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拉·卡茨尼爾森（美）
彭海濤譯
書海出版社出版 2019
心理治療中，需要讓恐懼情緒退回到原始恐懼發生那一時刻的體驗，再來介入治療其深層病因。據說“恐懼對人造成的心理壓抑強度超過任何一種其他精神疾病，”（米歇爾·蒙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與歷史學“拉格爾斯”教授，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現任美國政治學研究會會長艾拉·卡茨尼爾森（Ira Katznelson）寫作這樣一本《恐懼本身——羅斯福“新政”與當今世界格局的起源》，意在診治與療愈他認為美國正在再度發作起來的“恐懼症”。此書獲美國史學界最高獎項“班克羅夫獎”。
在美國人自己所修史書中，“光榮與夢想”雖然是主旋律，但“恐懼與絕望”也與之相伴相隨多年。一次次不同視角觀點不一堅持不懈的記錄、書寫與批評，造就了現在的美國。《光榮與夢想》一書，80年代的學生幾乎都有所耳聞，是我當時的啟蒙讀物之一。它的視角是英雄主義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約翰•F•肯尼迪是作者的普羅米修斯、阿克琉斯。從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上臺前後一直寫到1972年的水門事件，勾畫了整整40年間的美國曆史。變革的時代，似乎總是閃著讓人興奮的光芒。而小細節與大歷史的關係，就像從一面鏡子反射到另一面鏡子。當一個歷史學家對細節擁有小說家一般的眼光，精心梳理了複雜無序而又晦澀難懂的史料，敘述優雅、精確、充滿智慧，我們就更容易清晰的洞察歷史。簡單來說，可以看成是美國40年的歷史及新聞事件串燒。但其間已經埋下了黑色的恐懼種子：在描寫戰前美國所經歷的大蕭條時，作者引用了當時國家體質中心主任約翰•B•凱利對部隊應徵者的調查結果：有40%的青年男子身體不合格。還說是大蕭條那會兒的美國老百姓過得好慘，整天想著往蘇聯移民。不過也是一個激越而自由的年代，可是，其代價卻是社會失序，甚至大量無知者的生命透支。自由社會有自己的調節機制，但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人們當時能夠看到的是在聯合國工作的蘇聯人咧嘴在笑，建議美國人去向蘇聯申請人家向落後國家提供的那種技術援助。有人問道，美國人到達月球時，會在那上面發現什麼？“氫彈之父”核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冷冷地回答：“蘇聯人。”
威廉·曼切斯特（美）
四川外語學院翻譯組譯
中信出版社出版 2015
幾十年後幾乎重述這段歷史的艾拉·卡茨尼爾森站在了“反英雄”的立場，隱去“光榮與夢想”，認真反思與梳理“絕望與恐懼”：恐懼什麼？為何恐懼？恐懼如何影響了人的判斷力？如何走出恐懼陰影？他聲明自己並非所謂的“左翼”或“右翼”批評家，只希望如實展現那段歷史中的糾結、矛盾、衝突，以及如何險之又險地與獨裁政治擦肩而過。作為事後諸葛亮，人們當然知道，“新政”的最大成就在於它充分表明以法制為核心的制度在國家遭遇重大危機時可以有效地實施管理和控制，但當時的情形卻並非如此黑白分明。《恐懼本身》記載的事實是：1933年，當意大利法西斯領導人伊塔洛·巴爾博率領飛行隊抵達芝加哥時，這位黑衫黨的成員、墨索里尼的下屬，竟然受到了美國本土民眾與官方熱情的歡迎：芝加哥用其名命名了一條大街以示紀念；為了歡迎這位意大利人，芝加哥民眾甚至全體起立示以納粹舉手禮。紐約民眾（尤其是許多意大利裔移民）繼而在市中心集會歡迎他的到來，就連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請他共進午餐。
艾拉·卡茨爾森在書中交疊展示美國社會當時多個層面的“恐懼”：對戰事臨頭的恐懼：在戰爭帶來的恐懼面前，美國的民主制度在羅斯福與杜魯門時期的新政面前一步步演化，數據詳細。此時羅斯福的想法。他認為中立原則使美國遠離西班牙內戰和中日戰爭的泥潭。美國的中立原則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漸漸把自己帶入了死衚衕。這一點美國人自己也看出來了，可是要馬上調頭轉向，操作起來也並非輕而易舉之事。畢竟《中立法案》在保證美國不受戰爭困擾方面發揮過巨大作用。因為長期以來，美國就象中世紀的歐洲一樣。“處於戰爭恐懼的陰影中的死亡天使，如果不是徘徊在國外的土地上，那麼，我們的耳邊將會縈繞它拍打翅膀的聲音。”（丹尼斯·布羅根，“1936年的凶兆”刊於1936年《愛丁堡評論》139頁）。美國置身於歐洲事務之外為什麼還那麼害怕戰禍燒身？若以因果解，其平安寧靜卻正是害怕被打破之因，眼睜睜看著歐洲戰火肆虐，自己有幸孤懸於海外，今天的所幸正成為明天的擔憂；再有對經濟大蕭條的恐懼，美國民眾對於戰前1938年經濟蕭條仍然心存恐懼，“新政”的前四年， 失業率達到19%。1939年，學者們聚集在一直思考“民主制度下爭取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核心的問題在於，自由民主體制能否取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成就……由窮而富的人，最害怕的噩夢就是再窮回去，對窮的恐懼想象，更甚於變窮本身；再還有就是美國獨有的恐懼：國會議員們害怕自己所倚重的南方利益格局被破壞，故全力維持種族隔離政策，不允許任何挑戰黑白種族等級的舉措，並將他們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帶到華盛頓的政治舞臺上。黑人則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深深的恐懼，因為私刑被到處濫用——當時為了獲取政策的支持，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向保守的政治勢力妥協而犧牲有色人種的權利；進入冷戰後，出於對等原則遏制核大戰的考慮，大批核武器被製造出來，因害怕機密洩露，核武器專家被跟蹤監聽，特別是對“曼哈頓計劃”領導者羅伯特·奧本海默的追究與調查……“人們內心的恐懼就像房頂上熊熊燃燒的烈火在四處蔓延。這種極度的恐懼心理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和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思想和行為的動力源泉。”作者認為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暴力在全國各地變得稀鬆平常、集權勢力威脅自由民主、政治局勢充滿了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反猶主義重新抬頭、民眾情緒極易被煽動蠱惑……
當恐懼在群體中漫延時，國家如何治理，公民權利如何保證？危機如何度過？
阿倫特回顧希特勒和斯大林時代時，人們很容易覺得只是在回顧一個歷史插曲，最多是一個噩夢，但實際上產生極權主義的心理機制並沒有本質的改變。在序言中，她寫道：“無論我們能從以往歷史中學得多少，都不能使我們預知未來。”未來誠然不能預知，但歷史也並不只是單純的歷史。一個沉悶無望的社會，最容易推崇急劇的改變和行動主義，行動壓倒言論和思想，是群眾運動的基本特徵，用《烏合之眾》的話來說，“群體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從中誕生的領袖，通常也是實幹家而非思想家。《恐懼本身》一書以相當的篇幅警示恐懼感極易造成的思想的單一貧乏與政治與經濟的強權崇拜。推及具體措施，自然會實行計劃經濟。但只說兇言的先知似乎永不缺席，一片眾聲喧譁裡總會就會有警覺的聲音異樣響起。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該書認為，計劃對民主制度而言是一種下場可悲的幻覺。提醒人們，理想主義者提出了關於“社會正義、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社會理想，然後冠之以社會主義的美名，但他們卻忽略了其手段，以及實現這一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他引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版128頁）“計劃”這詞的受歡迎在很大程度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幾乎每個人都希望領導人能夠儘可能高效地處理問題，但是基於對計劃的模糊性，作者在隨後就計劃者與自由主義者對於計劃的概念進行了區別。計劃者所謂的計劃所要求的是對一切活動加以集中管理和組織，包括個人要屈服於受到對經濟生活的管轄，而這正是文藝復興中把個人從專制體制下解放出來的重要方面。於自由主義者而言，則以競爭視為優越，他們所做的，是創造條件以發揮個人的知識及最大限度地創造力。也即意味著“創造條件使競爭儘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經濟上外部性的存在，公共產品無法由個人單獨提供等）給競爭提供條件”。
與計劃經濟相悖的情況是，參戰前，美國國內的勞工組織就已經開始重塑政治生活的權力格局。隨著戰爭進入尾聲，194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剩餘財產法案》，將戰時政府擁有的財產重新移交到私人手裡。五百多個飛機場移交給地方政府，為全國民用航空體系奠定基礎。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美）
王明毅/馮興元 等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997
當然最重要的，是國家受託管理的建國理念的堅守。《光榮與夢想》作者引用羅斯福總統宣誓時的一段誓言頗為動人，在宣誓當天，在大法官面前，羅斯福拿著家族所傳有300年曆史的《聖經》，翻到《哥林多前書》第13章念道：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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