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活人进行试验,石井四郎的731部队给女学生吃烧饼,其险恶用心

苍蝇吃蚊子/文

扭曲的人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是,百余年来,由于日本政府一贯实行侵略扩张政策,蓄意穷兵弄武,因此整个国家逐步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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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膨胀,特别是那些羽翼刚丰的“少壮派”军人,竭力主张取消宪法、议会,压制民主政治。他们完全不顾了明治天皇“严禁军人参与政治”的渝令,逐步插手政党内阁,甚至不择手段地采取暗杀行动,清除异己。一时之间,闹得风声鹤唳,权力人物频频更迭。

在一片军国主义的喧嚣声中,以田中义一等扩张主义势力为核心的少壮派终于控制了大局。至此,日本的政局完全被军人控制。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了“东方会议”,抛出了一份蓄谋已久的《田中奏折》,公然提出“唯欲征服zhi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zhi那”的侵略主张。一个预示着巨大的人类灾难的阴谋就这样出笼了。在这样一个侵略政策的主导下,军界首先行动起来,紧锣密鼓地实施侵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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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为野心家们提供了温床。刚刚踏入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军医石井四郎,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萌发了实施细菌战的野心。

1892年,石井四郎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是当地较富有的一名乡绅,由于世代务农,家里很想出息一个较有前程的孩子继承祖业。在四个儿子中,仅有最小的四郎从小就显现了不凡的聪颖,所以其父不遗余力地供其读书。石井四郎果然不负其父的期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本来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医学工作者,却偏偏走入了罪恶的歧途。从帝国大学毕业以后,他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被接纳进东京陆军军医学校。1924年,他又返回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攻读病理学和细菌学。

1927年他完成了毕业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重新回到东京陆军军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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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的野心开始萌动。此时的他虽然还没有取得理想的军人地位,但他已经开始抱怨:“军医不能晋升大将,这是极不合理的制度。”他似乎看到了他未来辉煌的前程,却又感到这一制度将阻碍他的发展。就在这时,从军部上层刮起的那股扩张主义的旋风,刮去了石井四郎的心病。他似乎觉得未来的战争将给他带来施展抱负的机会,认定只有战争才能给予他这种机会。于是,他开始到处鼓吹:“现代战争,没有科学的武器是不能取胜的,而这样的科学武器的研究,必须本着能显示特别的威力,节约资源又快捷的方法。最能体现这些特点的当然是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当然知道,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1925年6月,国际联盟在38个国家的参加下,在日内瓦制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本出席了会议,也是签字国之一。但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又给了石井四郎晋升的机会,所以,他决心以身试法。

石井四郎四处游说,首先打动了军务署署长永田铁山大佐,永田竭力将石井推荐给陆军参谋本部战略部。至此,石井四郎开始一步步陷入法西斯战争的深渊。

邪恶的旅程

1930年,为了刺探欧洲的细菌武器研究情报,准备细菌战,石井四郎摇身一变,以日本驻外武官的身份前往欧洲考察。

这次欧洲之行,使石井四郎受益匪浅。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他得知欧洲一些国家早在1916年便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究。而且,在调查中他有一个令他都惊异的发现,即所有的研制细菌武器的国家,都放弃了对鼠疫菌的研究。提起鼠疫,几乎人人色变,似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究其原因是来自于14世纪中叶欧洲的那次鼠疫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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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鼠疫横扫了欧洲大陆,如风卷残云,有近两千万人死于这场瘟疫(约占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令人恐怖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数个世纪,但欧洲人每当提及这场灾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在一些国家的细菌武器研究中,谁也不敢跨人这一禁区。而石井四郎知道这一情况后却欣喜若狂,这正是他所要追求的效果:别人做不来的事情,才能成为自己的鸣世之举。因此,他确定,鼠疫菌应是他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踌躇满志的石井四郎很快回到了日本,并将拟定的细菌武器研究的详细计划汇报给陆军参谋本部。

石井四郎的研究计划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陆军省军务署永田铁山是主要的鼓吹者,石井四郎后来也一直将永田奉为恩师。陆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长铃木大佐也竭力为石井四郎造舆论,还有陆军省军医署的梶(wei)塚隆二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助威。梶塚隆二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1939年接任日本关东军医务部部长,晋为中将。在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和指导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和细菌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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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由于得到诸多方面的大力支持,顿时身价倍增,很快被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少佐)。1931年,陆军省从十分紧张的军费中拨出20万日元,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起了细菌研究室。

罪恶的开端

东京细菌研究室的规模虽然并不很大,但却是石井四郎罪恶生涯的开始。此时,他仅有5名助手,但后来都成为他得力的追随者。

东京细菌研究室成立伊始,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一年,陆军参谋本部已开始加紧进行军事动员。石井四郎深感战争形势咄咄逼人,为了加快研究的进程,他从这时起便开始了使用人体做细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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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8日,《赤旗报》曾发表文章揭露这一事实,文章的题目是《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文章揭露石井四郎在细菌试验过程中,将每一过程都做了详细记录,并将这些资料锁在一个绝密的地下室里。据证实,他用于活体试验致死的人员登记表就有200份。

1990年,在原东京细菌研究室旧址上施工时,曾经挖出了28具尸骨。据专为此事件成立的“人骨问题究明会”考证,这些人骨均为满洲人,即中国东北人。经各方面研究分析,这些尸骨都是在当时的细菌试验过程中被无辜杀害者的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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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井四郎使用健康的人体做细菌试验,所以在试验研究中走了捷径,很快掌握了必要的研究数据,也使他更加确立了研究的信心。为此,他非常自得地夸耀说,他将成为“制造军火的楷模”。

为了扩大试验范围,并且形成细菌规模生产条件,他又制订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即将细菌研究中心转移到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理由有三:

一是在满洲建立细菌试验工场,便于得到大量的活体试验材料,能够充分满足试

验的需要;

二是细菌试验有着很大的风险性,一旦发生毒液泄露事故,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嫁给满洲;

三是便于进行细菌战。

1932年,石井四郎在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下,正式将试验工程转移至满洲。

我国东北名城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但在这美丽的城市背后,石井四郎却秘密地进行着一个反人类的罪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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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道外区宣化街的一个街道上,悄然地挂出一块写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招牌。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偶尔多出一块招牌并不惹人眼目。只有那些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它的内里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关东军司令部接受东京的密令,将这支部队作为绝对保密单位予以保护,即使在司令部内部,也仅有包括参谋长在内的少数几个人才知道其中的内幕。

在关东军内部,也称这支部队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的地名,由于大部分队员都来自于这一地区,因而这样称谓。“东乡”是石井的化名。1941年8月,这支部队正式改变番号为“满洲第731部队”(以下均简称“731部队”)。

“防疫给水”不仅仅是731部队掩人耳目的一个招牌,同时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作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战部队,防疫显然是必须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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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给水设备都是石井四郎亲自设计的。最早生产的是一种陶瓷便携式滤水器,里边装有硅藻土,底部设有出水口。使用时,只要将污水装入滤水器,经过硅藻土过滤便可饮用。据说,石井四郎当初设计出这种滤水器后。并没有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石井四郎为了说服军部予以支持生产,亲自拿着滤水器、当着众人的面,将尿便入滤水器里,经过滤后当众饮了下去。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军部的兴趣。此后,又经多次检验,均证明滤水器确实用途广泛,由此军部拨出巨额军费,令其大量生产。生产出的滤水器不仅供731部队使用,也提供给各作战部队使用。

由于滤水器是石井四郎亲自设计并组织生产的,因此命名为“石井式滤水器”。此后,石井四郎又根据需要,设计了多种型号的滤水器材,最大型的是车载式滤水机。至此,石井四郎既完善了进行细菌战的防疫设施,也具备了为野战部队进行特种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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