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坪石未知石牌的“坪石先生”認識國立中山大學的不少，僅因戰爭年代之故，他們沒有到過國立中山大學的校園石牌，僅認識中山大學戰時的校園——坪石。
一、先知坪石方曉石牌
1、讀信想到的
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有一封郭大力先生寫於1941年的信札，與郭大力先生在粵北遇劫有關。從郭大力先生在粵北遇劫後給同事信函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1941年7月9日，郭大力先生寫信給穀神、敘功、壽宜、仲傑、慄源、竺同、士仁先生，感謝穀神、敘功、壽宜等先生打了電話慰問。當時有古道聯繫連縣和樂昌，郭大力是因病僱用了轎伕，其中一人途中說病了，換人而出事的。
郭大力寫到，他抵達星子鎮後生病，但不是很重，7月8日到了坪石住友人處，二、三日後很快就可動身回舍（應該就是東陂鎮）。
7月8日所寫的信函回憶記錄了7月5日遇劫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藍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磯西裝、灰色哩磯西裝、藍色哩磯旗袍、女孩紅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藍斜紋布學生裝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現款百餘元，金戒指二隻，鐵鍋一隻。從行李中的衣服得到一點判斷，當時連縣和坪石都很冷，郭太太比較喜歡藍色，郭大力的衣服顏色是當時學者常見的黑色和灰色，隨行有男女小孩。
7月15日廣東文理學院致函連縣警區第三區，要求促辦郭大力先生報的案。函中寫到郭大力教授7月9日由東陂墟啟程赴坪石，這是學校給警區的函，時間估有誤。
2、關於名、字和號
王亞南別號漁邨，郭大力信中沒有說到他，我推測坪石住友人處就是王亞南處，我推測郭大力的信是從坪石寄連縣東陂。當時在粵北，他們應該有書信和電話來往。
信中“慄源”就是張慄源，他在廣東文理學院任教，《恩格斯傳》在東陂的譯稿就是放在他家。他不幸在連縣病故，是隻知坪石未知石牌中山大學的一位坪石先生。
“敘功”就是盛敘功，40歲，時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兼訓導主任。當時已經出版《西洋地理學史》，解放後是西南大學歷史地理學科創始人。竺同就是陳竺同，47歲，在當時已經有著作《中國上古文學史》等，後著有《中國戲劇史》《中國哲學史》等。
“穀神”者為潘祖貽，留日於日本巖倉鐵道專科畢業，時任廣東文理學院教務長，1943年7月受聘到管埠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任教授，是對中國易經有深入研究的名家。在研究坪石歷史教職員工名冊時，分清名、字和號頗為重要。
3、關於第一次走路到石牌的王亞南先生
郭大力1957年在中央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王亞南也是在1957年在廈門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無論是中山大學還是廣東文理學院均實行聘用制，離開學校更多的是因為林勵儒的離開，王亞南也是自己想換一下環境而離開，陳其人先生為在坪石完成部分學業而回到石牌的學生而離開。紀念文章寫到，王亞南1946年暑假回到中山大學補課，到廣州先住愛群大廈對面的平價小旅館，當問人家中山大學在哪，方知在石牌，他拎著行李從荔灣徒步至石牌，這是在1940年任中山大學教授之後，第一次到了中山大學石牌校園。未到過石牌先知坪石的教授王亞南也是其中一位，後來的學者們是太多的臆想。中大入學的名師介紹就介紹王亞南是翻譯研究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李約瑟的回憶錄寫到王亞南住處有馬克思著作，研究者和黨員是不同身份。
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許多需要研究，包括：
陶大鏞，29歲，曾在《經濟科學》發表文章，《資本論》研究會原副會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
胡耐安，45歲，當時已經有著作和文章，包括：《中國民族誌》、《說傜》、《粵北之山排住民》，臺灣政治大學政教系任教，1977年去世。
劉求南，42歲，1942－1944年政治系主任，後1951－1955年在臺灣臺東大學任校長。
雷榮珂，1939年6月加入法學院聘為教授，曾任政治系主任，回到廣西，曾擔任南寧市副市長。雷先生對歷史作出重大貢獻，他是致公黨黨章的起草人。在小小的武陽司村，就集中了民革、致公黨、民盟眾多的重要創始人，此乃統一戰線的萌芽之地。
陳其人先生畢業於坪石中山大學附中，是與王亞南教授非常親近的學生，1943年入學經濟系，1947年畢業。他曾到臺灣、上海教書，後來考上覆旦大學研究生，在復旦大學渡過50多年。陳其人先生後來到上海成為復旦大學著名學者，是一位值得紀念和尊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生致力於《資本論》研究。他入學於坪石受教於王亞南先生，畢業於石牌學園，在武陽司村虞炳烈老師設計的教學樓聽王亞南先生的課，在石牌的法學院教學樓再次得到王先生的教誨。在學期間，他勤工儉學，與同學在石牌開了一家“中山大學石牌書報供應社”，經濟系的學生理所當然擔任經理。在陳先生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到買的《資本論》是在自家書店，我想就是指在石牌的“書報供應社”。
華南工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室主任馮海燕教授，是當年最完整的在坪石完成學業的學生，1940年12月在坪石入校，成為法學院社會系學生，料必聽過王亞南先生的講座，1944年秋留校但坪石淪陷，回家鄉梅北中學任教一年有餘，1945年12月中山大學復課才回到石牌，第一次見到法學院的教學樓。此後一輩子就在石牌教書。改革開放恢復高考，馮海燕是1978年開始招收的研究生。
二、小村大師
回國後，盧鶴紱最重要的著作是《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前期不少誤讀。在1944年2月發表於重慶中國科學社出版的《科學》27卷2期的原始印件文章結尾寫著“1942年4月識於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小村大作。盧先生的回憶也沒有忘記塘口村，除了稱讚村裡頗有古風外，專門寫了“1942年4月我撰寫了《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這一長篇總結性論文”，還寫著是出版於《科學》27卷2期9至23頁。許多大學都以盧鶴紱為榮而將此文歸於自己的學校，認真些就知道那盞桐油燈是塘口村的油燈，之後盧先生在不同時間地點的油燈下埋頭苦幹物理學。
盧鶴紱回國在坪石任教是張雲校長的功勞，盧先生自己的回憶述及“事實上，先我回國的化學系同學潘友齋已將我的成就介紹給國立中山大學，其校長張雲簽發的教授聘書在我還未完成博士論文時即已寄到，我乃決定回國。”盧鶴紱在自己寫的《往事回憶》，沒有忘記伯樂，而張雲先生已經少有人提起。
圖為《科學》27卷2期第23頁，盧鶴紱在發表文章最後的落款寫著，民國三十一年四月識於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施瑛提供）
近日施瑛老師收集到的胡世華、盧鶴紱的資料，以及中科院席南華教授協助提供到的文獻均證明這一點，他們當時均是從海外到香港乘飛機到南雄機場，兩人攜同夫人一共四人不約而同在香港相逢，同赴坪石這座鄉村大校園。此時胡世華的父親已經去世，維也納學派方興未艾，維也納大學留學成為該學派重要成員的洪謙先生已經回國，他對胡世華的來信裡面所蘊含的學術價值特別是關係到邏輯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塔司基（Alfred Tarski,1901－1983）在1941年4月寫的推薦意見。同為維也納大學、也是明斯特大學的同學王憲鈞先生已經在1938年回國，在明斯特大學學藥學的張其楷於1940年陸續回國參與教育抗戰救亡，胡世華成為這時代精英回國的一員。胡世華的論文“人造的語言”影響作用前不久在本網站做了介紹，他在這裡還培養了梁之舜這一位概率統計學家，沒有想到在新中國成立後與葉述武在北京中科院相遇。
圖為胡世華先生照片，由中科院軟件所協助提供。
王玉章先生為江蘇無錫人，1908年開始私塾讀書生涯，1923年南京高師畢業，1927年已經成為復旦大學南北曲課的教授。宋元戲曲研究的大師王玉章先生，更多的是在昆明認知中山大學，而從昆明來到坪石鐵嶺村任教的，他在1928年在中山大學出版部印製出版了《玉抱肚雜劇》，“演太平天國事”，當時中山大學還在文明路。
圖為王玉章先生的照片，資料為南開大學協助提供。
圖為1942年坪石戰時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職員名冊，左二行為王玉章先生的登記信息，藏於廣東省檔案館。
王玉章先生是1941年10月到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戲曲史，從他自己填寫的登記表顯示，到任時間是1941年1月，估計校方的登記會滯後。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他在昆明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43年6月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1947年8月至1949年在前邊疆學院任文科教授；1950年任教於南京大學附中，1950年至1952年在中央戲劇學院任研究員；1953年到西北藝術學院任教授。南開大學語文系原有教師14人，因部分教師身體條件原因未能開課，故南開大學1953年4月渠函教育部請求向文化部協調點名請調王先生到任教，1953年5月王玉章教授進入南開大學語文系任教。長期以來多誤解是院系調整從中山大學進入南開大學，因為沒有認真研究坪石的校園。他只到了坪石而不是石牌。1941年王先生在坪石就創作了“殲倭三劇”“演抗戰游擊隊事”。
三、坪石先生的夫人
盧先生的回憶對趕車到醫院、夫人吳潤輝生孩子的場景進行了描寫，小船、火車、人力車全用上了，胡世華、夏好仁鼎力相助的行動，回憶描寫令人動顏。吳潤輝女士、夏好仁女士陪伴著先生來到條件落後的村落，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但她們依然毫無怨言支持先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武水河邊與村姑一起洗衣服，住在蚊蟲常擾之村宅。
夏好仁女士從事俄語、英語翻譯和教學工作，在北京主要是在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深得同事尊敬，於1986年退休。
圖為1975年中科院計算所訓練班的合影，中間長者為夏好仁女士。
中科院報道，2011年1月11日，中國僑聯領導專程看望夏好仁女士，感謝她對僑務作出的貢獻，出生於1918年11月的夏女士此時已經是93歲了。
戰時拉家帶口，遷徙日子的艱難，每位坪石先生的背後都有一位同甘共苦的夫人支撐著大大小小家務，而有的夫人自己就是坪石先生，如鄒儀新、王慕理、譚藻芬、路毓華女士等。中新網2000年9月8日報道馬思聰夫人王慕理逝世，報道中寫到，王慕理今年四月在讀到國內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隨筆》一書時感動地說“臺前琴聲，臺後兒女哭聲”，這就是坪石戰時校園的真情流露。
戰時拉家帶口，遷徙日子的艱難，每位坪石先生的背後都有一位同甘共苦的夫人支撐著大大小小家務，而有的夫人自己就是坪石先生，如鄒儀新、王慕理、譚藻芬、路毓華女士等。中新網2000年9月8日報道馬思聰夫人王慕理逝世，報道中寫到，王慕理今年四月在讀到國內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隨筆》一書時感動地說“臺前琴聲，臺後兒女哭聲”，這就是坪石戰時校園的真情流露。
四、坪石先生的老師
盧鶴紱自述中寫到“我被選中去試製一臺儘可能高強度的質譜儀，尼爾及朗包兩青年教授成為我的導師。”尼爾是怎麼樣的一位青年教授？1927年中學畢業的尼爾，夢想是能夠製造一座裝置飛到火星，他16歲被明尼蘇達大學錄取，在明尼蘇達完成全過程的電子工程碩士、博士學位。尼爾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所以對1939年獲得碩士學位、1941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盧鶴紱而言確實是年輕的導師。1936年，尼爾的研究成果獲得獎學金到哈佛大學進行鈾的同位素測量研究，1938年，尼爾回到明尼蘇達大學繼續研究，也靠近年長的父母。明尼蘇達大學是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大學之一，受美國籍意大利裔的“原子能之父”恩裡克·費米（1901－1954）的請求，尼爾的任務就是要製造一臺巨型的質譜儀，盧鶴紱也參與其中。尼爾於1980年退休，在他56年的職業生涯中，僅有5年離開過明尼蘇達大學。
圖為明尼蘇達大學網站名人堂尼爾教授的介紹。
圖為20世紀60年代的尼爾教授。
五、坪石老師的交流和去向
在戰時的粵北，教師的流動是正常的，因為學校不斷地遷徙。黃錫凌教授的歷史資料很少，但慶幸在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名冊中查到，在1943年12月，黃錫凌從嶺大文學院副教授受聘到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任副教授，大村和管埠都響起黃先生教課的聲音，時年37歲。
戰時在粵北還有一批聚集在韶關的名家，可以算編外的坪石先生，如中國雕塑界的先驅梅州人李金髮，在法國巴黎成為與羅丹地位相當的雕塑家讓·樸舍的學生，上世紀20年代短時間進入國立中山大學，1940年也來到粵北，在韶關舉行了許多文化抗日活動。作為最早留法學雕塑的藝術家，也是接受到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影響的詩人，李金髮創作了許多抗戰詩歌。在國家博物館館藏作品中收藏著李金髮“黃少強像”原件。李金髮創作留世不多的作品之一，越秀山的伍廷芳座像，現在依然可以看到。（感謝中科院席南華老師、南開大學許京軍老師的幫助）
圖為李金髮創作留世不多的作品之一，越秀山的伍廷芳座像，匡高峰拍攝。
圖為法國巴黎讓·樸舍的工作室，擺放的作品多為讓·樸舍之作，這是李金髮學藝的地方。
戰時、戰後與1952年的院系調整是劃分坪石先生流向的時間節點。
王玉章先生最後到了南開大學任教至離開人世，在南開大學他又與在坪石共事的李笠教授相遇，李笠教授是1936年到了中山大學任教。在坪石共事時王玉章44歲，李笠48歲。1952年李笠院系調整進入南開大學。
法學院坪石時期的教授在院系調整影響最大。分別在1940年、1937年來到坪石任教的曾昭瓊教授和盧幹東聘為中大教授堅守到坪石，以及1939年譚藻芬開始執教文學院於戰爭狀態下流動的大學、穩定一段時間後於1952進入武漢大學而保證了法律專業日後的強大。盧幹東成為中國重要的比較法學家，著作有《羅馬法綱要》《勞工法論》《政治學史綱》和《國家與法通史綱要》等。1944年在坪石的法學院畢業的潮州人曾昭度，也跟隨老師盧幹東來到武漢大學，日後成為中國環境訴訟的法律權威。
坪石先生盧幹東於1992年逝世，留下遺言“將我的骨灰撒向珠江河畔”，對家鄉的眷念武水記住。
坪石形如花開多枝分佈全國，有的只直接來到坪石受聘、未知石牌校區的模樣，有的回來了又離開，但共同的是戰火中的學術追求不斷、育人不倦。1934年需要有校車進入石牌，今天熱鬧非凡，康樂園在20世紀20－39年代的時候，周邊是農田、菜地，今天處處美食街。不要忘卻烽火下的田野校園，更需要緬懷為今天中國科學和文化進步打下學術基礎，只知坪石才曉石牌的坪石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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