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問樓主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化經典始終是一顆最璀璨的明珠。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客觀條件，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頻繁的朝代更替以及詭譎多變的政治生活環境，從各個方面激發了古人們對人生的思考和對世界的認識，有識之士紛紛著書立說，有關各個領域的文化典籍數不勝數，給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和豐富的歷史參考和文化財富。
在所有古代文化經典的發掘和研究中，尤以以下四種古籍的發掘整理最為驚世駭俗，其歷史地位和文化意義更為重要和深遠，更被從事有關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者們稱之為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四大發現：
其一，是西漢武帝時期從孔子舊宅夾壁牆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文學典籍。這些經典的發現，為後世研究儒家文化、發掘儒家的精神實質提供了豐富的文字參考，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影響極為深遠。
其二，是西晉初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汲冢書》。其遺址位於今天的河南省衛輝市孫杏村鎮娘娘廟村南200米處的戰國時期的魏國墓葬群。《汲冢書》指的是在其墓葬裡發掘出的竹簡內容的總稱，共十六種七十五篇，現存編年體史書十三卷，史學家名之為《竹書紀年》。記載了我國夏、商、周、春秋戰國時期晉國和魏國一些重要的事件，這是我國古代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學典籍，可以與司馬遷《史記》相互補，為後人研究古代文化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參考文獻，這也是為數不多的沒有被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運動所毀掉的史書。
其三，甲骨文，為清朝末年的古董商、金石學家王懿榮於1899年所發現。甲骨文盛行於殷商時期，在殷墟(位於河南安陽）大規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龜甲和獸骨，這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從其中一塊刻有一百多字的龜甲上也是可以看出我國應用文寫作的雛形。甲骨文的出土，對於我們研究古代文字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其四，是敦煌藏經洞的發現。1900年6月22日，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敦煌莫高窟第16窟時，發現了一個密室，裡面放滿了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為5萬餘件。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為後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的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和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歷史資料。遺憾的是，這些資料經過清末時期八國聯軍的侵略，大部分流已落在海外。
華藝詩書畫
我國文化史上確實有過幾次重大的發現，由於這幾次發現在不同程度上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殘缺，並對我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因此人們吧其中影響最為深遠，意義最為重大的四次發現定性為我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現，還必須強調一下，這四次發現都與文字典籍有關。
具體來說，是哪四次呢，每一次的發現又有什麼重要的歷史文化的意義呢？
第一次，就是在漢武帝末年“古文經書”發現，發現的地點是山東曲阜。
當時漢朝的魯國（諸侯國）的魯恭王劉餘從曲阜孔子的舊宅牆壁中發現了大量的古籍，可能是劉餘為了修葺孔子的舊家宅吧，那這次發現的古籍都是什麼呢？
原來是一些篆文寫成的簡書，經過整理後發現原來是春秋時期的《尚書》、《禮》、《論語》、《孝經》等書，當時這些件數一經發現，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因為在孔子舊宅發現的這些件簡書不管是章節篇幅還是內容上，都與漢武帝時期的通行的《尚書》、《禮》、《論語》、《孝經》等著作不同了，因此這些簡書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
他們爭論的焦點就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地位。因為在漢武帝時期將《尚書》、《禮》、《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著作定為經學。
可以說這一次的發現，直接推動了學術界的交流與討論，對當時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漢武帝繪像）
第二次，就是在西晉初年晉武帝時期，《汲冢竹書》的發現。
《汲冢竹書》發現的地點是魏襄王的陵墓，而且這次的發現竟然是出自於一次盜墓行為。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汲郡有一個叫不準（fǒu biāo）的盜墓者，他在盜掘一座古魏國墓冢時發現了大量的簡書，後來人們根據墓中出土的陪葬品等判斷，這座古魏國墓的主人就是戰國時期的魏襄王。
據說這批竹簡的數量相當巨大，搬運時總共裝了幾十車。其簡文皆用“蝌蚪文”（即戰國古文字）寫成，難認難讀。
（晉武帝繪像）
經過晉代學者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釋讀與整理，最終將這批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簡書校訂完成，他們整理的結果就是，這批簡書有先秦古書約十餘種，共七十五篇。因為這批簡書是在汲郡古墓裡發現的，所以被人統稱為《汲冢竹書》，或叫《汲冢書》。
在這篇簡書中包括編年史《紀年》十三篇，也被後人稱作《竹書紀年》。《竹書紀年》以三代帝王紀年，先記夏、商、西周之事；再用春秋時期的晉國紀年去記錄春秋之事；最後以魏國紀年記錄戰國之事，至魏襄王二十年而止。
《紀年》是《汲冢竹書》中最為重要、學術價值最高的一種古籍。《竹書紀年》裡面的記載，尤其是對於夏商周三代的記載，在很大程度上與司馬遷的《史記》不同，成為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資料。
第三次，就是在1889年，河南“殷墟”甲骨文的發現。
甲骨文是大多刻在龜甲殼和牛骨上的殷商文字，是中國的一種古老文字，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或“龜甲獸骨文”。是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成熟漢字，主要指中國商朝晚期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國及東亞已知最早的成體系的商代文字的一種載體。
甲骨文，具有對稱、穩定的格局。備書法的三個要素，即用筆、結字、章法。從字體的數量和結構方式來看，甲骨文已經是發展到了有較嚴密系統的文字了。漢字的“六書”原則，在甲骨文中都有所體現。但是原始圖畫文字的痕跡還是比較明顯，象形意義也比較明顯。
（甲骨文）
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最早被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村民們找到，當時他們還不知道這是古代留下來的遺物，只當做包治百病的藥材“龍骨”使用。當地農民撿來當龍骨賣給藥店，藥店又轉賣給古董商人，古董商人又轉販京津地區有一些為知識分子所收藏。
經過研究，在1889年，經過一些學者的研究，他們認出甲骨上的文字為商代文字。從此引起收藏，購買和研究甲骨文的熱潮，並形成了一門新學科——甲骨學。甲骨文的發現，把我國的文字歷史提早了幾百年，使商朝研究有了可信的史料。
第四次，是1889年敦煌經卷的發現。
敦煌經卷亦稱敦煌文書、敦煌遺書、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國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紀多種文字的古寫本。自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樂僔開鑿第一窟以後，寫經造像活動代代相沿。
北宋仁宗時期，西夏進攻敦煌，僧眾為避兵火，將大批文書藏於洞窟之復室中，然後砌一泥牆於外，並於其上繪畫，以此作為偽裝。此後，這些文書便被封存於該私室中達900多年，成為名聞中外的敦煌遺書。
（敦煌月牙泉）
敦煌經卷和甲骨文被譯出幾乎是同時的。1889年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年了。敦煌經卷原藏於敦煌石窟密洞中，藏書總數達兩萬餘卷，大部分是佛經，道經等經卷，還有史、子、集、詩、詞、曲、賦、通俗文學、圖經、方誌、醫書、曆書等。
敦煌寶卷涉及範圍極廣，除了用漢字抄寫外，還有用梵文、藏文、龜茲文、回鶻文等西域或少數民族文字抄寫的。這些藏書是研究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寶貴文獻，可惜這些文獻不被當時的中國政府所重視，大多被外國人所劫走，使中國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
（敦煌經卷）
不過隨著敦煌寶卷的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響遍了全世界，研究敦煌文物也得以形成了一門專門學問——敦煌學。
敦煌經卷，我覺得叫叫敦煌遺書更準確，敦煌遺書的發現，推動了與中世紀中亞、中國有關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的研究。這是中華文明成就對世界文化寶庫的重大貢獻。
（敦煌經卷）
總之，我國文化史上的這四次發現，不僅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殘缺，還對我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小話詩詞
這四次大發現，其中有春秋時期的《尚書》、《禮》、《論語》、《孝經》等書；有先秦古書約十餘種，共七十五篇；還有商朝晚期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敦煌兩萬餘卷，大部分是佛經，道經等經卷，還有史、子、集、詩、詞、曲、賦、通俗文學、圖經、方誌、醫書、曆書等。
我國文化史上這四次大發現，不同程度上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殘缺，並對我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