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持續展開來勢兇猛的輿論戰。這一波輿論戰產生於疫情期間，但並非僅僅源自於疫情、更不會止步於疫情終結。站在大變局的時空框架下觀察，此次輿論戰是中國“外部環境變化”的直觀體現之一。
中國面對的輿論戰，至少呈現出以下幾個非同尋常的特點：
其一，輿論戰之內容呈現前所未有的“無底線”。
從幸災樂禍到指責中國，從汙名化到所謂“瞞報漏報”論，從對華“索賠”到最新所謂“病毒洩漏”說，白宮內閣高官和美國部分媒體，編造出各種謊言和站不住腳的論調，在不斷強化對華施壓中形成合唱之勢。以福克斯新聞網為代表的一些保守派媒體，竟公開宣稱“看在我們需要中國口罩的份上先和中國搞好關係，等事情過去了再秋後算賬”云云。
雖然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反華勢力一貫的做法，但這一波輿論戰，議題之荒誕、花樣之翻新、內容之“無底線”前所未有。
其二，輿論戰之手段採用前所未有的“捆綁式”打壓。
美國將認可中國抗疫努力及成效的世界衛生組織也作為輿論戰打擊對象，進行“捆綁式”打壓。特朗普政府還公然宣稱世衛必須為美國利益服務，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宣佈暫停向世衛繳納會費。這種把疫情政治化、將專業問題意識形態化的做法，使得曾是國際秩序構建者之一的美國，正在降格為國際秩序的退出者甚至破壞者。
疫情之下，美國政客竟在論調和操作中將利益置於公共健康之上：共和黨代表人物之一的德州副州長帕特里克竟稱犧牲64歲以上老年人以保護經濟是“值得”的；美聯儲應對股災的措施選擇了無底線的印鈔、仗著美元地位讓別國埋單。如此種種言行全然不顧及國際規則、甚至僭越了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
其三，輿論戰之實質是美國近幾年對華戰略的組成部分。
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在2017年已然定調，在美方不少人看來，疫情危機“印證”了供應鏈“脫鉤”的必要，甚至還“印證”了所謂“中國科技威脅論”和“中國軍事威脅論”。因此疫情期間，兇猛的對華輿論戰伴隨著在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持續的圍堵動作，構成美國對華既定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四，輿論戰之目標在於維持制度霸權。
雖然不久前，七國首腦會議並不同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主張的將所謂“武漢病毒”寫入聯合聲明，但是近日，美英法三國均有高官妄言中國在疫情問題上“信息不透明”。疫情走向拐點的西方世界試圖在對華輿論戰中重新集結、為自身在國際上挽回抗疫不力的面子。美國等西方政客發動對華輿論戰，不僅僅是要甩鍋推責，更是要掩蓋在這場戰疫面前暴露出來的治理缺陷和模式弊病，維持住自身的種族霸權、文化霸權和制度霸權。
綜上，輿論戰折射出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複雜化，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西式制度霸權旁落的集體憂慮症。據此也可預見，即使疫情結束之後，對華輿論戰的勢頭並不會有所減弱。中國必須“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如果說“9·11”的意外事件客觀上為我們帶來數年戰略機遇期，2008年金融危機也為中美帶來合作契機乃至引領當時一些至關重要的全球性合作，那麼今天G2的海市蜃樓已消散，面對前所未有的百年大變局，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需要更積極主動去爭取，必要時鬥爭需要加強。
一段時間以來，面對美國頻頻挑起的輿論戰，中國更多是被動的應激式反應。這既是由於西方主導國際話語權的局面尚未徹底改變，也是由於中國向來立足於中美關係的大局，希望奉勸美方“合則兩利、鬥則兩傷”，不願意跟美國“撕破臉”。但如今，我們或許需要打破思維上的窠臼，需要向一貫擅長輿論戰的對手學習如何主動設置議題。我們可以向美方提問，要求美方來回答一些問題：
美國政府白白浪費了兩個月時間，責任如何承擔由誰承擔？美國紐約雷曼兄弟破產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是否考慮過賠償受到巨大連帶傷害的其他國家呢？——事實上，這也是國際社會的一些專業機構和有識之士已經在質問美國政客的。
中國還可以聯手世衛等專業組織、聯合被美國製裁的俄羅斯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問：
為什麼在疫情初期美國拒絕向世衛組織通報國內疫情情況？在全球新冠患者從數十萬到200萬的突破級增長關鍵當口，悍然宣佈對世衛“斷供”，美國究竟意欲何為？世衛和其他國家是不是有充分理由對美國追責和要求索賠？為什麼在疫情期間仍然實施制裁？道義合法性何在，人道主義何在？
可以肯定，對中國抗疫的認可和讚許是國際社會的主流。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關切下，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以鬥爭求團結，始終是我們應對複雜外部環境的法寶。
毋庸置疑， “美國優先”的霸凌行徑只會導致失道寡助的命運，美國的對華輿論戰也終將遭遇“小小寰球、有幾隻蒼蠅碰壁”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