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獸未可同群也，非斯人之徒誰與？” 這是《論語·微子》中孔子說的一句話。鳥，飛禽也；獸，走獸也。鳥和獸自身的特性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做同類，只能處於兩種不同的生活空間。
長久以來，對這句話很多人簡單地“斷章取義”，解釋為孔子不同意某些人的主張，罵他們是鳥獸。用大白話說，就是禽獸、畜生！
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的。要正確理解，我們先看看這句話的上下文：
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 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 仲由。”曰：“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櫌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長沮、桀溺在一起耕種，孔子路過，讓弟子子路去尋問渡口在哪裡。長沮問子路：“那個執轡（拿著韁繩）駕車的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指著桀溺）說：
“那位是知道渡口的人。” 子路再去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字子路）。”桀溺說：“你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子路說：“是的。”
桀溺說：“（當今需要改變的人）像洪水一樣到處都是，（改不勝改，）誰能改變呢？你與其跟著（孔丘那種）逃避壞人的人，為什麼不跟著（我們這些）逃避壞社會的人？”鋤草而未停下。
孔子周遊列國，走過萬水千山，問路的經歷也不計其數。就是渡口也打聽過不少，基本上都非常順利，唯獨在這此卻受到一番奚落，給孔子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被記錄到《論語》裡去了，而且大書特書！怎麼講？我們知道《論語》都是短小精悍、微言大義的語錄體句子或小段，這篇以冗長、瑣碎而突兀於整本書。
很顯然，這是以長沮、桀溺為代表的避世之人（隱士）給孔子“指點”心靈上的迷津，實體的“津（渡口）”只是一個寓言載體。換句話說：在指路的隱士們看來，孔子一行不是找不到行路的渡口，而是在立身處世的“渡口”迷航了！當下世道這麼亂，你孔老師再怎麼努力也是沒用的，還不如像我們一樣暫避一時吧。
子路回來後把情況報告給孔子。孔子悵然若失地說這句話——“鳥獸未可同群也，非斯人之徒誰與？”飛禽和走獸不能相互結交而同群，而我生而為人，不去結交那些作為同類的人，去結交誰呢？
聯繫上下文，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天下有道的時候，我老人家（孔子）就不做與人結交以改變人的事情了；現在是沒辦法，這事我不做就沒人做了。明明知道社會動亂，禮樂崩壞，我也要積極入世，參與變革，而不是消極避世。
孔子雖然也羨慕隱士們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卻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世道越亂，自己就越要入世，盡最大努力挽救文化薪火，正所謂“鐵肩擔道義”！
這種心態，頗有點釋迦牟尼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割肉飼鷹”的架勢。釋迦牟尼成佛後，也曾抱怨過“眾生剛強難化”，不過，難化也要化，苦些累些而已！
孔聖人的境界在某種意義上與釋迦牟尼相當，體現了儒家“入世”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
所以這句話實際上是在討論當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為政者爭民施奪、貪婪成性，黎民百姓身陷水深火熱的無道之世時，君子所應採取的處世態度。人有社會化的屬性，不能離開社會與飛禽走獸一起生活。
作為社會中人，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退回“脫俗”的自然狀態。同時也委婉地批評當時“社會賢達”為了自己所謂的清譽，為了保護自己的性命，眼瞅著老百姓處於困境之中而不去幫助生民改變。
儒生一向崇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志向，顯然不會認同賢達之士學鳥獸藏於山林，不敢正視社會民生問題的處世態度的。
面對混亂的社會現實，孔子也曾有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公冶長》)的感嘆，但是孔子此言也只是感傷自己懷才不遇，不過是傷心的時候發發牢騷罷了，並沒有真的要退隱於海上。
當楚狂接輿“風歌笑孔丘”時，孔子一點也不惱怒，而是下車希望與之交談；當長沮、桀溺這些隱士通過子路規勸孔子當“避世之士”時，孔子雖不贊同，但也沒有有激烈的爭論和反駁，只是“憮然”地表達了“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
孔子畢生積極入世，推行仁道，為建立理想的“大同”社會，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基於責任意識，也為了建功立業、匡正治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成為了儒家的基本信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