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晚睡
01
关于大家极为关注的鲍毓明涉嫌性侵幼女案件，有两个最新消息：
一个是最高检、公安部派出联合督查组赴烟台，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还有一个是千千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郭建梅接受了李星星的委托，帮助她进行公益上诉。
受理此案件的正是千千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郭建梅
总体说来，两个全都是好消息。
前者的意义当然不言自明，而后者——郭建梅的能力可能有些人还不了解，只是知道她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妻子。
这位被称为“郭疯子”的女律师毕业于北大法学系，在34岁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辞掉了《中国律师》杂志社的“金饭碗”，捧上公益律师这个“泥饭碗”。
郭建梅
做公益律师25年来，她穿梭在人世间的阴影中，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尤其是弱势的女性群体，很多非常著名的案子都是她承办的。
比如：
董珊珊结婚十月家暴致死案；
湖北利川张某以暴制暴杀夫案；
四川资中李彦杀夫案；
山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案；
河南平顶山小学教师性侵多名留守女童案；
辽宁营口嫖宿幼女案；
永州唐某之女张某某被强奸后强迫卖淫案；
央美姚舜熙案；
还有一些完全不被社会关注的小案子，打起来却耗时费力，旷日持久：
比如被关在北京制衣厂打工的女工，被无良老板长期拖欠工资，没有合同，生理期没钱买卫生品，带病打工。案件活活打了3年，她最终为25位女工争取到了应得的经济赔偿金和工资；
还有某地农村土地分钱，赔偿金全部被村里的男人拿走，女人一分钱都没得到。妇女们到处求助，请律师花了10万，败诉，遇上了假记者，又被骗了3万。
到她这里，官司又打了3年，最终翻案。
这些案子中的当事人，都是一些没钱、没门道、没背景的弱势群体，她免费帮助她们，捍卫她们的权利。
她用自己的努力推进了司法改革的进程，2012年在震惊全国的四川受家暴妇女“李彦杀夫案”中，妻子长期遭受家暴，投诉无门，奋起反抗杀死丈夫，却被判处死刑。
李彦的死刑已经被核准，是她在网上开展了呼吁免除死刑的联合署名活动，经过多番努力，让李彦由死刑改判了死缓，做到了“刀下留人”。
从业至今，郭建梅接手了近5600个案子。她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7年获“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
2010年获“西蒙·德·波伏娃奖”；
2011年获“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
2019年获“诺贝尔替代奖”；
“诺贝尔替代奖” 又称“正确生活方式”奖或者“诺贝尔环境奖”，该奖创立于1980年，专门奖励在环境、生态保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通常每年有4位获奖者。截至2019年，一共有来自70个国家的174人获得该奖项，其权威性和荣誉在国际科学界和环保界上都是毋庸置疑的。
她能够接手李星星的案子，我丝毫都不怀疑，她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李星星死磕到最后，这次鲍毓明绝对不会像之前几次那样轻易脱身。
02
郭建梅喜欢帮助弱势群体，是因为她自己也曾经是其中一员。
她出生于1960年，老家是河南滑县，父母都是当地农村的公办教师。因为父母工作忙，郭建梅从2岁到8岁一直和外婆住在一起。
郭建梅和姥姥姥爷／摄于儿时搬离北京前
上世纪60年代，当地民风还很传统——说传统是好听的，她的姥姥家和奶奶家都是典型的旧式家庭，封建思想，尤其是男尊女卑的意识十分浓厚。
男人打女人司空见惯，她曾听到隔壁好友的妈妈被男人打得嚎哭震天，全村子人都听到了，却没有人去制止。几天之后，那个女人死去了。
在郭建梅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事特别刺痛她的心。
一件是卖馍的奶奶不敢偷吃饿死在路上。
爷爷家里男女的待遇泾渭分明，奶奶和女孩子常吃的是红薯头、黄窝窝，白面馍或是掺杂了黑面做成的白面馍是爸爸和爷爷的专利。
奶奶吃不饱，每天还要去卖馍，但馍的数量爷爷每天都数得清清楚楚。如果敢在路上偷吃，回家后就会被毒打。
有一次，奶奶出去卖馍，却再没有回来。找到时，发现她已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完完整整的馍——即使被饿死了，她也没敢偷吃一个。
那年奶奶才43岁。
还有一件是姥姥没有儿子被婆家抛弃。
姥姥生了两个女孩，公婆想要孙子，对她非打即骂，姥爷也不待见她。最后全家总动员，姥爷找了个新老婆，把姥姥从家里赶出去了。
姥姥也很倔强，哪怕到处流浪也不回这个家。
后来姥姥到北京给姨妈带孩子，嫁给了一个退休老工人，住在大杂院一处不到10平米的小平房里。郭建梅跟着姥姥的6年中，也是住在这里。
为了谋生，姥姥白天带孩子，晚上捡破烂。郭建梅和姥姥的关系特别好，从2岁多，她也跟着姥姥一起捡垃圾，过着贫穷而又寒酸的生活，得到过温暖，也受过排挤。
这些家族的悲剧和不平渗透在她的生命中，一生都经久不散，对她的世界观造成了强烈冲击。
她特别了解下层人民的艰难，也知道被压在最底层的女性的辛酸。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到了8岁半，郭建梅回到河南上学。她一心一意拼命读书，只想跳出这个环境。
她的目标是清华北大。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学校有什么区别，反正有名，一定好。
高考她的分数是全省排名第三，地区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40年过去了，她依然是牛屯中学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郭建梅在北大
在报高考志愿时，郭建梅不假思索地填上了法律系，成为一个大义凛然，可以为无辜者伸张正义的律师是她很多年的理想——她要做一个传送正义的使者。
在北大，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刘震云。
刘震云比她大一届，学中文，两个人不仅是同学，还是老乡。郭建梅入校时，刘震云受母亲之托去看望这位同在北大读书的故人，因此而结识。
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人，学中文的浪漫，学法律的理性，但爱情就是容易在不相像的人之间产生。接触中，刘震云对郭建梅的世界越来越感兴趣，开始追求她。
结婚后，刘震云却逐渐改变了对妻子的认识，他这样说，“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简单的人，现在看来，她非但不简单，还很不一般。”
这个不一般的郭建梅最终走上了一条同样不一般的道路。
03
从北大毕业后，郭建梅先是进入了司法部研究室工作，参与了许多立法调研。
1998年，还不到30岁的她进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全程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并且是主要成员。
这段工作经历让她对女性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知，她发现原来她当年所见到的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依然存在，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都有重男轻女的幽灵在游荡。
1995年，已经从全国妇联到《中国律师》杂志社做主编助理的她，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
郭建梅在世界妇女大会上
各种信息量迅速涌进，她第一次知道了公益律师这个概念，第一次知道了，还有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专门化律师。
新的事业向她发出了召唤，3个月以后，她毅然辞去公职，转行去做公益律师。没人理解她的选择，都觉得她疯了。
四面楚歌中，她征求了刘震云的意见，丈夫支持了她，“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她创办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创业旅程。
从无冕之王到四处求助、化缘、招兵买马的创业者，心理落差还在其次，案件的复杂和困难才是最要命的。
公益律师接的都是最无助、最弱势、最底层的人群的案子，当事人面对的通常是地痞流氓、村霸，甚至是黑社会。
这些案子往往积压数年都得不到处理，每一步都可能遇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个个都是硬骨头。
中心接的第一个案子就败诉了。
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一位老实巴交的江苏老太太，儿子 “意外去世”，解剖尸体后发现很有可能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她求助无门后上京伸冤，意外被大巴撞至多处骨折，眼球被摘除一个，全身到处骨折。交管部门认定了她本人无责，但公司却只赔偿了3万元。
这3万元甚至不够安一只义眼，钱还没揣热却被人割了包。老人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用眼睛换来的3万元，走投无路时找到了郭建梅。
郭建梅一看案情如此清晰，各种材料证据也齐全，对老人打了包票，“这个官司肯定能打赢。”
出乎意料，官司却败诉了。从法院出来，老人坐在路边嚎啕大哭，郭建梅在一边默默流泪，内心彷徨无助。
当了四五年公益律师后，这种无奈越来越多，她压力越来越大，夜里睡不着，早上不愿醒，睁开眼就有处理不完的事，要办案经费、要发工资、要交水电费，她必须到处找钱。
她总是委屈想哭，陪着当事人哭，当事人走了自己还在哭，甚至会在公开场合失控。
41岁这年，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需要入院治疗。
郭建梅患抑郁症期间
这期间，多亏了刘震云一直陪在身边，精心照顾，他还给妻子写了一句话，“你是你的敌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
在亲情的呵护下，再加上从姥姥那里遗传到的不服输的个性，服药两个月后她病情好转，不出一年已经出院，奇迹般地从抑郁症的魔爪中逃出。
郭建梅和刘震云和女儿
2010年北京大学撤消了郭建梅的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据说原因之一是接受了国外资金资助，并介入了一些敏感案件。
撤出北大后，她重新创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继续自己的公益律师事业。
这一行收入低、工作强度大，接触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当事人悲惨的经历，还经常面临各种不可控的风险，但这是她的理想，她在艰辛之外感受到的是逆风而上的快乐。
“我不希望把我们说成是那种英雄式的悲壮的人物，我希望人们把我们称为追求理想的、快乐地做事业的法律人，仅此而已。我们在快乐地前行，不是在悲壮地奉献。”
2009年，郭建梅在央视做了一则公益广告，“公益律师这条道路不好走，而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
作为著名作家的妻子，没有生活压力的她本不用如此拼命，她却乐于拿着每月6000多元的工资，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25年来，她始终不忘初衷，在公益律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扎实。当年那个曾为自己奶奶和姥姥的遭遇而痛心的小女孩，终于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拯救弱者的女英雄。
04
时光回到郭建梅高考那年，她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郭勇攀，还把这个新名字刻在钢笔上激励自己。
她要上大学，最好的大学。去城里，做让别人羡慕的职业，让大家看看女孩也一样有出息。
那时她恨不得自己是个男人，一心一意想要挣脱自己身为女性的弱势地位。
但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律师，见到各种女性在人海中浮沉，她终于明白了，再优秀的女性也无法独善其身，所有的女性拥有共同的命运。
女性必须团结起来，走得快的女人，等一等走得慢的女人；有能力做更多事的人，要帮一帮没有能力的女人。
郭建梅在2010年度获得了“西蒙·德·波伏娃奖”，作为近代女权运动的创始人，波伏娃早就指出，“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
从法律层面捍卫女性的权益，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权益，唤醒她们对独立自主的渴望，替她们找回曾经丧失的公道，郭建梅所做的，就是这样一种推进集体解放的道路吧。
她从小见过女人处于食物链的最低端，看到过自己最亲爱的人被男尊女卑的思想残害，她从底层来，到高处去，再回到底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而是正义女神的回归。
正如她所说：“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单个的女性或许弱势，一群女性团结起来就是强势。
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以郭建梅其中一起案子的主人公为原型写出的故事，为了争回自尊，现实中的“李玉莲”在郭建梅的帮助中走上了捍卫名声的法律道路。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如果觉得不公平，就和这个世界死磕到底吧——郭建梅就是这样做的，她成功了。
世间没有正义，除非我们拼命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