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坪石未知石牌的“坪石先生”認識國立中山大學的不少,僅因戰爭年代之故,他們沒有到過國立中山大學的校園石牌,僅認識中山大學戰時的校園——坪石。
一、先知坪石方曉石牌
1、讀信想到的
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有一封郭大力先生寫於1941年的信札,與郭大力先生在粵北遇劫有關。從郭大力先生在粵北遇劫後給同事信函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1941年7月9日,郭大力先生寫信給穀神、敘功、壽宜、仲傑、慄源、竺同、士仁先生,感謝穀神、敘功、壽宜等先生打了電話慰問。當時有古道聯繫連縣和樂昌,郭大力是因病僱用了轎伕,其中一人途中說病了,換人而出事的。
郭大力寫到,他抵達星子鎮後生病,但不是很重,7月8日到了坪石住友人處,二、三日後很快就可動身回舍(應該就是東陂鎮)。
7月8日所寫的信函回憶記錄了7月5日遇劫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藍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磯西裝、灰色哩磯西裝、藍色哩磯旗袍、女孩紅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藍斜紋布學生裝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現款百餘元,金戒指二隻,鐵鍋一隻。從行李中的衣服得到一點判斷,當時連縣和坪石都很冷,郭太太比較喜歡藍色,郭大力的衣服顏色是當時學者常見的黑色和灰色,隨行有男女小孩。
7月15日廣東文理學院致函連縣警區第三區,要求促辦郭大力先生報的案。函中寫到郭大力教授7月9日由東陂墟啟程赴坪石,這是學校給警區的函,時間估有誤。
2、關於名、字和號
王亞南別號漁邨,郭大力信中沒有說到他,我推測坪石住友人處就是王亞南處,我推測郭大力的信是從坪石寄連縣東陂。當時在粵北,他們應該有書信和電話來往。
信中“慄源”就是張慄源,他在廣東文理學院任教,《恩格斯傳》在東陂的譯稿就是放在他家。他不幸在連縣病故,是隻知坪石未知石牌中山大學的一位坪石先生。
“敘功”就是盛敘功,40歲,時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兼訓導主任。當時已經出版《西洋地理學史》,解放後是西南大學歷史地理學科創始人。竺同就是陳竺同,47歲,在當時已經有著作《中國上古文學史》等,後著有《中國戲劇史》《中國哲學史》等。
“穀神”者為潘祖貽,留日於日本巖倉鐵道專科畢業,時任廣東文理學院教務長,1943年7月受聘到管埠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任教授,是對中國易經有深入研究的名家。在研究坪石歷史教職員工名冊時,分清名、字和號頗為重要。
3、關於第一次走路到石牌的王亞南先生
郭大力1957年在中央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王亞南也是在1957年在廈門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無論是中山大學還是廣東文理學院均實行聘用制,離開學校更多的是因為林勵儒的離開,王亞南也是自己想換一下環境而離開,陳其人先生為在坪石完成部分學業而回到石牌的學生而離開。紀念文章寫到,王亞南1946年暑假回到中山大學補課,到廣州先住愛群大廈對面的平價小旅館,當問人家中山大學在哪,方知在石牌,他拎著行李從荔灣徒步至石牌,這是在1940年任中山大學教授之後,第一次到了中山大學石牌校園。未到過石牌先知坪石的教授王亞南也是其中一位,後來的學者們是太多的臆想。中大入學的名師介紹就介紹王亞南是翻譯研究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李約瑟的回憶錄寫到王亞南住處有馬克思著作,研究者和黨員是不同身份。
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許多需要研究,包括:
陶大鏞,29歲,曾在《經濟科學》發表文章,《資本論》研究會原副會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
胡耐安,45歲,當時已經有著作和文章,包括:《中國民族誌》、《說傜》、《粵北之山排住民》,臺灣政治大學政教系任教,1977年去世。
劉求南,42歲,1942-1944年政治系主任,後1951-1955年在臺灣臺東大學任校長。
雷榮珂,1939年6月加入法學院聘為教授,曾任政治系主任,回到廣西,曾擔任南寧市副市長。雷先生對歷史作出重大貢獻,他是致公黨黨章的起草人。在小小的武陽司村,就集中了民革、致公黨、民盟眾多的重要創始人,此乃統一戰線的萌芽之地。
陳其人先生畢業於坪石中山大學附中,是與王亞南教授非常親近的學生,1943年入學經濟系,1947年畢業。他曾到臺灣、上海教書,後來考上覆旦大學研究生,在復旦大學渡過50多年。陳其人先生後來到上海成為復旦大學著名學者,是一位值得紀念和尊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生致力於《資本論》研究。他入學於坪石受教於王亞南先生,畢業於石牌學園,在武陽司村虞炳烈老師設計的教學樓聽王亞南先生的課,在石牌的法學院教學樓再次得到王先生的教誨。在學期間,他勤工儉學,與同學在石牌開了一家“中山大學石牌書報供應社”,經濟系的學生理所當然擔任經理。在陳先生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到買的《資本論》是在自家書店,我想就是指在石牌的“書報供應社”。
華南工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室主任馮海燕教授,是當年最完整的在坪石完成學業的學生,1940年12月在坪石入校,成為法學院社會系學生,料必聽過王亞南先生的講座,1944年秋留校但坪石淪陷,回家鄉梅北中學任教一年有餘,1945年12月中山大學復課才回到石牌,第一次見到法學院的教學樓。此後一輩子就在石牌教書。改革開放恢復高考,馮海燕是1978年開始招收的研究生。
二、小村大師
回國後,盧鶴紱最重要的著作是《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前期不少誤讀。在1944年2月發表於重慶中國科學社出版的《科學》27卷2期的原始印件文章結尾寫著“1942年4月識於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小村大作。盧先生的回憶也沒有忘記塘口村,除了稱讚村裡頗有古風外,專門寫了“1942年4月我撰寫了《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這一長篇總結性論文”,還寫著是出版於《科學》27卷2期9至23頁。許多大學都以盧鶴紱為榮而將此文歸於自己的學校,認真些就知道那盞桐油燈是塘口村的油燈,之後盧先生在不同時間地點的油燈下埋頭苦幹物理學。
盧鶴紱回國在坪石任教是張雲校長的功勞,盧先生自己的回憶述及“事實上,先我回國的化學系同學潘友齋已將我的成就介紹給國立中山大學,其校長張雲簽發的教授聘書在我還未完成博士論文時即已寄到,我乃決定回國。”盧鶴紱在自己寫的《往事回憶》,沒有忘記伯樂,而張雲先生已經少有人提起。
圖為《科學》27卷2期第23頁,盧鶴紱在發表文章最後的落款寫著,民國三十一年四月識於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施瑛提供)
近日施瑛老師收集到的胡世華、盧鶴紱的資料,以及中科院席南華教授協助提供到的文獻均證明這一點,他們當時均是從海外到香港乘飛機到南雄機場,兩人攜同夫人一共四人不約而同在香港相逢,同赴坪石這座鄉村大校園。此時胡世華的父親已經去世,維也納學派方興未艾,維也納大學留學成為該學派重要成員的洪謙先生已經回國,他對胡世華的來信裡面所蘊含的學術價值特別是關係到邏輯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塔司基(Alfred Tarski,1901-1983)在1941年4月寫的推薦意見。同為維也納大學、也是明斯特大學的同學王憲鈞先生已經在1938年回國,在明斯特大學學藥學的張其楷於1940年陸續回國參與教育抗戰救亡,胡世華成為這時代精英回國的一員。胡世華的論文“人造的語言”影響作用前不久在本網站做了介紹,他在這裡還培養了梁之舜這一位概率統計學家,沒有想到在新中國成立後與葉述武在北京中科院相遇。
王玉章先生為江蘇無錫人,1908年開始私塾讀書生涯,1923年南京高師畢業,1927年已經成為復旦大學南北曲課的教授。宋元戲曲研究的大師王玉章先生,更多的是在昆明認知中山大學,而從昆明來到坪石鐵嶺村任教的,他在1928年在中山大學出版部印製出版了《玉抱肚雜劇》,“演太平天國事”,當時中山大學還在文明路。
王玉章先生是1941年10月到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戲曲史,從他自己填寫的登記表顯示,到任時間是1941年1月,估計校方的登記會滯後。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他在昆明雲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43年6月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1947年8月至1949年在前邊疆學院任文科教授;1950年任教於南京大學附中,1950年至1952年在中央戲劇學院任研究員;1953年到西北藝術學院任教授。南開大學語文系原有教師14人,因部分教師身體條件原因未能開課,故南開大學1953年4月渠函教育部請求向文化部協調點名請調王先生到任教,1953年5月王玉章教授進入南開大學語文系任教。長期以來多誤解是院系調整從中山大學進入南開大學,因為沒有認真研究坪石的校園。他只到了坪石而不是石牌。1941年王先生在坪石就創作了“殲倭三劇”“演抗戰游擊隊事”。
三、坪石先生的夫人
盧先生的回憶對趕車到醫院、夫人吳潤輝生孩子的場景進行了描寫,小船、火車、人力車全用上了,胡世華、夏好仁鼎力相助的行動,回憶描寫令人動顏。吳潤輝女士、夏好仁女士陪伴著先生來到條件落後的村落,落差之大可想而知,但她們依然毫無怨言支持先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武水河邊與村姑一起洗衣服,住在蚊蟲常擾之村宅。
夏好仁女士從事俄語、英語翻譯和教學工作,在北京主要是在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深得同事尊敬,於1986年退休。
中科院報道,2011年1月11日,中國僑聯領導專程看望夏好仁女士,感謝她對僑務作出的貢獻,出生於1918年11月的夏女士此時已經是93歲了。
戰時拉家帶口,遷徙日子的艱難,每位坪石先生的背後都有一位同甘共苦的夫人支撐著大大小小家務,而有的夫人自己就是坪石先生,如鄒儀新、王慕理、譚藻芬、路毓華女士等。中新網2000年9月8日報道馬思聰夫人王慕理逝世,報道中寫到,王慕理今年四月在讀到國內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隨筆》一書時感動地說“臺前琴聲,臺後兒女哭聲”,這就是坪石戰時校園的真情流露。
戰時拉家帶口,遷徙日子的艱難,每位坪石先生的背後都有一位同甘共苦的夫人支撐著大大小小家務,而有的夫人自己就是坪石先生,如鄒儀新、王慕理、譚藻芬、路毓華女士等。中新網2000年9月8日報道馬思聰夫人王慕理逝世,報道中寫到,王慕理今年四月在讀到國內出版的《二十世紀大事隨筆》一書時感動地說“臺前琴聲,臺後兒女哭聲”,這就是坪石戰時校園的真情流露。
四、坪石先生的老師
盧鶴紱自述中寫到“我被選中去試製一臺儘可能高強度的質譜儀,尼爾及朗包兩青年教授成為我的導師。”尼爾是怎麼樣的一位青年教授?1927年中學畢業的尼爾,夢想是能夠製造一座裝置飛到火星,他16歲被明尼蘇達大學錄取,在明尼蘇達完成全過程的電子工程碩士、博士學位。尼爾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所以對1939年獲得碩士學位、1941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盧鶴紱而言確實是年輕的導師。1936年,尼爾的研究成果獲得獎學金到哈佛大學進行鈾的同位素測量研究,1938年,尼爾回到明尼蘇達大學繼續研究,也靠近年長的父母。明尼蘇達大學是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大學之一,受美國籍意大利裔的“原子能之父”恩裡克·費米(1901-1954)的請求,尼爾的任務就是要製造一臺巨型的質譜儀,盧鶴紱也參與其中。尼爾於1980年退休,在他56年的職業生涯中,僅有5年離開過明尼蘇達大學。
五、坪石老師的交流和去向
在戰時的粵北,教師的流動是正常的,因為學校不斷地遷徙。黃錫凌教授的歷史資料很少,但慶幸在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名冊中查到,在1943年12月,黃錫凌從嶺大文學院副教授受聘到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任副教授,大村和管埠都響起黃先生教課的聲音,時年37歲。
戰時在粵北還有一批聚集在韶關的名家,可以算編外的坪石先生,如中國雕塑界的先驅梅州人李金髮,在法國巴黎成為與羅丹地位相當的雕塑家讓·樸舍的學生,上世紀20年代短時間進入國立中山大學,1940年也來到粵北,在韶關舉行了許多文化抗日活動。作為最早留法學雕塑的藝術家,也是接受到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影響的詩人,李金髮創作了許多抗戰詩歌。在國家博物館館藏作品中收藏著李金髮“黃少強像”原件。李金髮創作留世不多的作品之一,越秀山的伍廷芳座像,現在依然可以看到。(感謝中科院席南華老師、南開大學許京軍老師的幫助)
戰時、戰後與1952年的院系調整是劃分坪石先生流向的時間節點。
王玉章先生最後到了南開大學任教至離開人世,在南開大學他又與在坪石共事的李笠教授相遇,李笠教授是1936年到了中山大學任教。在坪石共事時王玉章44歲,李笠48歲。1952年李笠院系調整進入南開大學。
法學院坪石時期的教授在院系調整影響最大。分別在1940年、1937年來到坪石任教的曾昭瓊教授和盧幹東聘為中大教授堅守到坪石,以及1939年譚藻芬開始執教文學院於戰爭狀態下流動的大學、穩定一段時間後於1952進入武漢大學而保證了法律專業日後的強大。盧幹東成為中國重要的比較法學家,著作有《羅馬法綱要》《勞工法論》《政治學史綱》和《國家與法通史綱要》等。1944年在坪石的法學院畢業的潮州人曾昭度,也跟隨老師盧幹東來到武漢大學,日後成為中國環境訴訟的法律權威。
坪石先生盧幹東於1992年逝世,留下遺言“將我的骨灰撒向珠江河畔”,對家鄉的眷念武水記住。
坪石形如花開多枝分佈全國,有的只直接來到坪石受聘、未知石牌校區的模樣,有的回來了又離開,但共同的是戰火中的學術追求不斷、育人不倦。1934年需要有校車進入石牌,今天熱鬧非凡,康樂園在20世紀20-39年代的時候,周邊是農田、菜地,今天處處美食街。不要忘卻烽火下的田野校園,更需要緬懷為今天中國科學和文化進步打下學術基礎,只知坪石才曉石牌的坪石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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