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象徵和文學虛構——讀孫向學長篇小說《滄桑》
弗蘭克·克莫德在《結局的意義》中提醒我們，他的大意是，小說就是一種“滴答”的程式，以“滴”開始，以“答”結束。我非常認同。不過按照這種尺碼，《紅樓夢》要失去一些價值，因為《紅樓夢》的故事並不完整，胡適先生當年就說《紅樓夢》缺少有始有終的故事。我引前面的話就是要告訴大家，小說發展到今天，已經趨向成熟而又完整的技巧。但今天我要談的是孫向學的長篇小說《滄桑》——雖然這部作品已經作為一個文本固定下來。
著名作家孫向學
《滄桑》是長篇長卷小說《河東河西》三部曲的第二部。主要講述深圳改革開放的前夜，發生在河東河西的故事，時間跨度近三十年，即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選擇這種題材對於孫向學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這類小說不僅要尊重歷史，還要懂得怎樣把握歷史。過去很多小說家在這方面栽跟斗，原因是他們無法做好小說和歷史的銜接。我們知道小說是虛構的，但作為趨向寫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尤其向歷史靠攏的題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儘管孫向學一直向外界宣稱他是一個寫實主義作家。
孫向學長篇小說《滄桑》
孫向學是在桂西（廣西西部）農村長大的，在桂西生活、工作多年。作為一個“六零後”，他本身有著種種苦難的磨礪。要了解一個作家的作品，他的生活歷程是非常重要的。桂西的生活經歷對孫向學的語言風格有非常大的影響。我不敢說童年的經歷會像影響海明威那樣影響孫向學，但可以這樣說，這部小說給了我這樣的一個印象：部分語言並不是深圳這片土地的地域屬性，而是桂西鄉下的那種“野話”。這部小說也一定融進了作家自身經歷的一部分，因為他經歷過“文革”，還因為，小說家無論想象力如何豐富，他無法跨越不熟悉的地域去寫他不熟悉的生活。當今的一些小說家，常常把自己的小說裡的時間放置到遙遠的N年，毫無生活根基，寫作起來也毫無顧慮。這樣的小說經不起檢驗。《滄桑》是在特定的時間範圍之內，根據歷史的時針循序漸進，寫作起來有難度。
《滄桑》不是某一個人的歷史，但它又確實暗含了某些個人的命運。從文學角度看，它是虛構的；從歷史的角度講，它有強烈的歷史感和代入感。我把它（姑且這樣講）稱作：歷史的真實和文學的虛構。在很多人的閱讀生涯裡，涉及到這個“敏感”時期的作品，一般都是回憶錄或者是回憶錄式的文體。這類作品汗牛充棟，但震撼我們的常常是血與淚，很少有人通過反思去構建歷史，這不在作家的才華，也無關經驗，而是個人的責任感的一種驅使——不能說孫向學解決了歷史困惑。所以《滄桑》值得我們解讀。
小說有一條清晰的經絡：農業合作社（公社），大鍊鋼鐵，“文化大革命”，逃港，恢復高考……這是小說的背景。作者也沒有越過政治的雷池，沒有過多地去表現悲壯和慘烈，而是有溫度的講述：啞巴爺、玉兒、文啟明、文旭……文氏家族的三十年。沒有刻意去營造時代大變革前夜的那種瀟瀟風雨。小說也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這恰好是它的優勢，因為它的故事是緩慢的，作者極少的穿插情節，十分嚴謹，作品的質地由此可見。
我過去讀這類作品總是提心吊膽。很多作者為了揭露人性，表示深刻，一定要弄出一些讓人不忍卒讀的文字、不忍直視的場景，以期達到預想的效果。《滄桑》實際上是不同的，它的揭露人性的“惡”有步驟，並不急於向讀者呈現。比如後來擔任平洲農業合作社社長的王新樂，為了阻止農戶退出公社，動用（指使）打手開槍打殘一個農民，在這裡作者是一筆帶過的。關鍵的一步是，打殘以後，王新樂以怎樣的方式掩蓋自己的罪行，這裡作者就花大力氣去描寫。首先作者安排的是人性覺醒，要讓過去的王新樂和現在的王新樂有一個對比。小說的尋找人性，要在這裡展開。既有人性的弱點，揭示了“惡”，又要讓王新樂醒悟。這就是技巧。如果小說只表現一種突兀，而不梳理紛繁，那小說也不會成功。夏志清先生曾經說中國人寫小說寫不過西方，他的觀點是中國人受到儒家的“仁”影響太深，寫不出人性的“惡”。夏先生當然有發表他觀點的權利。假如（只是假如）他活到今天，讀了孫向學以及當代一些作家的類似的作品，我想他會改變一些看法——至少相比前一代作家，孫向學這代作家更具現代意識——他們也沒有違背傳統。
《滄桑》人物眾多且個性鮮明，可以說是人物群像。當然主角還是在文氏家族幾個人身上。事實上，孫向學選材的角度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文氏家族這個框架的設定就跟那個被押解珠江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肯定不是一時的靈感，而是受到歷史的啟發，因為在我們的整個文學傳統中，文天祥是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一個名字。用文天祥的“後裔”佈局，增添了小說的深度、厚度和廣度，使小說更具戲劇意味。
“啞巴哥現在不叫啞巴哥了。叫啞巴爺。”小說以這樣一種溫和的方式鋪展開去。因為三部曲的第一部《仙兒堂》我還沒有閱讀，但我相信這個故事會是一個沿襲。啞巴從始至終都是以一個老實人的形象出現的，他是一個地道的，是中國隨處可見的憨厚的最底層的人，他早出晚歸，照顧這個家庭；“文革”時被安排去放牛，作者發問：是他看牛還是牛看他？這是哲學式的詰問。在啞巴的老朋友王副專員被批鬥的時候，他要去保護，看上去是那麼不知天高地厚，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還要保護別人，也正是這樣，人類最純樸的情感才那麼令人動容。他的生活現狀代表著那個時代那個階級的現狀。雖然是啞巴，但他實在是一個可愛的人。有非常可貴的品質。他的性格色彩，對他描寫的情感的遞進，和周圍的人比較，他是那麼真實，形象是那麼高大。對啞巴爺的塑造，是一種藝術的創造——雖然啞巴爺不足以代表這部小說的精髓和旨意。
啞巴的一生有道不盡的蒼涼，在他的兒子文啟明身上又有所不同。文啟明是一個新時代的青年。被保送上大學，所有的路幾乎是一帆風順的，是新時代召喚的人才。是作者順應歷史的發展規律創造出來的一個人物，如果沒有這個人物，也許這部小說早早就收尾了。這部小說也是以文啟明安撫“逃港”的人們而結束的。這個人物依然有著那個時代的侷限性，他無法超越他的時代。所以，我反對“文學高於生活”這樣的論斷。這裡有一點我納悶了很久，作者既然賦予了文啟明那麼多筆墨，為什麼安排文啟明的妻子李文麗“逃港”，“逃港”也就罷了，最後安排文啟明與王煉相愛，因為文啟明對王煉多少算是個恩人。老實說，這不符合我對愛情倫理邏輯的理解。也許作者有自己的衡量和小說寫作的需要，至少我淺薄的理解為一種婚姻的自由，突破時代的束縛。另外一層面，那次“逃港”死了三千多人，而文啟明作為縣委書記，李文麗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諷刺——這跟政治無關。如果小說需要發酵，那李文麗是酵素之一。
玉兒是這部小說刻畫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幾乎可以說沒有之一。這個“自梳女”善解人意，但她一生無所欲求。她不想超越倫理，她有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她守候著自己的心事和秘密。她承接著兩代人，啞巴是她伯伯，文旭是她兒子（一開始沒有交代清楚，這個關係是作者埋下的伏筆）。玉兒的一生也是那個時代許多婦女的一生，每個經典的小說人物都映照著歲月，映照著生活的周遭。她的一生是一出悲劇，因而也是她那個時代許多婦女的悲劇。逃不出時代的宿命。多麼深刻。在她身上有濃厚的批判意味。
如果小說就這樣完了該是輕鬆的。但是小說的所有情節並不輕鬆，包括作者以及筆者我，希望的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轉換，一個情節的變換，還祈禱一種美好的命運的垂青。可以說，即使是作者本人，也帶著沉重的心情，因為沒有一種語言可以無視生命的本體而存在。
《滄桑》被認為是“深圳前傳”，這何止是“深圳前傳”呢。只要抽掉一些情節（比如“逃港”），把地名換掉，它都是任何一個地方的前傳，是任何一個地方的三十年。這是因為它在歷史和文學之間構築起了一座我們認知的通道。《滄桑》既是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我想說，不管將來誰來敘述深圳文學史，《河東河西》三部曲都是不能輕易繞開的話題。關於深圳的歷史開掘，關於深圳的夢想征程，都留給了人們思考的空間。
三十年的時間，三代人的命運交織。小說勾勒出了一個時代的輪廓。往小了說，是文氏家族三十年的命運，往大了說，其實象徵著一個國家三十年的命運。人的命運始終伴隨著國家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也決定著個人的命運。從《滄桑》中我看到了悲憫的筆調和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一部虛構的作品，緊握住或者緊隨著歷史的方向。這是難能可貴的。
如果說我對這部小說有什麼微辭，那就是，小說裡的一些句子稍顯冗長，其實還可以更精煉一些。但這部小說依然充分地顯示了孫向學的敘事才華。他對歷史奉獻真誠的勇氣，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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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徐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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