸著石頭過河，感覺碰巧符合歌曲譯配的規律, 也譯出一些差強人意的作品來, 而多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稚嫩、瑕疵、病句及誤譯等等致命傷, 而這些致命傷又集中留在了當時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上。譯配者們經歷幾十年的摸索和實踐, 後來對自己的舊譯多多少少進行過修訂, 有些甚至推倒重譯, 但群眾唱慣了舊譯文, 哪怕是有錯誤的譯文（最明顯的例子是《三套車》中，將“姑娘”誤解作“老馬”）, 已形成一種心理定勢, 難以接受修訂後的新譯文。這是翻譯歌曲不同於其它翻譯作品的一種特殊現象。時下各地出版社紛紛推出的各種外國歌曲集, 幾乎都是襲用《外國名歌200首》上的舊譯文,有的以訛傳訛, 遺患無窮, 令人深以為憾。

自50年代起步, 以後長期從事外國歌曲譯介工作、作出一定成就、產生一定影響的歌曲譯配家, 主要有如下幾位：

毛宇寬，主要應用俄語，譯有許多俄蘇歌曲和民歌，以及通過俄語轉譯了一些其它國家的歌曲。

尚家驤, 主要應用意大利語和德語。他編譯的《意大利歌曲集》是最先在國內較全面地介紹意大利聲樂作品；此外，他還較為集中地譯介了德、奧、意等國的經典藝術歌曲，尤其受到聲樂界的歡迎。80年代末, 還用英語譯配過一冊《美國電影歌曲精選》。

周楓, 前期主要應用德語和俄語，後期主要應用意語和法語。偏重於藝術歌曲和歌劇的譯配工作。他的譯作見於莫扎特、柴科夫斯基、格林卡、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等人的作品選集中。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陸續譯了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布拉姆斯的《命運之歌》和《情歌——圓舞曲》、普羅柯菲耶夫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哈恰都梁的《歡樂頌歌》、海頓的《創世紀》、亨德爾的《彌賽亞》等大中型合唱作品，在音樂會上演出。90年代編譯的《意大利歌曲108首》較有系統地介紹了從17世紀至現代的名作，是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意大利歌曲選本。此外，他還譯配過十多部外國歌劇和大量的歌劇詠歎調，他在90年代出版的5冊《外國歌劇選曲集》也是集詠歎調大成的有價值的譯本。

鄧映易, 主要應用英語和德語。譯有舒曼的聲樂套曲《冬之旅》、《天鵝之歌》及其它；舒曼的聲樂套曲《婦女的愛情與生活》；還有大量的歐美歌曲（膾炙人口的如《鈴兒響叮噹》、《老人河》等）, 散見於各種外國歌曲集中；與別人合作譯配的歌劇選曲有120餘首。1958年為貝多芬《第9交響曲》第4樂章譯配的終曲合唱《歡樂頌》是鄧映易的代表作, 影響巨大。在80~90年代, 她還將中國歌曲200餘首和山西民歌40餘首譯配成英文。

薛範, 主要應用俄語、英語、法語等。長期致力於世界各國歌曲的翻譯介紹, 尤其是譯配的俄蘇歌曲, 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在群眾中產生巨大的影響。譯出的歌曲, 累計已有1800餘首。編譯出版有十多種俄蘇歌曲集, 如:《1917~1991蘇聯歌曲珍品集》、《俄羅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羅斯和蘇聯合唱珍品集》, 集俄蘇創作歌曲和民間歌曲之大成；多種外國電影歌曲集, 如: 《蘇聯最新電影歌曲100首》、《奧斯卡金獎電影歌曲薈萃》和《世界電影經典歌曲500首》等, 還有十多種外國歌曲集；譯介（包括合作譯配）的作品遍及五大洲, 歌曲體裁從古典藝術歌曲、群眾歌曲、民歌直到流行歌曲、搖滾歌曲，例如：《雪球花》（俄）、《德涅泊爾掀起怒濤》（烏克蘭）、《蘇麗珂》（格魯吉亞）、《多瑙河之波》（羅）、《憶往日》（英）、《落葉》（法）、《媽媽》（意）、《羅雷萊》（德）、《鴿子》（西）、《小鳥》（波）、《草帽歌》（日）、《雪絨花》（美）、《希伯內》（古巴）、《燕子》（墨西哥）等等。

80年代至世紀末的復甦和衰微

“十年浩劫”結束之後, 國家開始撥亂反正, 文化事業的各個領域逐漸復甦。但外國歌曲譯介的復甦則滯後到80年代才開始。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支歌曲譯配者的隊伍, 經歷了“文革”前後將近20年的風風雨雨, 有的人去世了, 有的人出國了, 有的荒疏了專業, 有的則改了行。

停刊了整整12個年頭的《歌曲》於1978年7月復刊，每期基本上至少刊登一首新譯配的外國歌曲。各省市的音樂期刊也在80年代相繼紛紛復刊。“文革”以後最早一批外國歌曲就發表在那些音樂期刊上, 但大多隻是老歌重刊, 偶爾才有一些新譯的各國的民歌。

從70年代末起, 出版物專業分工的限制有所鬆動, 不少的地方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外國歌曲集, 但也大多是老歌重編, 幾乎沒有收入什麼新的翻譯歌曲。1979年和198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由周楓、董翔曉等譯配的、英漢和德漢對照的《外國名歌選》及其續編中有不少新譯的歐美傳統歌曲和藝術歌曲；張權譯配的《世界獨唱名曲選》，15首全是新譯；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由盛茵、廖曉帆、賀錫德、張寧等譯配的《外國民歌100首》、1984年和1985年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由薛範、崔傑、向宇等譯配的《新編外國名歌120首》及其續編中也都有新的譯作。198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的胡炳堃等人譯的《美國歌曲選》，與此同時，文化藝術出版社推出、由章珍芳編譯的《美國歌曲選》則是我國第一本較有系統地介紹美國傳統歌曲和民歌的集子。1983年由廣播出版社推出的《亞太歌曲選集》是我國第一本介紹亞洲太平洋地區歌曲的集子。有意思的是, 1983年似乎成了“拉丁美洲歌曲年”, 在這一年,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狂歡節的早晨——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歌舞曲集錦》（徐瑞華、谷文嫻等譯配）、山東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名歌100首》（張寧、趙金平編譯）、人民音樂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也分別出版了《拉丁美洲歌曲集》。

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錢仁康、蔡良玉、仲仁編的《歐美革命歷史歌曲選釋》, 詳盡地介紹了從16世紀宗教改革到20世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期間, 歐美各國在各重大歷史事件中出現併產生過較大社會影響的革命歌曲近300首, 具有史料價值和文獻的意義。歌曲的譯配者有各語種的翻譯家, 除了上述編者3位之外, 還有章珍芳、劉詩嶸、韋鬱佩、沈寶基、於潤洋、施國威、施俊、趙惟儉、符志良、毛宇寬、周楓、劉鳳雲、張寧、薛範、楊燕傑、鄧映易、尚家驤、李傑等。

人民音樂出版社於1979年編選了《外國歌曲》第1、2集, 其中的作品基本上選自50年代的《外國名歌200首》, 而1980年和1985年推出的第3、4集則收入不少新譯作, 譯者有張寧等。在這4集《外國歌曲》的基礎上, 人民音樂出版社於1987年和1988年重新編選了兩集《外國名歌201首》。

上海文藝（音樂）出版社在80年代較有影響的是3集《中外抒情歌曲300首》, 其中外國歌曲佔一半, 共450首。

人民音樂出版社的不定期歌刊《銀幕歌聲》和中國電影出版社的不定期歌刊《電影歌曲選》經常有新的外國電影歌曲刊出, 譯者主要是薛範, 此外還有蕭章、李青蕙等。

50年代盛行一時的、對我國整整一代人有過巨大影響的俄蘇歌曲, 其譯介工作足足中斷了20多年之後, 此時正醞釀著花開二度。1983年3月, 倪瑞霖譯配的《幸福鳥》（巴赫慕託娃曲）發表，隨後有1985年薛範譯配的《你唱什麼, 春天的鳥》（奧索庚曲）和張寧譯配的《亞歷山德拉》（尼基丁曲），彷彿是燕子報春, 預示解凍期的來臨。1988~1989年, 薛範編譯的《1917~1987蘇聯歌曲佳作選》、《蘇聯最新電影歌曲100首》和《蘇聯抒情歌曲100首》分別在3家出版社相繼出版, 這是中蘇關係解凍後, 最早出版的俄蘇歌曲集。幾乎是同時, 魯雙、梁德沁編譯的《蘇聯流行歌曲》（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鄭興麗譯的《鍾情者之歌——蘇聯抒情歌曲》（海峽出版社）出版。緊隨其後, 1991年, 人民音樂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本《蘇聯歌曲101首》, 其中除了舊譯作之外, 還收入了周楓、張寧、王毓麟等人的新譯作。同年, 北京出版社推出了郭奇格、楊紹澄、郭瑩編譯的《蘇聯名歌220首》。

1989年, 薛範編譯了《奧斯卡金獎電影歌曲薈萃》一書, 譯介了歷屆獲得奧斯卡金獎的最佳電影插曲。這是第一本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本這類的歌曲集。與此同時, 尚家驤編譯了一本《美國電影歌曲精選》。

此外, 還有薛範編譯的《日本影視流行歌曲》和崔東均、韓昌熙編譯的《朝鮮電影歌曲選》。人民音樂出版社、上海文藝（音樂）出版社和中國電影出版社等在80年代都編輯出版過多種外國影視歌曲集。

這裡, 應特別提一提國別歌曲集。50~60年代, 以及80年代, 音樂出版社和上海文藝（音樂）出版社等都分別為某一個國家編選出版過該國的歌曲選集。計有：蘇聯、美國、德國（東德）、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蘭、朝鮮、越南、柬埔寨、日本、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專楫以及亞太和拉丁美洲的專輯。不可思議的是, 像英國這樣一個有悠久音樂傳統的國家, 英語在我國又是運用最廣的一門外語, 然而卻沒有一家出版社出版過英國歌曲集。

在為上述這些國家歌曲的譯配者中間, 朝鮮歌曲譯者有高岱、全淑子、韓昌熙、崔東均、方培人等；日本歌曲譯配者有羅傳開、陳永連、方雪、胡國偉、肖兵、秦柯、雪萍等；印尼和馬來西亞歌曲譯者有林蔡冰、白煤、林長朝、李妙娜等；巴基斯坦歌曲譯者有王益友等；羅馬尼亞歌曲譯者有趙惟儉、裘祖逖、張乃澄、郭慶雲等；捷克和斯洛伐克歌曲譯配者有朱偉華等；南斯拉夫歌曲譯配者有李堅等；波蘭歌曲譯者有李嘉訓等；匈牙利歌曲譯者有項鍾圃等；保加利亞歌曲譯配者有楊燕傑、任虹等；俄語歌曲譯者有薛範、毛宇寬、曹永聲、張寧等；德語歌曲譯者有蔣英、周楓、廖曉帆、廖乃雄、姚錦新等；英語歌曲譯者有鄧映易、竹漪、薛範、章珍芳、賀錫德、盛茵、張寧、陸聖潔等；法語歌曲譯者有馬淑懿、徐質蘭等；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葡萄牙語歌曲譯者有趙金平、王雪、汪德健、張沙鷹、徐瑞華、翁祖玲等；阿拉伯語譯者有劉元培等。為上述歌曲配歌的有鄧映易、劉淑芳、薛範、張寧、廖洪薇、董文琴、何少平等。

80年代初, 改革開放之風勁吹, 國門敞開, 大量的海外流行歌曲被翻譯介紹到我國來。最初, 各地的音樂期刊上紛紛譯載, 後來, 全國各地的出版社也競相編集出版, 例如, 花城出版社1986年推出《山口百惠演唱歌曲集》而影響較大、成績斐然的是上海文藝（音樂）出版社推出的一些歌本, 例如《中外通俗歌曲300首》及其續編（含外國歌曲200首）、《世界歌星大會串》兩集、《甲殼蟲樂隊演唱歌曲選》（黃知真譯配）等等。在譯配者中間, 我們也見到了一些新的名字, 但他們似乎只是偶一為之, 發表了幾首歌或者出了一本歌集, 後來就不見再有新譯作問世。而且那些年輕的譯配者, 也同50年代那些初涉譯配工作的譯配者一樣, 各方面都顯得稚嫩, 力不從心, 譯文質量也不難想見, 往往是可看、可讀而不堪入歌一唱。

80年代是繼50~60年代之後, 外國歌曲譯介的又一個輝煌時期。“十年浩劫”後, 在外國歌曲翻譯介紹的園地裡辛勤耕耘結出累累碩果的, 除了周楓、鄧映易、薛範等人之外, 又增添了幾位：

張寧, 主要應用俄語和英語。第一首譯歌發表於50年代末，但他當時主要從事音樂學及音樂美學的翻譯。“文革”結束後，譯歌漸多， 迄今為止他已翻譯、轉譯和與人合作譯配了600餘首世界各國歌曲, 散見在《外國民歌100首》、《外國歌曲》、《拉丁美洲歌曲選》等歌曲集和《歌曲》等音樂刊物上，以及他本人的10餘個專集中。主要譯作有：《愛情的故事》、《我們的時刻》、《牧場上的家》、《亞歷山德拉》、《綠袖姑娘》、《我的丹尼》、《啊，迷人的維爾姆蘭》等。他1977年調入《歌曲》月刊編輯部, 80年代中期起任常務副主編；任職期間他繼續從大量來稿中推薦發表了許多世界各國的各種歌曲。

賀錫德, 主要應用英語。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外國音樂組工作期間, 譯配並介紹過上百首外國歌曲, 大多發表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的 《廣播歌選》上, 編著有《365首外國古今名曲欣賞》及其續編等。

羅傳開, 主要運用日語。譯配歌曲有百餘首, 大都為日本歌曲。編譯出版有《日本歌曲選》（增訂本）、《日本名歌選》、《日本名歌集》等, 系統地翻譯介紹了日本民歌、學堂歌曲和傳統歌曲。

盛茵, 主要運用英語。譯配有布拉姆斯的組曲《吉卜賽之歌》、福斯特的《美麗的夢神》以及世界各國民歌和大量的少兒歌曲等, 約300餘首。

陸聖潔, 主要運用英語。譯配多為英美的傳統歌曲、電影歌曲和流行歌曲, 以及世界各國民歌, 近200首, 其中有: 《金髮銀絲》、《愛情的故事》和影片《窈窕淑女》插曲等。

這裡還應該特別提一下在音樂院校和藝術團體擔任聲樂教學工作的幾位教授們，如喻宜萱、蔣英、張權等，他們通過編選教材、通過教學、通過演出、通過親自著手譯配或指導譯配，在介紹和傳播國外的藝術歌曲方面起著不小的作用。

80年代末期, 出版界呈現滑坡。到了90年代,出版界則長時期處於不景氣狀態。外國翻譯歌曲的園地更是蕭條。人民音樂出版社的《外國歌曲》第5集胎死腹中, 《銀幕歌聲》和《電影歌曲選》也相繼停出。只有《歌曲》月刊仍堅持每期刊出一、二首新譯外國歌曲。除此之外, 很少有新譯者出現, 很少有新譯作問世。1991年，李凌主編的《中外名歌大全》中提供了一些新譯的作品；1994年，有白煤編譯的《東南亞5國名歌選》；1995年，有張寧、鍾立民、雪冬等譯的《約翰·丹佛演唱歌曲選》；1995年,薛範編譯的《1917~1991蘇聯歌曲珍品集》出版, 隨後幾年內, 薛範又陸續推出了《俄羅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羅斯和蘇聯合唱珍品集》, 這3種歌集集俄蘇創作歌曲和民間歌曲之大成；1995年, 薛範還編譯出版了《世界電影經典歌曲500首》, 這是我國迄今為止容量最大的一部外國電影歌曲集。上述這幾種歌曲集的出版恐怕是90年代外國歌曲（歌劇不計在內）翻譯介紹僅有的碩果了。

90年代末, 藉著“世紀回眸”的名義, 各地出版社競相推出各式各樣的外國歌曲選本：《大全》、《歌海》、《經典》等等, 名目繁多, 花樣翻新, 熱鬧非凡, 但在這虛假的繁榮背後掩蓋著歌曲翻譯界的“囊中羞澀”。這些歌曲集, 內容彼此大同小異, 不外乎是當年《外國名歌200首》及其續編的增補版、擴大版（也就是說, 其中收留了一些過去不成熟的、有各種瑕疵的舊譯, 而不是譯配者後來的修訂稿）, 再添上些80年代散見在各種書刊雜誌上的歌曲, 書中幾乎沒有新譯的作品。外國歌曲的譯介工作至此已是風光不再。

歌曲翻譯事業從興到衰, 譯配工作者後繼無人, 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

首先, 有能力、有條件出版音樂圖書的出版社雖然多如牛毛, 但是再也沒有哪家出版社（包括人民音樂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出版社這兩家專業出版社）敢同50年代那樣, 有氣魄地擬訂一套雄心勃勃的選題規劃, 敢於以約稿的方式把眾多的歌曲譯配家凝聚在一起來共同為中外音樂文化交流事業竭盡全力。

其次, 只要不是反動的, 不是誨淫誨盜的, 國家對進口出版物並沒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圖書進出口公司幾乎從來不進口歌曲譜, 圖書館也幾乎從來不採購國外的歌曲譜。我們不知道印度人和澳大利亞人現在在唱什麼, 不知道波蘭人和比利時人、埃及人和阿根廷人又在唱什麼。儘管國門敞開, 我們在這些方面卻十分閉塞。我們找不到歌譜。原譜資料匱乏,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再次, 目前出版社大多以市場來考慮選題。試問, 現在還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諸如《泰國歌曲集》或者《瑞典歌曲集》？雖然它對於文化積累、增進對其他民族的瞭解、促進文化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於是, 雖有文化品位和藝術價值卻未必賺錢的選題, 往往就被出版社拒之門外了。譯配家也“英雄無用武之地”。

最後, 歌曲翻譯家的隊伍已呈出老齡化。雖然現在精通外語的人才比起50年代來不知多出多少倍, 外語水平也不知高出多少倍, 卻很少有人甘願加盟這支隊伍。外語水平高是現在年輕一代的強項, 但同時他們的音樂修養（比如很少有人識五線譜）和詩詞文學修養又嚴重地先天不足, 而要提高這些方面的修養需要長期的積累和研習，非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再者, 歌曲翻譯的稿酬較低、發表的園地又少, 出版又較難。高付出而低收入, 這恐怕也使得許多有意問津者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歌曲翻譯在新的世紀能否再現輝煌

從2000年開始，喻宜萱、蔣英編的《法國藝術歌曲選》、《德沃夏克藝術歌曲選》和《布拉姆斯藝術歌曲選》、錢仁康編譯的《漢譯德語傳統歌曲薈萃》、《舒伯特歌曲集》、《舒曼歌曲集》、《布拉姆斯歌曲集》、《李斯特歌曲集》、周楓編譯的《意大利歌曲108首》、徐宜編的《馬勒藝術歌曲集》、《奧爾夫藝術歌曲集》、《柴科夫斯基藝術歌曲集》、《拉赫瑪尼諾夫藝術歌曲集》和《穆索爾斯基藝術歌曲集》、張寧編譯的《聖誕節名歌精選》、薛範編譯的《世界合唱金曲集》相繼出版。西南師範大學推出的一套“21世紀高師音樂教材”叢書，叢書中的《聲樂教學曲選》有4冊是外國作品，其中也有不少新譯。其它高等院校也以音樂欣賞教材的名義編選出版了不少外國歌曲選本。以上種種，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兆頭？

歌曲翻譯，作為文藝翻譯整體中的一員，它一個世紀來走過的歷程，參與構築了一部輝煌文化交流史、文化關係史、文化影響史和文化接受史。今天，中國已跨入21世紀, 中國對外的交往將更加擴大、更加頻繁、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是增進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和相互瞭解的橋樑, 尤其是最貼近生活、最能溝通思想、最能撥動情感的歌曲。中國需要翻譯歌曲。在新的世紀裡, 中國能見到歌曲翻譯介紹的再度輝煌嗎？

本文承錢仁康、周楓、鍾立民、張寧諸位先生提出寶貴的修訂意見和重要的補充資料，謹此深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