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阿舅，不仅是因为我常常听到母亲的唠叨，而且阿舅确确实实是我成长中很重要的人。
我的阿舅名叫顾文鲁，妈妈的堂兄弟，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至于学什么专业我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我后来感觉他是什么都懂的人。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搬来一个阿舅，就在我大爹爹的房子边上的一间草屋里住着，后来才知道是阿舅租住大爹爹的房子的。
那时我虽然知道他是我的舅舅，我还是看不上他的。
首先是阿舅的长相。阿舅身高没有一米七，白皙的脸和我们家以及左邻右舍的人不一样，鼻子上驾着一副黑黑的圆圆的眼镜，大大的脑袋，没多少头发，瘦瘦的身材好像多少天没有吃饭一样。更让我奇怪的是，阿舅说话不像是本地人，他会用广播里人那样说话，尽管很好听，但是不跟周围人一样，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还有就是他一天到晚在那个黑嘘嘘的屋里，让我感到很神秘。那间屋子实在太小，两米来宽，从门口到屋底倒很深，所以显得很幽暗。他在门口坐一条小板凳上，面前一个手摇的补鞋机，屋里堆满了破旧的鞋子。那些鞋子是阿舅一毛两毛钱从哪里兑来的破旧的一双双军鞋，经他用手摇机子补一补，就可以卖给村民两毛甚至五毛一双。可见那时候，阿舅还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你要知道，那时候我一学期的学费才五毛钱啊！
就是这么一个有钱的人让我看不起。一次，生产队长王学产到我们家，说要找阿舅买鞋子。
“我们生产队民工要上濠河大坝，总共要五十双，那就一毛五一双吧。”队长抹了一下鼻子说，好像下了多大的决心。
“那哪成啊！我两毛钱兑来的，我贴本咋成啊！”阿舅也很坚决的说。
“那就两毛一双吧，你看成吗？”队长咬咬牙说。
“不行不行，我白干了，不行！”阿舅依然坚持说。
“怎么不行啊？”我妈妈到门前看着阿舅，又看着队长说，“你多少钱兑来的我还不知道呀”。
阿舅一看，妈妈来到门前，忙着站起来，看着妈妈，也不好说话了。最后是多少钱定下了，我不清楚，反正感觉阿舅那么有钱却很小气。
我看不上阿舅的还有他的身世。阿舅一直是单身一人，用当时的话说，老光棍一个，就是出来混穷的，似乎是投靠我妈妈的才到我们村上住下。据妈妈说，阿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农场工作，还是场里的文书呢，什么材料啊、文件啊、宣传啊都能写。只是他觉得那样的工作挣不到钱，养不了家，他的父母竟让前几年那场自然灾害饿死了……所以就工作不干了，学了门手艺——补鞋。
说是投靠，但阿舅并没有指望我们家给他什么救济，反倒是阿舅给我们家许多帮助。
说着到了七十年代末恢复了中高考，我也上了初中。妈妈看我学习还有点出息，就看得很紧。每天晚上吃完饭，小桌子朝门口一放，煤油灯点上，看着我学习，就在桌子边上纳鞋底。偶然的一回，阿舅来到我家门前乘凉，坐在我的桌边，抽着烟，眼睛斜斜地看着我写的作业。
“这题做错了！”阿舅弱弱地说。
我没当回事，继续写作业。心想，一个补鞋的能看出我作业写错了？妈妈警觉起来，拿过作业本给阿舅，说：“你再看看，跟他说说吧。”
阿舅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题目的正确做法。我一听，惊异起来，阿舅讲的跟老师讲的一样，而且容易懂。更令我惊奇的是，当时我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甚至历史、地理等等，阿舅都能给我讲作业，他还会讲俄语（只是当时我们根本不学外语）。从那天起，妈妈就在锅里多添一点米和水，多烧一个人的饭，阿舅就在咱家吃饭。除了阿舅能给我讲题目外，我和哥哥还能穿上半新的球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每次假期回家，妈妈都会提到舅舅怎么怎么帮了我，说要不然我也不会考取大学的……还有就是，舅舅在门台子一个街边上摆摊补鞋子，找了个女人，领养了一个女孩，日子过的很辛苦……这样，妈妈唠叨了好几年。
所以，1985年我工作了，国庆节期间决定去看看阿舅。我和哥哥一起骑着自行车前往门台子，在火车站门前小店里买了几斤水果、一包面点果子和几瓶廉价的酒。多方打听，终于在汽车站西面一栋大房子山墙边找到了阿舅。
阿舅坐在很矮小的板凳上，面前还是一架手摇的机子，墙角摆放着一只只好看的鞋子。阿舅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瘦瘦黑黑的脸上依然架着一副黑边的眼睛，肥大的衣衫很破旧，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膝盖上铺着一块黑色油布。耀眼的阳光直接照在他的身上，使他显得格外的不起眼。
阿舅双手熟练的修补一只黑色的女士皮鞋，感觉有两个人慢慢地走到面前，抬起头，右手向下抹一下眼镜，扬起眼皮，说：“你们要修鞋吗？”
“舅舅，是我。”我说出自己的名字，鼻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
“你是哪个？”阿舅已经记不得几年前曾经辅导过的外甥了。
哥哥看着满脸狐疑的阿舅，又说一遍我们的小名,又提到妈妈的名字，阿舅才慢慢地放下手里的鞋子，缓缓地站起来。“噢——，我想起来了，对对对……”阿舅那个“噢”字的音拉得老长，仿佛想起很遥远的事。“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阿舅站起来，赶忙引领我们进“门”。说是门，其实就是依墙而建的半面房子留下的正面，晚上一块帆布披下来就挡住了屋子；白天卷上去就算开了门。
这个半面房子是占着路的地面，从高大的半墙上斜拖下来，两米多宽，顺着墙延伸了好几米长。外侧没有墙，只用木桩撑着；顶面没有梁，只用木棍架着。外侧和顶面都是由一块块帆布乱七八糟的铺成的，顶上还压着许多零碎的瓦片。我们就随着阿舅进了屋子，没有窗户，很幽暗。“门”旁一个小煤炉，炉子上凳着一个黑黑的水壶；朝里是一张小案桌，上面放着一个电饭煲和几个脏兮兮的碗盘；再朝里是一个半人高的柜子，柜子已经没有了门，可以看见胡乱地堆着的衣服；最里面是一张床，床上也是胡乱的堆着的衣服和被子。其他生活用品和阿舅修鞋的材料塞满了屋子空余的地方。
我们没法向里面走进，只在小案桌边小板凳上坐下。看到这一切，我实在忍不住心里的酸楚，喘气有点不均匀了。哥哥看到我这样，用肘顶了顶我。
“舅舅，每天这么干活，累不累啊？”哥哥掏出香烟递给阿舅。
“呵呵，习惯了，习惯了。这活计我干了一辈子了，不累，不累。”阿舅乐呵呵的说。“你们现在都干啥呀？跟我说说呀。”阿舅的眼睛挂在鼻子尖上，几乎要掉下来。
“我前几年就顶替了，在供销社上班；他大学毕业也分配了，教书了。”哥哥给舅舅介绍我们俩的工作。
“我就说这孩子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噢，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啊，好好好！”阿舅看着我，满脸洋溢的快乐，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幸福。
“舅舅，那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亏了您辅导我，不然我不一定能考上高中呢。”我提到当年的事情，还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可是却说不出口。
“哪是啊，哪是啊，是你聪明肯学，我老家伙哪能辅导你啊……”阿舅好像不愿承认自己曾经是大学毕业的，更不愿意承认曾经辅导我的功课。阿舅那年月毕业，要是赶上现在一定是什么单位的专家或者学者什么的，绝不会是一个修鞋的，绝不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绝不会是这样又黑又瘦的佝偻着的老头……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倏地留下来……
拉了一会儿家常，跟阿舅说到我们的妈妈以及兄弟姊妹各自的生活，我和哥哥就走了。临走时，我掏出十元钱递给阿舅，说：“舅舅，这是我孝敬您的，给您买烟抽的，拿着吧。”
阿舅推来推去不愿要，说：“你看看，都买这么多东西了，还给什么钱呢？”最后我硬是塞在阿舅胸前的口袋里。
阿舅央求我们吃饭，我们推说有事，就走了。我们没有看到妈妈说的舅妈以及他们的养女。
2000年春天，阿舅去世了，我和妈妈到门台子的阿舅家吊唁，阿舅家住在门台子火车站的铁路边一个两间的瓦房里，也见到阿舅的老伴和女儿、女婿。送葬前的一天晚上，妈妈和舅妈一起收拾阿舅的遗物，惊异的发现一个很黄很黄的毕业证书，上面赫然的印着：“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