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杂志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特别报道
编者按：2019年新春佳节刚刚过去，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奋发图强、继续前进，祖国的建设发展必将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
70年风云际会，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世人瞩目。为了展现这一系列历史成就，《祖国》杂志编辑部特于本期起，为读者带来“庆祝建国70周年”专题报道栏目，以展现祖国各条战线的风采，讴歌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众所周知，“两弹一星”是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是中国从“东亚病夫”重新成长为“东方巨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朱光亚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为了使我国早日建立起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朱光亚担负起组织领导“两弹”研制的重任。从此，他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身先士卒，组织攻克了许多关键技术难关，被誉为“两弹”攻关的技术“枢纽”。1996年，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朱光亚积极参与组织禁试后的科学试验，奠定了我国保持核威慑有效性的坚实技术基础，为我国核力量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今年恰逢朱光亚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本期“庆祝建国70周年”专题报道，让我们与读者朋友们一起来回顾朱光亚同志光辉的一生，特别是他为我国核力量的发展建立的不朽功勋。
本次专题的主要参考文献：奚启新，朱光亚传，人民出版社；杜祥琬等，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原子能出版社；朱明远等，风范长存天地间——朱光亚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秦宪安 陈海强等，朱光亚画册，人民出版社；等。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亲切接见朱光亚
一、铸造核盾 功勋卓著
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朱光亚同志担负起组织、领导我国“两弹”研制的重任。几十年里，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朱光亚先后参与了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工作，为我国核物理人才队伍培养作出了贡献。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发工程期间，朱光亚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组织制定科研计划、任务分解、确定技术路线、组建科研队伍，并具体指导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检验方法等课题攻关；参与起草《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论证提出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主持起草《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按期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目标起到重要作用。
1999年9月18日，朱光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此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地下核试验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试验，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以较少的次数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朱光亚从事核事业半个多世纪，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节点、每一项重大突破、每一次重大试验，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汗水。1996年，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朱光亚积极参与组织禁试后的科学试验，推动新形势下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我国保持核威慑有效性的坚实技术基础。
2004年12月24日，胡锦涛到家中看望朱光亚
培养核物理人才队伍
（一）领导创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
1952年，中央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抽调骨干教师在东北人民大学建立数学、物理、化学3个理科系。朱光亚和许慧君被抽调至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12月,朱光亚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直接赶赴东北人民大学报到。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期间，朱光亚先后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物理系代系主任等职。他起草制定的《物理系专业与专门化设置意见》《物理系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等文件，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初创时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承担繁重的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同时，朱光亚主讲大学普通物理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课程，在东北人民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物理学人才。
2011年1月23日，习近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朱光亚时，与朱光亚夫人许慧君亲切握手
（二）领导创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
1955年，为培养原子能科技事业人才，推动原子能事业快速发展，钱三强遵照上级指示，推荐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等人，领导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抽调高年级学生来此学习。1955年5月，朱光亚调回北京，领导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1958年12月，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改称北京大学原子能系；1961年6月，改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从创建之日起，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就担负起为我国原子能科技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此后始终与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984年10月16日，朱光亚和张爱萍、邓稼先到家中看望聂荣臻
朱光亚与钱学森
参与核反应堆科研工作
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一起组织开展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参与了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测定》等论文。1959年2月24日，朱光亚领导设计、建成的轻水零功率装置达到临界质量，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02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看望朱光亚
参与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发工程
1959年7月1日，朱光亚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所长，主管科研工作，担负起参与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发工程的重任，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地下核试验等一系列重大核武器试验任务中殚精竭虑、屡建功勋。1996年，我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朱光亚积极参与组织禁试后的科学试验，推动了新形势下核武器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建立起精干、高效的核自卫力量作出突出贡献。
朱光亚与王光英在一起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任务
1962年，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设立了产品设计、中子点火、冷试验、场外试验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兼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人组织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及大批技术骨干开赴青海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任务
早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核武器研究所就已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于1962年参与起草“两年规划”和主持制定“两个纲领性文件”时，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郭永怀、龙文光等人组织科技人员同有关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研制工作。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爆炸成功时，核航弹的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的设计都已确定，运载核航弹的飞机也改装完毕。1965年5月14日10时，我国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区成功进行。这标志着我国拥有了能够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任务
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就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人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原件和大型爆轰试验，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1965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并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1966年10月27日9时许，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任务
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朱光亚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的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展开多路探索。1965年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经过各部门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这是我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1967年年初，氢弹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加工完毕，3天后运抵试验基地。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树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参与组织领导地下核试验任务
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妄图把我国的核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决定，在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1964年，朱光亚根据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第一次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任务准备工作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人讨论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1969年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人在现场指挥我国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和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一线组织指挥。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部队指战员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成功实现了将核试验由地面转入地下的目标，推动了核武器技术的持续发展。
推动我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创立、发展
朱光亚参与指导了我国第一代近程、中程、远程、洲际战略核导弹和潜地核导弹，以及核潜艇的研制，为战略核威慑力量的
1992年，朱光亚和王淦昌（右二）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视察、指导工作
创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参与组织领导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任务之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了多种战略导弹热核弹头的研制工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核导弹已发展出近程、中程和洲际等一系列类型。为推动战略核威慑力量全面深入发展，从1958年年初我国第一座试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之后，我国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核潜艇的研发过程中，朱光亚多次参加科研会议，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1974年8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列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82年10月12日15时，我国首次以潜艇从水下向预定海上目标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次试验的成功，为潜地导弹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朱光亚对我国核战略的理解十分深刻，多次强调必须从我国安全战略需要和国情出发，始终坚持精干、有效的原则。正是由于遵循了上述原则，保证了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始终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用较少的投入和很少的试验次数，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一支适应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2000年4月，朱光亚（中）在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研究实验室视察、指导工作时与科研人员合影
推动新形势下核武器技术的发展
1996年7月29日9时，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当晚，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我国暂停核试验。同年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敏锐地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他积极主张并参与组织禁试后的科学试验，奠定了我国保持核威慑有效性的坚实技术基础。
编撰：郑杰川
二、高瞻远瞩 雄才大略
朱光亚纵览全局，心系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保卫的是国家，捍卫的是尊严，显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朱光亚长期担任科技战线高级领导职务，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深邃的战略思维，准确把握事关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与军事科技发展动向的重大问题，多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战略咨询建议，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与制定、“863”计划制定与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前期论证等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朱光亚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着眼国家科技长远发展，善于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科学把握和判断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科技发展动向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适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战略咨询建议，是一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各方公认的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多次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朱光亚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善于着眼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大局统筹协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形成符合实际的决策建议，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始终能突出重点、实现突破。此外，朱光亚还非常重视基础人才的选拔、培养，以强烈的爱才意识提携后辈、传带新人，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期间创办了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使一大批青年科学技术骨干得到展示才华的机会。朱光亚鞠躬尽瘁、科学报国，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科技事业。
推动核能和平利用、造福社会
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1974年3月，周恩来抱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核电站设计方案汇报。会上，朱光亚说明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列入国家专项工程，定名为“七二八工程”。此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在周恩来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被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秦山镇的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方案，并对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2002年2月，朱光亚（右三）在大亚湾核电站视察、指导工作
参与组织领导“863”计划
“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朱光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参与组织领导的又一项国家重要工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敏锐意识到激光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将会发生深刻变化。1983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西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提出高技术发展计划。我国有关部门和单位纷纷召开研讨会研究对策。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著名科学家联名上书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重要建议。此后，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定出我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和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参与组织指导了激光技术、核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研究发展座谈会，亲自参与组织指导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起草。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标志着我国科技领域的宏大工程“863”计划开始组织实施。
参与指导载人航天工程前期论证
1982年7月至2005年12月，朱光亚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指导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朱光亚认为，载人航天事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标志，对我国保持大国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着突出作用，能带动科学技术中许多领域的发展。1990年3月，朱光亚与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秘书长王寿云在《对载人航天意义的再认识》一文中再次阐明了载人航天的意义。朱光亚强调，要首先做好顶层战略层次的概念研究、论证工作，并提出“适度目标的选定，要注意国家战略的研究”、“建立空间基础设施只能是适合我国国力的配套的空间基础设施”等九点意见。除了顶层战略层次的概念研究、论证外，朱光亚对载人航天技术的具体系统概念研究也很关注。朱光亚提出，航天技术领域各主题要做好发展战略研究，通过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出本领域主题的发展蓝图，明确研究方向、任务目标、指导思想、研究重点和具体技术路线发展策略等，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发展之路。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工作会议，讨论了载人航天的问题，同意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从发展载人飞船起步，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此后，相继进入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和组织实施阶段。
2001年春，朱光亚参观“863”计划实施15周年成就展览会
推动我国军备控制研究事业
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注意到随着我国改革深入和开放扩大，世界形势特别是军控形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朱光亚开始倡导并组织核军备控制研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战略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他在与杜祥琬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备控制物理学是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朱光亚认为，军备控制不仅是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应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国家外事工作。为此，他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如何扩大研究队伍和深化研究；并提出要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人才，搞一个干实事的小组。在朱光亚领导下，成立了由核技术、军事、外交等领域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军控研究和交流工作。在朱光亚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核军控研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配合和支持了国防科技发展及外交斗争。
开创中国工程院事业
在1994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得到院士们的一致拥戴，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在朱光亚领导下，中国工程院准确定位为我国工程科技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确定了“院士队伍建设”和“战略研究与咨询”两个主要发展方向，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4年至1998年，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期间，带领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了聪明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编撰：张帅
三、少年励志 自强不息
朱光亚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当时社会黑暗，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国家的危难，民族的危亡，更加激发了他发奋苦读、持之以恒、专心致志的学习研究，以图报国。
朱光亚从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显示出卓尔不群的天赋和才华，在辗转于武汉、重庆、昆明的求学过程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发奋读书，完成了学识上的前期准备工作，形成了崇尚真理、科学报国的远大志向，为日后远涉重洋学习核物理学专业、归国献身国防科研事业打下坚实基础，彰显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宜昌。父亲朱懋功，毕业于京汉铁路开办的法语学校，先后就职于轮船公司和法国人开设的邮局；母亲万怀英，是一位生于平民家庭的传统女性。朱光亚幼时随父母从宜昌来到武汉，曾就读于汉口市立第一小学和圣保罗中学。1938年，朱光亚与大哥朱光庭、二哥朱光鼐赴重庆读书，辗转就读于崇敬中学、清华中学和南开中学。1941年9月，朱光亚考入迁至重庆办学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学系。1942年夏，朱光亚参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举办的补充招生考试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读书，得到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诸多名师的悉心指导，在学识上打下坚实基础。1945年8月，朱光亚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46年9月，随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
长江之畔的童年记忆
1927年，年仅3岁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湖北宜昌来到武汉。全家人在位于今武汉市江岸区南京路崇正里的一幢红砖小楼内，过着省吃俭用的市民生活。1930年，父亲朱懋功将朱光亚送入汉口市立第一小学读书。幼小的朱光亚不仅善于思考问题，而且自律意识强，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朱光亚进入教会学校圣保罗中学读书。
朱家老宅
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1938年，侵华日军攻陷武汉，朱光亚与大哥朱光庭、二哥朱光鼐来到重庆，就读于合川县的崇敬中学；第二年秋季开学时,又转入重庆清华中学读书。1940年,朱光亚再次转学,进入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经过一连3年的辗转求学,朱光亚以优异成绩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于1941年9月考入迁至重庆办学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学系。
图为朱光亚（前排左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与同事合影
在西南联大的人生转折
1942年，朱光亚参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举办的补充招生考试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读书。由于家庭变故、收入锐减，朱光亚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利用课外时间打工，先后做过店员、兼职教师等工作。1945年8月，朱光亚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46年9月，朱光亚随华罗庚等人由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格将军号”远洋军舰，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
编撰：张帅
四、求学海外 矢志报国
朱光亚同志年轻时怀着一颗拳拳报国心，远赴美国求学。学成后毅然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的这种报效祖国“舍我其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后人敬仰。朱光亚在青年时代赴美国学习核物理学专业。留学期间，他学业优异并积极参加留美中国学生进步团体，经常组织爱国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科研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航程，并号召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振兴中华为最高追求，朱光亚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历史责任，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朱光亚（右五）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同学在一起
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
1946年9月，朱光亚跟随华罗庚等人抵达美国旧金山之后，匆匆赶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行到达的曾昭抡会合。由于在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计划落空，师生们决定自谋出路。根据曾昭抡的建议，大家分头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工作或学习。朱光亚跟随吴大猷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学专业。进入密歇根大学后，朱光亚遇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在两位老师的建议下，朱光亚选择了美国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 Beck做自己的导师，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朱光亚在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和1949年，又陆续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在迅速发展的核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1949年6月至9月，朱光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并于1950年2月获博士学位。
参与组织领导学生社团活动
留学美国期间，朱光亚在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他不仅担任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而且担任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还是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的积极分子。通过参与组织领导学生社团活动，朱光亚积极宣传爱国思想，动员大家早日学成、归国效力。在此期间，朱光亚与赴密歇根大学留学的许慧君相识、相恋。
牵头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时间，留美中国学生奔走相告。同年11月至12月，朱光亚与曹锡华等人在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安娜堡，以留美科协名义多次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座谈会，以“新中国与科学工作者”、“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等为主题，介绍国内情况，讨论科学工作者在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作用，动员大家归国效力。1949年底，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先后有52名中国留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1950年2月底，在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ECA）提供的救济金后，朱光亚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返回祖国。
担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归国之后，年仅25岁的朱光亚被聘请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朱光亚主讲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依然不忘核武器事业。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光亚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的秘密等知识，成为新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核武器的书籍。
与许慧君喜结良缘
1950年8月，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的许慧君回到祖国。朱光亚专程赶赴广州接许慧君一同回到北京。随后，许慧君进入中央卫生研究所工作。同年11月12日，朱光亚和许慧君在北京市王府井的森隆酒家举办婚礼，喜结良缘。
1950年冬，朱光亚和许慧君在北京合影
在朝鲜战场经受战火考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迫在眉睫的外交大事。为此，我国在高等院校选拔了一批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教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停战谈判工作。1952年4月，朱光亚等人抵达位于朝鲜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驻地。朱光亚与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过家鼎住在同一间屋子。朱光亚主要在开城总部工作，负责将秘书处起草的发言稿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朝鲜方面译成朝文，还要将报务员听记下来的外文电讯译成中文。此外，朱光亚负责将板门店谈判的会议记录整理归档。当时，美国动辄挥舞“核大棒”进行恐吓与讹诈，美方代表在谈判桌前更是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朝鲜战场的残酷景象、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悬殊差距、美国的核威胁，给朱光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坚定了他献身国防科研事业的信念。
编撰：郑杰川
朱光亚同志军装照
五、立德立功 风范长存
淡泊名利 境界自超然
朱光亚一生虚怀若谷、品行高尚，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只考虑国家和人民利益，大力扶持青年人才成长进步，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度过了充实而又快乐的晚年时光，举手投足间尽显一代科学巨擘的风范，展现了科学大家的博大胸襟、超凡品格和高风亮节，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誉。朱光亚的高尚品质情操永远值得当代的科学工作者学习。
朱光亚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是“两弹一星”精神杰出的倡导者、培育者和实践者。朱光亚的一生堪称立德立功的一生。他乐于扶持青年才俊，培养了大批在科学事业领域堪当重任的领军人才；他矢志科学报国，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活动；他具有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时时处处体现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德。可以说，朱光亚毕生保持着一名科学工作者的品格与作风，始终秉持低调做人的人生准则，始终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热心于为年轻同志创造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始终坚持不懈地为祖国强盛奉献自己的心力……朱光亚为国防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上。
朱光亚一生重才育才，尤其注重扶持青年才俊，始终把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对拔尖人才充分信任、委以重任，对年轻同志悉心指导、以身示范。在高等院校任教期间，朱光亚为新中国第一批核物理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工作的数十年间，朱光亚把培养、造就人才作为神圣职责。在他的教育、引导和熏陶下，大批年轻同志快速成长为科技战线不同领域的杰出人才。
作为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科技战线的领导者，朱光亚身兼诸多重要职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三届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第一届、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四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第二届主席团名誉主席。
朱光亚和许慧君堪称美好姻缘的典范，他们不仅在各自事业中取得了骄人成绩，而且将3个孩子抚育成才。他们的家庭生活平凡、朴素、安静，却始终以良好的文化氛围、严谨的家庭教育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2005年12月，朱光亚退休之后，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开始增多。家庭的乐趣让朱光亚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为他增添了思考科学问题之外的诸多天伦之乐。
朱光亚始终不改学者本色，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精益求精。他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他多次说过，他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员，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成绩归功于党和政府、归功于集体。这简单、朴实的话语，展现了一位科学大家的优秀品格和风范。
2012年9月25日，朱光亚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朱光亚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撰：张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