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葵妮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在沒有特效藥和其他有效防範措施下，很多國家也效法中國，啟動“居家隔離”的方式。封閉隔離打斷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工作節奏。但對於文字工作者來說，本就習慣了離群索居，這次的經歷或許能催生他們的創作激情和靈感。作家除了在社交平臺上記錄、分享他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一些紙媒也力邀知名作家開專欄，用文字記錄這個歷史的特殊時刻。然而，內容若不能引起共鳴，迎來的就是批判與諷刺。總之，這個時代的文字也被迫練就察言觀色的本領。
中槍的日記
法國3月17日起“封城”，最早解禁日期已經推遲到5月11日。摩洛哥裔法國作家蕾拉·斯利瑪尼（Leila Slimani）和其他一些有第二居所的人一樣，選擇離開巴黎，來到鄉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同時受邀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撰寫封城日記專欄（Journal du confinement）。
作家 蕾拉·斯利瑪尼
1981年，蕾拉·斯利馬尼出生在摩洛哥，父親是摩洛哥人，而母親兼有法國阿爾薩斯和北非阿爾及利亞血統。她17歲到法國求學，先在巴黎政治學院讀大學，畢業後嘗試做女演員，隨後又去法國商校求學，攻讀傳媒專業。之後，蕾拉成為了一名職業記者，曾就職於《年輕的非洲》雜誌，專門為北非問題撰稿。她在突尼斯報道“阿拉伯之春”時被捕，隨後離開了媒體工作，專職從事文學創作。
2014年，她出版了關於女性癮者的小說處女作《食人魔花園》，開始在法國文學界暫露頭角。2016年，憑藉第二部作品《溫柔之歌》（創作靈感來自美國保姆殺人案）榮獲法國非常權威的龔古爾文學獎，成為法國文壇的明星人物。
蕾拉·斯利瑪尼《溫柔之歌》獲獎接受採訪
在2018年法語活動月，蕾拉參加了不少讀者見面會，使她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蕾拉·斯利瑪尼與中國讀者交流
2019年，《溫柔之歌》同名電影上映。同時蕾拉·斯利馬尼被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欽點為“全球法語推廣大使”。她可以說是集美貌、才華、機遇於一身的新知女性。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蕾拉·斯利瑪尼
我在一些法語翻譯愛好者的公號上瀏覽了她的封城日記。不得不感嘆，法國的浪漫因子不只是流淌在塞納河邊和香榭里舍的自然風光裡，它早已刻錄在他們的思維和表達方式上。不同於方方的封城日記以“悲情，憐憫，傷痛”的敘述基調，蕾拉更善於從疫情封閉相關的概念單元發散思維，回溯歷史往事，思考善與惡，女性及自由，字裡行間沒有過多情緒渲染，平靜又細膩。相比她出版的兩部驚悚、暗黑的寫作風格，她的日記風格明顯要溫和許多。
蕾拉的第一篇日記《我們像是在睡美人的故事裡》，用木頭人遊戲比喻自上而下的封閉隔離安排， 不避諱自己隔離初期的創作空白感，童趣天真地回應需要安全感的孩子們，捎帶諷刺地強調了這個被動無奈的時期。接下來的日記中，她依次介紹了上世紀20年代西班牙流感肆虐中的菲茨傑拉德、近日疫情下監獄犯人們的常規活動被限制，描繪了值此危難時刻那些可以守衛人類尊嚴底線的善舉，傳統意義上被限制外出和旅行的婦女角色，提到了身體物理接觸和情感傳遞的關聯性。
這一次，蕾拉不再像以往一樣受到讀者擁躉，而是遭到了民眾甚至是同行的強烈反感和嘲諷，連載六篇後就停更了。
讓我感頗感意外，一直以為國外的輿論環境也許寬鬆一些。意見不和吵破嘴皮子，最後還不是各做各的，該幹嘛幹嘛嗎？結果，《世界報》果斷放棄了蕾拉，請了其他更為親民的作家來繼續分享疫情下的故事。看來，特殊時期的大眾情緒是很強勢的，有足夠的彈藥配合輿論這把槍進行密集掃射。
文學創作有階級屬性嗎？
法國大眾和一些作家同行看不慣蕾拉在幽美舒適的鄉居生活中撰寫疫情封鎖下的思考，優越的寫作環境與社會大眾的蝸居封閉形成反差，精緻小雅的寫作視角反應不出大眾的疾苦，於是有了 "精英主義"、“資產階級”的指控。很明顯，大眾的口誅筆伐，其實就在表達一個事實：我們不是一個階級的，你的文字我們同樣也無法欣賞。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兩個文學巨擎的 “互毆”。在20世紀30年代，梁實秋和魯迅兩位先生圍繞著 “階級” 和 “超階級” 進行了長達八年之久的論戰，最終因魯迅的辭世而作罷。
當時，梁實秋深受美國新人文主義和西方主流的資產製度的影響，反對將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反對將文學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忽略其本身的價值。魯迅則是看到當時中國苦難困境和人性的麻木，留學後又棄醫從文，致力通過文學推翻舊制度，他主張階級鬥爭無處不在，文學也必然有階級性。兩人的爭論也集中在下面兩點上。
爭論點之一：作者的階級身份是否決定了文學作品的階級傾向。
梁實秋列舉了托爾斯泰等人，來說明作者階級屬性與作品的階級傾向並不完全一致，後來的一些學者也嘗試從中外作者與作品印證了類似結論。比如，出身官宦的白居易與他的《賣碳翁》，雪萊和他的《麥布女王》，當然也存在魯迅認為的作者作品階級屬性一致的案例。
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發表在新月上
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分別發表在萌芽上
爭論點之二：文學作品的創作是否是針對特定的閱讀人群。
梁實秋主張不用關心具體的受眾，按著作者的本心創作，為全人類最好，並且認為宣傳式的文字不是文學；魯迅則認為文學本身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讀者必然也是特定的。這個爭論依然沒有絕對的答案。當時，就拿中國的四大名著，《紅樓夢》和《水滸傳》閱讀欣賞的受眾明顯不同，而《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的讀者反而沒有被階級屬性所限制。
我想魯梁之爭到如今也沒有結果，因為一個是文學應該有的樣子，一個是文學不得已的樣子吧。
文明進步，文學才能超越
時代發展著，統治與從屬的關係始終存在，貧富差距也沒有消失。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已經顯明瞭他所處的階級地位，他有著這類階級的需求、思維、審美，包括對文學的接納度。現實發生的這一切，尤其是在互聯網信息大爆炸時代，文學創作很難是一件單純的事兒。
上面提到的停更日記的法國蕾拉談文學與孤獨時也感慨：“生活比小說更復雜，一件事不是非黑即白”， 武漢方方的《軟埋》即使獲路遙文學獎，因為刺痛了階級神經，遭到停印和下架。
當我們再次仰望一些偉大的作品，例如《聖經》，就立刻欣喜覺察到文學的魅力在於啟示人性與生命，而非服務於人類階級。
從文學的生存狀態上也可以看出，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帶給人類只是表象的突飛猛進，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時空裡追求眼目、肉體的情慾，驕傲自滿，然而從人性和生命的層面上講，比起文明起初，有多大的改變呢？人心早已滿了強暴，生命依舊是脆弱的，每個人都需要被救贖。
研究文學的屬性，就像科學家研究光一樣，到底是波，還是粒子？無論是波還是粒子，都有它解釋的理由。無論給“光”安排多麼複雜的命名，始終無法定義它的本質，因為它是超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