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陆续刊登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为系列第八篇。
以下为文章全文：
到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部已办得有相当成绩，对银行业务帮助很大。其他几个大银行也纷纷办起类似调查部的组织，从事工商业的信用调查和市场经济调查。但是上海是这样大，要调查的项目是这样多，一家银行是很难把任务全部负担起来的。当时张禹九在中国银行，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后来改为浙江第一银行），同我在上海银行一样，担任调查工作。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交换经验，认为联合起来，分工合作，力量就大得多了。章乃器当时勇气很大，说我们银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成规，于是大家想出一个联合的办法，就建议由我们三家发起，成立上海联合征信所。当时上海最大的信用调查征询组织是日本人办的日本帝国询讯所，而所有职员几乎都是中国人，很多银行投资和抵押放款等业务都向它请教，要付出很高的费用。日本人尚能办好，我们是在本乡本土，情况终比日本人熟悉，而且各行对这项业务都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我们对办好联合征信所是有信心的。开办时需要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和中国银行张公权对我们的计划非常赞成，同意拨付资金。中国和浙实两行负担资金较多。就这样，上海联合征信所办起来了。
征信所办公地点设在仁记路通商银行出租的大楼上。筹备和开办初期，我和章乃器、张禹九每天都到征信所，三人轮流值班，一人一天。张禹九多数是由祝仰辰作代表，我同章则每天必到，即使不是轮到自己值班，也一定在那里吃午饭，利用吃饭时间商谈决定有关的事情，如审阅调查员的报告、安排工作步骤等。当时我们的情绪很高，业务开展也很快，其他银行先后参加进来做会员，新华银行的孙瑞璜也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久，何萼梅、寿进文、吴承禧、杨荫溥等也都参加征信所工作，我们的阵容逐渐扩大。
各银行参加征信所做会员，根据付会费多少而分等级，有基本会员和一般会员。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编成报告，分机密的、重要的和一般的几种。机密材料只有少数人可看，对一般会员则分送一般的材料。但在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市场动向、行情涨落、进出口贸易趋势，以及其他有关的经济事项，对于会员银行的业务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会员银行可以提出单独的项目，托我们调查，我们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的工作受到金融业以至工商企业的重视，委托我们调查的客户不断增加，不少外国商行也来委托。由于我们联合征信所的兴起，日本人办的同样机构不久就收歇了。
由于征信所业务日益扩大，需要专人负责，我们请来潘仰尧担任经理，减轻了我们三人的工作。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人事配备的完成，日常工作有条有理，很快就成了各银行的有力助手，有如现在我们所说的咨询机关。
1933年上海银行派我到美国接洽业务，回国后改任天津分行经理，不再承担联合征信所的工作。但我在天津任内，每年总要回到上海五六次，停留一段时间，到征信所去同大家商谈重要的业务。本来决定由我在天津也把联合征信所办起来，但这个时候金融界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问题，是白银外流。联合征信所对这个问题倾注了很大力量来分析研究。当时，美国大量收购白银，我国本是银本位制，以白银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基金。由于国外白银价高，投机商纷纷把白银偷运出国，以致我国白银库存枯竭，银根奇紧，影响了正当工商企业。例如，当时我们天津分行的存款有数十万元，而库存白银只有八九万元，如果发生挤兑，就无法应付，这就迫使我国进行币制改革。南京政府求助于英国人，英国政府派出以李滋罗斯为首的代表团，到我国进行调查，决定废弃银本位制，改用外汇本位，即1元法币作12便士，把基金存放在英国伦敦。这样，英国就控制了我国财政金融，法币成了不能兑现的纸币。
包括陈光甫在内的金融界几位大头头企图把死的财产予以活用，办一个“不动产抵押银行”，使各大银行的所有地产能够发挥金融流通上的作用。这种银行应该怎么办，我们没有经验。听说日本的劝业银行就是办理这种业务的，陈光甫和联合征信所就叫我做代表，到日本去考察。我认识日本三井银行的总经理池田成彬，由他介绍，到劝业银行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拟出了具体建议。本已内定由我担任这个银行的经理，但宋子安看中了这个银行，推荐宋子良当经理，陈光甫、李馥荪、徐新六等都很生气，就叫我提前回国，不再搞了。
我回国后，1935年春我国就实现了货币改革，纸币贬值，市场震动。这时联合征信所由孙瑞璜主持，我仍回到天津担任上海银行分行经理。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联合征信所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征信所曾经恢复，上海解放初期改名为上海工商调查所，不久又恢复联合征信所名称，后来金融全行业公私合营，联合征信所就结束了。
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
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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