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視野看待人口問題》，回應我們此前的文章《五評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多論”》。
下面我們繼續回應李鐵的文章。
全文如下：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反駁過的觀點，李鐵在最新回應中仍然重彈老調。比如，李鐵說：“按照聯合國總和生育率低方案計算，中國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達12.94億。在這一規模下，中國可能仍然會面臨著就業困境。”
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分析過，人口規模與就業問題沒有顯著的相關關係。但李鐵視而不見，一再拿人口規模來作為就業難的理由。
李鐵說：“如果就人口談人口，而忽視了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和質量、勞動力就業、國家財政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等問題，確實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機’論。”那麼，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就重點談談中國的“人口危機”問題，以及我們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機”。
中國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
中國的人口危機，首先是低生育率危機。生育率是反映未來人口趨勢的核心指標。根據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國的更替水平為2.2左右，即平均每個女性需要生育2.2個孩子，才能維持孩子數量與其父母輩持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出生人口為1465萬，生育率為1.47，已經遠低於更替水平。但如果我們分析孩次結構，就會發現中國未來的生育率面臨快速下降的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達到了59.5%，其中二孩佔出生人口比例達57%，那麼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統計局給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準確的，那麼可以計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數593萬；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數835萬；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數37萬。
由於每個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後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據目前的生育意願趨勢，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終可能只有一半會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數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這意味著，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積效應，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當於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國從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積效應估計在政策實施後的四、五年之內釋放完畢，之後中國的生育率將降至1.1左右。
我們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機”？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育堆積效應結束後，中國的生育率將降至1.1左右。無論是從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經驗、中國各種生育意願調查以及實際生育率的代際變化、未來社會經濟狀況變化還是生育行為的分析來看，即便立即全面放開生育，中國生育率都更可能繼續走低。因此，中國的生育率在未來很可能會低於1.1。
即使樂觀地看，將來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不但能夠保持1.1的生育率，甚至還能稍微提升到1.2，中國將來的人口總量也會不斷下降。根據我們的預測，如果未來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國人口將下降到6億左右。而根據聯合國在2017年對中國人口的低方案預測，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6.2億。
更嚴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人口萎縮將一直持續下去，除非大量引進外國移民。但中國顯然不可能依靠引進外國移民來解決人口萎縮問題，所以要防止人口一直萎縮下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避免的選擇。但我們請問李鐵：有何種方法能把中國的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對中國大陸的人口狀況有參考意義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多年來都在大力鼓勵生育，但現在的生育率無一例外遠遠低於更替水平。
日本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生育率多年來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談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機時說：“現在事態十分嚴重，說是國難也不為過”。即使安倍把低生育率危機稱為“國難”，也沒有誰指責安倍是放大了人口危機。可以預料，將來中國的低生育率危機比日本更嚴重。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不是我們放大了人口危機，而是李鐵根本沒有認識到中國面臨的人口危機。
長期低生育率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長期低生育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首先就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升高，勞動力數量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低生育率會削弱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改革開放後，中國仰仗著全球第一的人力資源和龐大人口的市場規模，在幾十年內迅速崛起，成為新興製造業大國並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按現在的趨勢，兩三代人之後，中國每年出生的人口將少於美國，而這些未來比美國更少的年輕人將負擔著遠比美國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國人口將徹底失去人口優勢，經濟最終又會被美國反超。
低生育率還會削弱中國經濟未來創新和創業的活力。隨著人口老化，企業中老人的比例會越來越高，年輕人的上升空間縮小，其創新和創業活力會大幅下降。
人口政策應根據生育率的變動進行調整
李鐵說：“我的觀點是，人口政策應根據人口出生率的變動進行調整，這也是當初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初衷。”
我們基本同意“人口政策應根據人口出生率的變動進行調整”這句話，但認為把這一句的出生率改為生育率更合適。
出生率與生育率有何區別？出生率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在某年每1000人對應的活產嬰兒數，出生率的計算和使用方便而簡明，但它沒有考慮到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而生育率直接與育齡婦女有關，因此，生育率比出生率更能揭示生育水平的變化。
舉個簡單例子來說明出生率與生育率的區別：有兩個村子A村和B村，人口都各有1000人，但育齡婦女人數不相同：A村有400個育齡婦女，B村只有200個育齡婦女。2019年這兩個村子都分別出生了20個嬰兒，那麼這兩個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育率並不相同，A村的生育率只相當於B村生育率的一半。
那麼，中國的人口政策是不是根據生育率的變動進行調整？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的人口政策歷史：
1971年7月，國務院批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開啟了計劃生育時代。隨著計劃生育推行，中國生育率從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經接近更替水平。可以預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生育率將會進一步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當時就應該放寬人口政策。但事實上，中國的人口政策反而進一步收緊，從1980年開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國的生育率開始低於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已經遠遠低於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臺了單獨二孩政策。可見，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遠遠滯後於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下面我們來看看對中國有參考意義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這些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政策反覆：在面臨高生育率時，實施過節育政策；在生育率持續走低後，又轉而穩定生育水平並最終鼓勵生育。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新加坡和伊朗分別於1949、1962、1964、1970、1989年開始節育政策，政策分別持續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分別在停止節育的第20、9、15年後開始實施鼓勵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則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時，立即轉為鼓勵生育。
下表顯示了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生育政策改變前後共5年的生育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降到2.05時就停止節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國的生育率從1991年起低於更替水平，至今已將近30年，不但沒有鼓勵生育，甚至仍然在處罰生育三胎的家庭。
表1 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生育政策改變前後共5年的生育率
注：中國臺灣地區的數據來自臺灣戶政司，其他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轉，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時開始鼓勵生育。
上表顯示，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停止節育時前一年的生育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鼓勵生育的新加坡經歷了生育率小幅反彈外，各地的生育率整體都在繼續走低，而鼓勵生育的效果都不顯著。相比於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的低生育率危機更為嚴峻，未來恢復正常的可持續的繁衍狀態更加困難。
中國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遠多於日本
李鐵說：“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已經吸收的農業轉移人口，已遠超日本總人口數倍，目前來看，已經很難再繼續吸納新增農業轉移人口，這說明中國對這部分勞動力的吸納已經達到了一定極限。”
中國的國土面積相當於日本的25倍，中國人口總量相當於日本的11倍，那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已經吸收的農業轉移人口遠超日本總人口數倍，又有什麼奇怪？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遠低於日本，中國的城市理應再繼續吸納新增農業轉移人口。農村人進城工作，他們的衣食住行的需求本身就給城市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
更多的人口並不意味著更低的效率
李鐵說：“在國與國之間，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參與競爭，還是以優質的人口結構、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來參與競爭？答案顯然是後者。”
李鐵這樣說，其實是假定更多的人口會降低效率。我們在此前的文章已經分析過：李鐵特意強調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給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質量與數量對立起來，但其實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可以相輔相成。由於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人口增多，有利於提高效率，也並不會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現在過低的生育率，也有利於改善人口結構。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國與國之間，到底是以更少的人口和更低的效率參與競爭，還是以更多的人口、優質的人口結構和更高的效率來參與競爭？答案顯然是後者。”
龐大的人口規模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是一個優勢因素
李鐵說：“中國也是人類文明的一份子，我們無法改變人口過多的現實，同時還要參與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在李鐵看來，中國“人口過多”，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是一個劣勢因素；但我們認為，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是一個優勢因素。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就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而人口是綜合國力的基礎性因素。回顧世界歷史，在每次技術跨代升級之時，或許會有一些人口小國憑藉效率和靈活性方面的優勢佔據先機，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經濟均衡之後，最終決定各國興衰的還是各自的人口規模。在過去數百年內，世界強國的更替順序反覆印證著上述規律。
在近代世界性強國的名單中，我們先是看到數百萬人口規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之後是數千萬人口規模的英國、法國和德國，再然後是數億人口規模的美國和蘇聯。在強國更替的過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國家開始步入正軌，人口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會被邊緣化。
人口不是冰冷的數字
李鐵說：“人口不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我們也同意這句話，同時還要補充一句：人口不是冰冷的數字，每一個人口，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過去的計生工作，卻是“以數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主要目標就是控制人口數量。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應該尊重民眾的生育意願，幫助民眾實現自己的生育願望，而不只是把民眾生育當成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
人們有多生的權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權利。真正合理的生育政策是讓民眾完全自主決定生育數量和間隔。在超低生育率趨勢嚴重威脅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政府則有責任鼓勵生育，也就是創造各種條件，讓普通家庭能夠更長遠地規劃自己的未來，並順利地實現自己的願望。只有在稅收、教育、法律等各個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養得起孩子、養得好孩子，每個家庭和整個國家才有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