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梁漱溟,告訴你他眼中的《民國的那些人和事兒》

論文憑學歷的話,梁漱溟(1893—1988年)先生就一介初中生,可以說他是自學成才,精通傳統儒學,又是新儒學巨匠,還通曉印度哲學。他出生清末,活躍於民國,暗淡於新中國的十年社會運動,殞落於改革開放春風中。透過樑先生的晚年自述,我們一起來了解民國的那些人和事兒。

教育家梁漱溟,告訴你他眼中的《民國的那些人和事兒》

晚年梁漱溟

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

梁漱溟初中時期就秘密參加了汪精衛領導的京津同盟會(即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的京津分部),初中畢業的時候他在天津《民國報》當新聞外勤採訪記者。辛亥革命前,汪精衛秘密進京想刺殺攝政王(溥儀的父親載灃),夜裡偷偷在攝政王馬車必經之地埋設炸藥,被官兵發現並逮捕關押。辛亥革命發生後,袁世凱上臺要和南方革命軍議和,就把汪精衛放出來,讓他做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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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汪精衛參加南北和談

國務總理段祺瑞人很正派

段祺瑞在袁世凱政府裡任陸軍總長,是北洋軍人裡是一個很正派的人,因為堅決反對袁世凱當皇帝遭人暗算,他辭職不幹,躲進北京西山。袁世凱的皇帝美夢破滅後,重病在身的他估計時日不多,為了維持北洋軍人的勢力,還是請段祺瑞出來擔任國務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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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西南廣西、雲南、四川的倒袁勢力知道段的為人,承認並妥協組建南北聯合政府。梁的長輩親戚張耀曾代表西南入閣政府,因為需要一位機要秘書,梁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親戚拉他主管往來的電報和函電。

初識蔡元培

民國六年(1917),蔡元培歸國剛就任北大校長,手底需要一批學者任教北大。梁以《究元決疑論》請教於他,蔡校長很認可他,當面請他講授印度哲學,當時梁還過於年輕,喜歡佛學並不太清晰印度哲學,手頭也還有別的工作要忙乎,所以拒絕了邀請。但是蔡元培重視、珍惜人才,偶爾會和朋友梁啟超、林志鈞拜訪梁漱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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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與陳獨秀和李大釗同時進北大任教

梁漱溟是和李大釗的關係很好,在李組織的一次宴會上認識陳獨秀,這兩位朋友都是共產黨的早期領袖。陳是一個很能夠打開局面的人,但大家對他有點敬而遠之,因為他常常當著人的面很不客氣,說些讓人下不來臺的話;李表面溫和,八面玲瓏,人人對他有好感,實際上骨子裡頭人很激烈。雖然關係很要好,但是兩位共產黨領袖從未在梁面前提加入共產黨的事,梁漱溟心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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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和李大釗

哲學系的前輩楊昌濟

梁漱溟前後在北大任教哲學系,前後呆了六年(1917—1924)。北大年紀大的有校長蔡元培,還有教授《西洋倫理學》、《西洋倫理思想史》的哲學系教授楊昌濟。毛潤之在北大圖書館當館員的時候寄宿在老師楊昌濟家中,梁漱溟經常進出楊教授的家門,便在此時與毛潤之相識。

而梁與楊昌濟的認識是因梁漱溟的堂哥,他的堂哥同屬湖南籍,在湖南是很有關係的大人物,楊教授經常光顧家門找堂哥。堂哥在湖南時協助梁啟超辦時務學堂,任職於學務處,楊昌濟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當時主張變法維新需要派學生赴歐美日學習,去日本的比較多,梁的堂兄建議巡撫派有點知識學問的人赴歐美留學,楊昌濟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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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昌濟

記者兼政論家章士釗

北京中學讀書的時候,梁漱溟就開始關注一些報紙有關外國內容版塊,如《歐洲通訊》版。當時章士釗是以筆名“秋桐”的身份給報紙寫稿,主要是介紹西方的政治體制和政論內容,梁從內心佩服章的才華。

後來章士釗在日本出版刊物《甲寅》,梁漱溟向其投稿,往來通信中才知道對方的真實名字。但是在他說講述中,章士釗才是真正的老牛吃嫩草,他失望於章的生活腐朽——抽鴉片、賭錢、嫖妓、娶幾房太太,又不得不佩服他活到93歲的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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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英國的章士釗

梁啟超都佩服福建林志鈞的人品和學識

林志鈞人品很高,潔身自好,政治上、社會上都極為乾淨。梁啟超是熱衷政治的,也有自己的政黨,林志鈞進去沒幾天就退出來了,林說他不喜歡那一套,梁啟超還是很敬重他。梁臨死前把自己的一大箱著作、手稿、完稿或未收尾的,涉及政治、學術、詩文等方方面面,交由林志鈞審定,最後出版《欽冰室文集》。

梁漱溟認識林志鈞是在司法部當秘書時(1917年),《究元決疑論》剛好發表,當時林志鈞在報紙上看到就想方設法結識,剛好與司法部參事餘紹宋相熟,一打聽並有機會坐在一起了。1928年梁啟超和幾位朋友一起坐著汽車到梁漱溟家,裡面有林志鈞、蔣百里和梁思成。梁漱溟經常把林志鈞介紹給身邊的學者朋友,如熊十力,伍伯庸等。

身心靈高度統一的伍伯庸

伍伯庸是地道的軍人出身(梁漱溟的首任妻子黃靖賢是伍夫人的妹妹),清朝末年參加訓練新軍,參加武昌起義後進入陸軍大學學習,因為成績極為優秀留校擔任教官。袁世凱稱帝前,從長官到下屬都要簽名勸進袁當皇帝,唯獨伍伯庸拒絕簽字,“我一定要認為我籤的字是對的,我才能簽字。我還沒考慮好到底該不該簽名,所以我不能簽字。“別人說狠話恐嚇他,他依然堅持初心,事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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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與夫人黃靖賢

1929年北伐戰爭時期,梁漱溟和幾位朋友南下廣東去看望國民革命軍總參李濟深,伍伯庸當時是總參的辦公廳主任負責招待。午飯過後,伍先生告訴客人他要睡15分鐘,讓他們隨便就坐、聊天、喝茶。伍先生倒下就睡呼呼睡著了,還不算什麼,剛好15分鐘後他就醒來,鬧失眠的梁漱溟很是驚訝,佩服伍先生自主自如的生活,他能夠自如把控身體和精神的高度統一。

伍先生“拿得起、放得下“的氣定庭閒還表現在大敵當前的危機時刻。抗日戰爭時期,伍先生在廣東擔任“挺進第四縱隊“司令,帶著3000餘兵力在山區與日寇周旋。一次他料定不遠的一支敵軍不會靠近,他不慌不忙,告訴部下說我要休息一會,他仍然倒下就熟睡下去了,部下緊張得不行不行的,一邊要緊盯不遠的敵情,一邊保護伍司令。這種學問不是書本上有的,也不是輕易學得到的,它是儒家孔子學說裡的一個內容。

關於民國時期晚婚的大齡女人

梁漱溟50歲時娶第二任妻子陳淑芬,之前很多人誤以為是老牛吃嫩草,其實對方與他相差僅僅三歲,陳淑芬47歲嫁進梁家她被記者謊報成40歲。女人30歲結婚已經算晚了,接近50歲才結婚是徹底的鑽石王老王了。她是名女大學生,在學校裡教書,可能因為天之驕子的優越感、要強的個性以及女權主義思想,遲遲沒有結婚。(今天的年輕人們,甘拜下風不?)

梁漱溟對女人有一個說法或者理論,惹夫人不爽心,他說“婦女不是創造者,而是創造創造者”,胡適先生聽著捧腹大笑。梁先生的解釋是引用一位外國女學者衛西琴的話,“天給婦女的第一項任務或使命是生孩子,她的任務在身體而不是頭腦,婦女一生當中能夠生育的那段時光最女人最美的時候。天給男人的任務是創造,不論是學術上的創造還是政治上的創造……外國的女人像男人,中國的男人像女人。”

最後,附上樑先生的一句名言以說再見。“學問是解決問題的,而且真的學問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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