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新冠病毒來了,被認為是全人類的共同的敵人。最好的情況就是，當全球最後贏得這場戰役,消滅了共同的敵人。那麼大家可能有更多動力對抗氣候變化、資源短缺、核威脅等其他敵人，從而給全球帶來“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團結。
授課老師 | 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瘟疫曾摧垮了文明和帝國，讓社會“洗牌”
首先來談談瘟疫的歷史，以便為目前新冠肺炎的流行提供背景知識。
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瘟疫例子，比如1347-1351年間肆虐歐洲、導致歐洲1/3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它也削弱了蒙古帝國的力量。再比如流行於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瘟疫”及“雅典鼠疫”。
但歷史上最大的災難是，對某種疾病有免疫力的人接觸了從未遇到過這種疾病的人，比如，當哥倫布和其他歐洲人穿越大西洋來到美洲時，把天花、麻疹和肺結核等疾病也帶來了，他們跟這些疾病長時期接觸，已經具有了遺傳性抗體。可美洲原住民並沒有接觸過這些疾病，於是開始大量死亡。
相反，歐洲人對非洲和亞洲部分區域的熱帶疾病沒有抗體，直到他們發現了奎寧這樣的抗瘧疾藥物後,才開始有能力佔領非洲的海岸線。
瘟疫對人類歷史造成了什麼後果？
首先最顯而易見的就是造成了
人口的大量死亡，尤其是原住民的死亡。當歐洲人在1540年來到美洲時，在現在的美國東南部地區發現了很多城鎮及美洲土著居民，然而，當歐洲人在大約1680年再次來到這裡時，卻發現城鎮基本都消失了！就是因為第一批來的歐洲人帶來了疾病。其次是土地空置。比如中世紀的歐洲,黑死病爆發造成了很多歐洲農民死亡,留下很多空地,可以讓人重新圈地。
再次，瘟疫影響了戰局。當拿破崙領導的法國軍隊襲擊莫斯科時，斑疹傷寒症大爆發，造成法軍士兵大量死亡。
還有就是造成了不同族群的替換。以前的美洲土著就被歐洲人替代了，雖然美國曆史中經常記載和討論歐洲人與和美洲土著間的戰爭，但實際上，大部分土著並非死於戰爭中的槍炮或刀劍，而是死於病榻。
瘟疫也造成了帝國和政府的衰落。阿茲特克文明、印加帝國、波利尼亞酋長國、蒙古帝國以及中世紀歐洲等帝國或文明都因瘟疫而衰落。
最後就是，瘟疫對經濟造成了衝擊。蒙古帝國和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就都受到了黑死病的重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黑死病一開始衝擊了歐洲經濟，但大約一個世紀後，卻又重新刺激了歐洲經濟的發展，這聽上去有點悲哀，也讓人不可思議，因為疾病造成了很多人死亡，使得礦產、土地等資源重新在更少的人中進行分配，平均下來，每個歐洲人變得更富有了。
到了近代，又出現了很多新疾病：當下的新冠肺炎；2002年的SARS；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症；1981年開始全球傳播艾茲病；1976從非洲開始傳播的埃博拉。
假設人類身體並沒對某種傳染病產生免疫,那麼這種病在少數人群中就能存活下來，因為人得病後沒有產生抗體，會反覆得病,那麼就不需要大量人口來支撐,比如瘧疾。但如果人體對某種傳染病產生抗體，比如得過天花和麻疹的人就不會再得, 那這樣的傳染病會需要有大量人口才能存活下來。
冰島是大西洋中的一個島國，人口大約只有30萬,很早之前只有約1萬人口,無法支撐麻疹這類疾病的傳播。當麻疹從一艘來自歐洲的船上傳播到島上時，當時冰島的人基本都接觸了,很多人死了，生存下來的人獲得了免疫。這種疾病漸漸就在冰島消失了，直到幾十年後又有外來人口把麻疹帶到島上。
這六個因素影響了新冠疫情死亡率
接下來談談新冠肺炎疫情。
今天,世界各地的聯繫更加緊密,新冠疫情傳播範圍比2002年SARS期間更大。除此之外,世界人口也多於過去，據估計，1918—1919年的大流感導致約5000萬人死亡,而當時的世界人口只是現在的1/4。這意味著可能/潛在受影響的人數，是當時的4倍多。
我們也會發現，新冠疫情在各國造成的死亡率有較大差別，這是為什麼呢？
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響應速度。有的國家迅速實行了控制，以防止疾病傳播，比其他國家反應快得多。大多數國家都是等了一段時間才開始防控的，為什麼？因為新冠肺炎是種新疾病,人類沒有應對的經驗。中國花了一段時間認識到疾病嚴重性後，很快就採取了有力防控措施。
最終，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等也開始了防控，但它們都等了近一個月時間，所以失去了從一開始就有效阻止這種疾病傳播的機會。
但也有國家迅速實行了管控，新加坡幾乎就是立即實行管制，所以新加坡的死亡人數很少。
同樣，澳大利亞也實行了很有效的控制，死亡人數較少，為什麼？
很明顯，澳大利亞是個大島，美國、意大利、中國等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島嶼，去澳大利亞的唯一途徑就是乘飛機或者坐船，但坐船去澳大利亞似乎也並不容易，所以當澳大利亞政府宣佈禁止飛機進入時，就意味著澳大利亞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的傳播。
也就是說，地形因素也是造成新冠疫情死亡率差別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因素是追蹤及隔離密切接觸者的速度。面對新冠疫情，要能很快追蹤並控制住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並予以隔離,而不是讓他們到處自由活動、傳播給其他人。新加坡、韓國在追蹤密切接觸者方面就做得很好。但美國就不是，當新冠肺炎傳播到紐約時，紐約完全不追蹤密切接觸者。西班牙、意大利也是如此。因此，新冠肺炎在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傳播得都比新加坡更快。
四是人口密度。如果人口密度高,傳染病就更容易傳播。比如紐約有幾千萬人口的,病毒就更容易傳播, 但在美國蒙大拿州就沒有快速傳播,為什麼？因為蒙大拿州比美國大多數州人口都要少，而且沒有大城市，所以當蒙大拿州出現確診病例時，傳染的人並不多。
五是民眾對政府管制的容忍程度。中國、新加坡的民眾，可以接受政府為了民眾著想而實施的限制措施, 美國就不能接受, 意大利人更不能容忍。一直以來有個笑話：如果你想讓意大利人做點什麼,你只要跟他們說，你的政府禁止你這麼做，那麼結果就是，意大利人馬上就做了。這說明了在意大利，政府很難施加限制措施。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教育水平。比如，美國各州之間民眾教育水平也不同，像加州的整體教育水平就比較高,而密西西比州、佛羅里達州等教育水平就沒那麼高，所以加州居民更能理解新冠疫情的嚴重性。
那麼，所有這些因素在中國是怎麼體現的呢？
中國有防控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優勢劣勢：優勢是政府管理能力強，而且民眾習慣並接受了政府為民眾的利益而採取的實時管轄，並予以配合；劣勢是人口密度大, 很多地區民眾都住得密集。
那麼，新冠肺炎大流行會帶來什麼影響？
跟之前提到的歷史上的瘟疫造成人口死亡、土地閒置、影響戰局等相比，新冠疫情是什麼情況呢？
新冠肺炎會導致世界上相當高比例人口死亡嗎？
並不會，它的病死率約為2%。因此它也不會造成土地閒置。
新冠肺炎會影響戰爭結果嗎？
我們不知道，但在太平洋中的美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上有約20%的船員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幸好那艘航母現在沒有參與戰爭，否則那艘航母的士兵不會有好的戰鬥條件。
會造成族群替代嗎？
不會。因為世界上所有人都對新冠肺炎易感，沒有一群人對其免疫,所以沒有族群會替代另一個族群。
會造成社會崩潰嗎？
不會。但新冠疫情會影響經濟發展，現在已經對貿易帶來了很大沖擊。
新冠疫情後的世界，團結還是競爭？
第三個話題是個人和國家應該如何應對。
有兩種方法可以保護自己，一是自我隔離，宅在家裡，在中國和美國，這是能做到的，但在印度就比較困難，因為很多印度人都去戶外取食，人口密度又高。另一種方法就是出門戴口罩。
那麼社會呢？
各國在嘗試用不同方式減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有的強制宅在家，瑞典沒有強制公民隔離，而美國、意大利等國都實行了強制措施。
我現在就很擔心，隨著感染率的上升，美國的醫院會不堪重負，短時間內感染率會達到制高點，以致於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和呼吸機，因此建議減緩病毒感染的速率，這是美國目前能做出的主要應對。
但也有相反的觀點認為，不應該降低病毒的傳播速率，而應該儘快感染，也就是所謂“水痘派對”(chicken pox party)，這個概念來自於水痘這種疾病——如果很多人感染了水痘，很快水痘就會流行起來，從而也能很快結束。所以“水痘派對”觀點的人就認為，應該讓年輕人迅速感染，而老年人呆在室內，一旦年輕人染上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能康復，然後新冠肺炎就會消失，老年人也會從室內出來了。
這個點子到底怎麼樣？有可能很糟糕,因為萬一年輕人都得了病,醫院的床位、呼吸機就會不夠，無法對患者進行有效治療。
社會現在應如何促進經濟復甦呢？
這是個大問題。建議讓那些得病後康復的人迅速回到工作崗位。比如意大利和德國，經濟受疫情影響很大, 這兩個國家的一些人就提出，對得病後康復的人進行檢測，讓有抗體的人回去工作。
另一個措施是提供大量的政府經濟援助。美國提出並批准了超過1萬億美元（注：美國最初的方案為1萬億美元，此後這一數字逐漸擴大，多項刺激政策總額已達3萬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方案，將為一些美國人提供每人1000美元左右的援助；澳大利亞也有經濟刺激措施, 那裡人口較少，相對給到民眾的錢可能更多,使人們短期內即便不工作也能維持生活。
下面來聊聊應該如何防止下一場瘟疫大流行。
新冠肺炎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流行性疾病，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們遇到的艾滋病、SARS、埃博拉、馬爾堡病毒、瘋牛病、中東綜合呼吸症，以及現在的新冠肺炎,大多都是人類與野生動物接觸導致的。
如果我們害怕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疫情,又想避免，該怎麼做？
答案其實很簡單: 切斷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接觸就行了。關閉所有野生動物市場，中國已經這麼做了，還有禁止打獵，從而避免大流行病，這是人們不得不做的決定。
最後談談全世界將如何應對新冠肺炎。
簡單來說，我們並不知道，目前有兩種相反的傾向，可能是競爭，也可能合作來應對疫情。如果相互競爭，各國都只會關心自己，現在已經能看到這樣的跡象了，比如俄羅斯、以色列、瑞典和法國爭相搶購口罩，還為此競價。還有個討論較多的競爭領域就是疫苗，能首先研製出疫苗的國家顯然比其他國家有更大優勢。現在很多國家正關閉與其他國家的邊界，來保護本國公民，很多美國公民就被困在海外了。
另一種應對疫情的方法就是合作。現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科學家就進行了合作，共享信息，共同發表研究報告，中國也將很多物資運往了意大利等國。
縱觀歷史，當遭遇性命攸關的危機時，人類都是競爭與合作並存。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裡，我妻子的母親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那是臭名昭著的集中營之一，她其實很幸運，周圍的囚犯都能相互合作，互相幫助和保護，因此也拯救了彼此。但同樣在集中營，也會發生偷別人的鞋，搶別人食物這樣的事。
還有個例子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莫·萊維,也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他當時得了猩紅熱,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旁邊的小醫院裡，當戰爭快接近尾聲，納粹要撤退時，奧裡莫.萊維跟小醫院裡的其他人就鎖上門,獨享裡面的食物，不讓其他囚犯進入。也就是說，在小醫院裡，他跟其他病人相互合作，但跟關在門外的獄友就是相互競爭關係。
所以疫情會帶來世界的競爭還是合作，我們不知道。但我希望它可以促進世界合作，新冠肺炎是世界性問題，此外氣候變化、資源匱乏、核威脅等都會對每一國公民的生命造成威脅。之前各國都沒有進行廣泛的合作，而是獨自應對，但基本不可能應對這樣的全球性問題。
在一國之內，公民團結合作，做出犧牲，增強凝聚力，能對抗共同的敵人。當日本人於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時，美國人團結起來了，因為意識到了有共同的敵人；當納粹空軍襲擊英國時，英國人團結起來了；當歐洲的芬蘭遭受強大的蘇聯襲擊時，芬蘭人團結起來了。這都是在一國之內，但一直以來，全球並沒有團結的共識。
現在新冠病毒來了，被認為是全人類的共同的敵人。最好的情況就是，當全球最後贏得這場戰役，消滅了共同的敵人。那麼大家可能有更多動力對抗氣候變化、資源短缺、核威脅等其他敵人，從而給全球帶來“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團結。
▍梁文道點評：
我們剛才聽了國際赫赫有名的賈雷德·戴蒙德教授的精彩講課，這次能夠請到他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戴蒙德教授已經80多歲了，但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教學以及寫作。今天他最後提出了一個相對比較樂觀的前景，針對我們眼下面對的這場全球危機，他認為有可能會危中見機，使我們發現一個更美好的能夠解決未來人類共同問題的方向。
圖為賈雷德·戴蒙德（左）與比爾·蓋茨（右）合影
戴蒙德教授對於“危機”的思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最近兩三年，他有很多寫作跟演講都集中在對這個課題的探討上。
我從他的新著《劇變》裡挑出一些跟他今天演講相關的，也是我們中國人很值得深思的一些問題說起。在這部書裡他提到，他一生經歷過“二戰”結束，經歷過美蘇冷戰、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等，但從沒像最近10年這麼焦慮。
焦慮什麼呢？他列出了幾個，比如我們之前提過的全球氣候問題，還有全球收入不公正問題，全球人口問題。讓人意外的是，所有這些全球性危機裡，他列在第一項的竟然是核導彈危機。
為什麼他直到今天仍然覺得核導彈危機會存在呢？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比如會不會有恐怖分子能取得這樣的武裝力量？會不會有一些誤判發生？他這本書裡提到一個例子很有趣。
他說，今天事後回看，就我這代人，小時候有好幾回其實差點沒命，就是差點死於核武器。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國防部門專門設有機構去監控全世界有什麼地方要對美國使用核武器。1979年11月9日，一個執行官發現大事不妙——屏幕上有200顆導彈在從蘇聯控制的核武發射器裡發射了，正朝美國飛過來。按照當時核武器的飛行速度，從發射開始到達美國本土大概10分鐘左右，也就是說，美國有10分鐘時間可以做出反應。
執行官第一件事就是立刻打電話給美國當時的助理國防部長威廉·佩裡（William Perry）。按照程序，發生這麼嚴重的事，佩裡第一個動作應該是打電話叫醒總統，哪怕是三更半夜，然後總統立刻下決定，幾百顆導彈炸回去，同時想辦法攔截飛過來的核導彈才對。
可是，當時威廉·佩裡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在當時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懵然無知的情況下拯救了全人類的生命。他做了什麼事？他居然沒有打電話給當時的總統卡特，而是直接跟執行官說再看仔細點，瞧瞧是怎麼回事。
假如他決定叫醒總統，然後全力說服總統立刻還擊，那我今天就沒有機會坐在這裡跟你講話了。
戴蒙德教授在這書裡就提到了這個往事，他說到為什麼當年佩裡沒有叫醒卡特總統呢？因為他有一個判斷，認為不可能，因為當時美蘇關係不會糟到這個程度，事後證明他是對的。後來才發現，是一個操作員犯了人為錯誤，把一個演習用的錄像帶放進機器裡。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捕獲這樣一條真理：一個人，可以憑他的直覺、他的本能反應，憑他個人對國際局勢的認知，就能夠影響到那麼多人的生命，這就是認知的巨大力量。
那麼現在問題來了，這種局勢的判斷萬一錯了會怎麼辦？會不會犯錯？是有可能會犯錯的。我從戴蒙德教授這部書的另一章舉個例子。
其中有一章，他提到了日本從明治維新走向“二戰”的過程。在日本明治維新相關措施裡，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明治天皇決定跟他的政府決定開始走西化道路時，他們派出了大量官員到西方學習、考察，有一段生活經驗後回到日本，參與日本的建設。使得日本有一批相對有國際視野的元老型政治家，甚至在軍隊裡都有一批這樣的人物。
請注意戴蒙德教授在這裡所說的，不只是說這些人帶來的西方知識如何先進，帶來的西方經驗多麼實用，使得日本能夠迅速學習到這些東西，而是什麼？是這一批人的國際視野使他們很瞭解日本在全世界版圖內，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正因為有這樣一批人，才不會使日本在明治到大正年間因為國力迅速增長而做出誤判。甲午海戰之後，他們沒有立刻覺得自己不可一世，雖然後來的軍事學家也說日本軍隊一向有冒險賭博的傳統。後來日俄戰爭，日本擊敗俄羅斯帝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即便這樣，日本人當時還算冷靜，他們願意跟俄羅斯打這場仗是覺得有機會贏。
但日俄戰爭後，整個日本就變了，開始膨脹。於是，整個國家新一代人開始出現，他們一出生就是明治天皇時代，是這個國家迅速崛起的時期。所以這代人充滿了自信心，而很多人沒有出過國。這些人逐漸掌握軍政話語權時，日本就變了。沒有了過去那種謙遜、明智、謹慎，失去了對整個國際環境的認知。
他們因此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比如侵略中國，其實事後來看這就是一個把整個國家命運賭上的決定，等於要把全國軍力中的絕大部分消耗在中國這戰場上。當時他們預備戰爭能在3個月或者8個月結束，這都是一連串誤判，是對自己實力過分高估，對客觀環境過分低估。
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如果當時有任何人對日本軍部發起的戰爭表示質疑，會被譴責為不愛國，對國家沒有信心。曾經被置疑為不愛國的甚至包括主持轟炸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他過去曾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對美國的情況有所瞭解，知道一旦跟美國開戰，日本九成要輸，但他在日本軍隊系統裡並不是主流派。所以當主流派決定要戰爭的時候，他作為軍人只能接受命令。
那怎樣能打贏呢？他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偷襲。我們也看到了結局，就是日本一次又一次失敗，這個曾經高速成長的國家，最終毀在兩顆原子彈下。
我們還要考慮一點，就是日本當時走向這條道路當然有別的背景。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引來了全球經濟蕭條，對當時已非常強盛的日本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因為日本當時經濟是高度出口導向的，主要市場就是中國。
出口導向的國家遇到全球蕭條，所以導致他自己也要面對問題了。經濟當然就陷入衰退，之後年輕一輩的軍政屆新星就更加不耐煩，更覺得要為國家找到一個出路，用外來的刺激重振大家信心，而發動戰爭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戰爭期間，軍工業就要發達，還要聘用大量士兵。
而老百姓這種要挺而走險的意願也很強烈，因為經濟不好，沒事做，越覺得生活沒什麼希望，那種情況下是戰爭的溫床，我們看在中國戰場上臭名昭著的關東軍，其實就來自關東地區，而且不是富裕地區，主要是一些中下階層。他們覺得反正在家種田或到大城市做工也不會出人頭地，那時的日本社會高度不平等，有很多的財閥，財閥的孩子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是，打仗不一樣，如果去打仗，就算死在戰場上，按照當時日本人的國家信仰，也會被奉祭在靖國神社。生前他是富二代，你是農村子弟，但在死後，就被一起奉祭，很平等，對很多鄉下很有吸引力，所以，當時的日本具備了使它倒向毀滅的種子。
怎麼判斷國際局勢，怎麼判斷自己所處的位置，這裡面的差別非常大。
所以，戴蒙德教授這部書叫《劇變》，就是我們今天就面對了一場全球危機，一個個國家應何去何從，一定要非常清醒、謹慎、明智，要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狀態，千萬不能陷入一種很隨意的情緒當中，而應該有一個更集體的謹慎狀態。
*本文根據混沌大學研習社課程內容整理而成，僅為完整課程內容1/10。轉載請聯繫授權。撰稿：南木，版式：lil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