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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7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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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課程設置的緣故，這周我將迎來一週的“緊張周”（intense week）。整個一週兩門課程的網課（webinar）從早上8:30延續到晚上9:00，所以這一週，目測我很難有更多的時間用來寫作，所以我想，每天抽出一小段時間，選擇一個相對更為狹窄的話題，簡單敘述一下。
今天，簡單介紹一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網課是如何開展的。
課程的設計形式
我的課程名叫供應鏈管理，隸屬於經管學院與商學院（兩個學院既交聯又獨立，一些歷史原因比較複雜），與同學院的管理類課程一樣，（疫情前）通常每兩個月有一週intense week用來集中授課。這樣設計的緣由，主要是考慮到參與課程的學生大部分是在職的經理級以上的職員，因此“緊張周”可以在集中的時間內將所有涉及的理論知識保持連貫的傳輸給各個學生，也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工作與學習的時間。課程之後會給每個學生兩個月的時間，閱讀所有推薦的文獻，整理材料，然後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和背景，完成三個階梯性的作業任務。作業的形式，其實更像開放式的項目分析和規劃，主要考量的是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之前完成了的幾個作業，大多數是需要在現有工作背景的基礎上，做一些整合和創新的方案，旨在幫助每一個職場人士對於自己的事業或職業發展，提供理論工具和實踐參考。
課程形式與常規的講座（lecture）和輔導（tutorial）略有不同，採用的是研討會（seminar）的形式，這是一種結合講座、輔導課以及研討的類似於會議報告的形式，當然，傳遞的內容還是基於課程要求設計，只不過是個更為靈活的方式。
當然，這種時間上的安排，對於國際學生而言並不友好，主要是因為學生簽證對於工作時間有嚴格限制的緣故，想要在這邊當地的公司工作，並找到與國內對等的職位，因為時間太短，基本上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有時候開玩笑，說學校是國際性的高校，專業課程卻是為本地人量身定製的。當然了，如果你是一個英語能力很強的人，或者來自英語母語或官方語的國家，這樣的課程設計可以允許在上課時間之外再回國繼續工作。不過，我的同學裡，普遍沒有人這樣做。
網課的形式
首先是工具，國內有很多備選，譬如釘釘、企業微信以及飛書，各有各的優勢。國外，可以說基本上是被zoom一家壟斷了，與釘釘等相同的是，它的基本功能也都是免費的，不同的是，它的功能較為單一，只提供網絡視頻會議的服務。
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zoom可以為用戶提供自定義的背景，從而保護用戶的家庭環境隱私，這是一個挺讚的功能。我也是近來才知道，zoom的創始人袁徵是一名美籍華裔（雖然和我也沒什麼關係，但還是有一種莫名的奇怪的民族自豪感）。
我們的網課，基本上沿用了線下課程的形式，以PPT、案例分析、客座演講以及經驗交流的方式展開，當然，因為屏幕的阻擋，交流的效率並不及線下的高，這也是一個既定的現實。除此之外，因為線下課程在課間休息的空檔提供兩餐和茶點，一天相當於為大家提供了三個小時的“經驗交流”時間，對於異國學生而言，這是一個瞭解社會文化的極有趣的過程；「網課時代」下，一需要自己在既有限的時間裡做飯就餐，二屏幕一黑也沒有什麼天然的機會互相交流。
其他非管理類學科的學生，有很多（尤其是中國學生）不情願以高價的形式來聽取網課的內容，遂選擇休學一年，回國蟄伏。但我們和企業管理兩個專業的課程，在明年有比較大的變革，所以官方建議我們能在今年畢業的，儘量選擇在本學年內完成學業；同時考慮到，時間成本其實遠大於金錢成本，我也必須在今年內完成所有的課程內容。
一些教育差異
西方的高等教育環境（以墨大為例）內，「客氣」其實是比較主流的色彩。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首先大家的距離感控制得非常好，既可以談笑風生，也儘量避免不合時宜的侵入感。同樣地，言語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通常以肯定、讚賞與鼓勵的口吻及方式進行。比如，當你覺得某一門課好“水”的時候（“水”的課真的哪兒都有），沒有人會直接評論、質疑與批判，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優點和積極的、正面的地方，而不是缺點和負面的方向。當然，據說主流的社會文化，也是類似這樣的一種色彩。這與東方的精英式教育理念，可以說截然不同。
另一個差異，同樣源自於這樣的文化背景，在西方的課堂上，非常鼓勵學生在老師講述的過程中打斷、提問和分享，這至少在我前二十多年的教育經歷裡，甚至是後來的工作過程中，都是不太能想象的事情。所以，即便我已經結束了一半的課程，我依然並不習慣於當堂打斷提問，這是我自認為自己需要補足但一直很難改進的地方。我想，職業背景對於這樣的習慣影響是頗為嚴峻的。
我之前有談到過，西方高校裡的老師（以商科為例，其他學科或許存在差異），很少有完全的專職教師。我本科是學生物的，可能是因為中國生物產業仍在起步階段，學術研究的環境相對比較單一，基本是以各種研究所與高校為主。但是，目前我上過的九門課裡，除了兩位資深的教授外，其他的授課人，多數是雙重或者多重身份。有的人，授課教師（lecturer)是他們的第一身份，他們主要的社會角色還是在高校內；有的人，則是第二甚至第三身份，大概是因為專業研究的共同性以及市場化需求，通常他們的主業主要集中在諮詢領域。而且高校學術文化比較開放，不同高校之間的老師可以互為客座講授，也因此他們發表的文章裡，經常出現不同機構背景下聯合署名的情況。
同樣有意思的是，有很多在單一領域或者企業內經驗豐富的人（specialist或者professional），有相當多的人，會選擇進入諮詢行業，為企業提供產業、技術、策略等服務。而讀博（Phd）也成為很多人轉型的一個重要選擇，這是對於學術、教育、社會資源的三重考量。這與大多數中國學生讀博的出發點以及路徑選擇都不太相同。
同樣的網課，中國學生因為「學費」而選擇離開，而西方學生（同樣的國際生）則選擇繼續接受教育。以上的很多點，都折射出了東西方學生對待選擇的不同立場。東方學生的選擇，多在乎外在因素，比如“學費與課程形式或質量不成正比”、“連讀到博士是學術的優先選擇”；而西方學生在教育選擇時，多挖掘的是內在考量，比如對於老師與自我兩個角色在學習中的主次關係的認定、比如依賴於自身發展需求來做教育選擇等等。
差異的形成，依存於長久以來的社會文化和習慣認知，本就無所謂好壞。實際上，我對一些觀念是持保留意見的，比如說對於課程質量的反饋，明明教得的確不太行，為什麼一定要違心地予以肯定呢？不提供負面的意見，就難以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進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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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澳洲確診情況（截止至2020年4月27日3:00pm ）：
澳大利亞全境新增9例，合計6,720例；維多利亞州新增0例，合計1,349例。
數據源：Department of Heal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