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于我们中华文明，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自从酒作为一种香而醇厚的“神物”问世以来，它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人的酒文化
中国酒文化之所以特殊，其在于，它既是我们的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
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酒的形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它的诞生和演进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酒的作用则更为广泛，它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庄子借渔父之口，提出了“饮酒则欢乐”开始，“饮酒以乐为主”的饮酒观便与道家的自由和逍遥的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儒家的思想理论在酒礼与酒德之中体现，那么道家的思想理论就典型地反映在酒的精神之上。
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纵情诗酒，斥伪存真，回归自我，这里面既包含着他们对自然人性的理想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达到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渴望。因而，道家的自由精神与中国酒的精神文化有着同一性。
中国很早就有“殷尚醴”、“周好酒”之说，中国的文人在饮酒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人在饮酒后，体内会出现某种化学变化，人的思想、言语、行为、感情、心理等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因此，文人们将酒作为一种精神和情绪的载体，可以通过饮用它得到释放。
因为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使得古代文人有着诸多的个体性需求。尤其是面对繁杂与纷扰的生活，他们更需要饮酒，以超越物累，安顿心灵，获得短暂的精神自由与满足。
说起文人喜欢饮酒，我们马上会想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是的，他们都酷爱饮酒。但要说饮酒的洒脱自然，无拘无束的境界，他们与魏晋名士相比，就难免有些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魏晋名士那洒脱不羁的浪漫主义形象，大多数都与酒有关。如有名的竹林七贤，还有“五柳先生”陶渊明、“书圣”王羲之等人。而要说他们喝酒的境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伶和陶渊明二人。
因为，刘、陶二人代表了中国人喝酒的两种不同境界。
刘伶：向酒而生，醉生梦死
竹林七贤，以聚集在竹林之下，纵歌畅饮而出名。而在竹林七贤中，最是嗜酒如命的当属刘伶，他终生以酒为伴，与之不能须臾相离，可谓是醉生梦死，荣辱与共。
刘伶极度推崇老庄之学，曾经任职过建威参军，晋泰始初年参加贤良对策，宣扬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结果可想而知，老子那一套放权的政治理念，怎么可能会受一门心思搞集权的统治者欢迎？汉朝开国那会是因为统治者没办法，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等到了汉武帝时期，一旦觉得独裁的时机成熟，就会抛弃黄老之说去搞专权。
所以，当其他名士皆因成绩优秀而得到官职后，唯独刘伶以“无用”而被罢归。
从此，刘伶便开始闲居在家，整日以饮酒为乐。因为性格沉默寡言，所以刘伶的朋友很少，但是他与阮籍、嵇康等名士却处的很好。
刘伶嗜酒如命可不是吹的，只要有酒在，他甚至不把生死之事看在眼里。为了酒，他随时都可以赴死。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晋书·刘伶传》
又有：
“（刘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
话说有一次刘伶酒瘾发作了，便向妻子讨要酒水。妻子认为饮酒过度不符合养生之道，于是将家中的酒器、酒水一并毁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刘伶戒酒。刘伶骗妻子说自己要戒酒，但在鬼神面前立誓，需要有酒肉等祭品。妻子信了他，怎料刘伶在鬼神面前叨叨一大堆，只是在骗取酒肉而已，完全没有戒酒之心。在成功骗得的酒肉后，刘伶面对鬼神重申了自己以酒为名，妇人之言不可听，便开始大口饮酒大块吃肉，又喝了。
在《世说新语》中又有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刘伶以饮酒为常，纵酒放诞，为人讥讽也不以为意。这些超越常理的行为，是他蔑视礼法，放浪形骸的具体体现。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举止，终生嗜酒的刘伶，就连行文作诗也离不开“酒”。
刘伶现存《酒德颂》与《北芒客舍诗》两部作品，无一例外，都与酒有关。其中以《酒德颂》最出名。
在这篇文章中，刘伶拖大人先生之名歌颂自己的“酒徳”：说大人先生面对“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等礼法之士的非议和抨击，毫不畏惧，反倒加以蔑视，仍旧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任性不羁，不为世俗牵累。
同时又描写了他在酒中所体认到的玄妙境界：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刘伶的这段描述，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庄子在《逍遥游》中的“至人”境界：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六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是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庄子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中，最注重人的心灵问题的一个。他认为，在已经无药可救的乱世，与其“入世”去救世，还不如逃离这个世界，做一个逍遥、自由、独立的隐士。
在古代，文士是传统、正统、主流观念的载体。魏晋时期，眼看着曹氏家族颠覆汉室，司马家族颠覆曹室。正统轮番被颠覆，魏晋名士的心中难免产生信念崩溃后的虚无感。因此，很多人都在积极寻找进入庄子逍遥游境界的方式。
在刘伶那里，酒就是他达到这一境界的具体途径。醉酒后的飘忽自得的状态，使得他似乎进入到了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精神自由的心境。刘伶的《酒德颂》将酒提升到了反传统、反礼法，追求逍遥自在心境的精神层面，使酒蕴含了道家思想的神味理趣。
陶渊明：大隐，要隐于酒
陶渊明喜欢饮酒，可谓是尽人皆知。在其自传散文《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提及了自己的人生三大爱好：读书、写文章和饮酒。在陶渊明流传于世的142篇文学作品中，涉及到酒的有六十多篇，光是《饮酒》诗组，就有二十首。若单看他归隐之后的作品，几乎是篇篇有酒。陶渊明之前也有文人诗中带酒，但毕竟酒对诗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但陶渊明不同，他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可以说，正是从他开始，酒和文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与竹林七贤一样，陶渊明在仕途不顺后，出于对世道的失望而选择隐遁于山林。是啊，司马氏衣冠南渡后，偏安一隅的东晋注定是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朝代。而且王、谢等门阀世家对东晋的政治高度垄断，陶渊明对于远大宏图的向往，始终就不是那么的强烈。
陶渊明29岁出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他便在家闲居了数年，直到36岁才再度出仕，在桓玄幕府任职。
桓玄是东晋名将桓温之子。桓温晚年曾经逼迫朝廷为其加“九锡”，这是曹操、司马昭干过的事情。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桓温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加九锡的愿意。
桓玄继承了父亲的志愿，他先是割据长江中游一带，后来授相国，封楚王，加九锡，最终，于403年称帝。但可悲的是，他的龙榻还没捂热呼，次年就被勤王军所杀。
桓玄死后，陶渊明就投身于刘裕的幕下。他的这次出仕，有养家糊口的原因，也可能是他在刘裕这位拨乱反正的枭雄身上，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然而，刘裕并不是陶渊明想象的刘备那样求才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他自己更不是诸葛孔明那样大势了然、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介文人。
在刘裕的手下，陶渊明并没有担任什么紧要的职位，他又看不惯周围人的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于是，陶渊明从开始的满怀期望，逐渐变得失望和厌倦。所以，他在刘裕手下待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
后来，陶渊明又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但没多久，刘敬就上表卸职。最后，他在叔叔陶夔举荐下，出任了彭泽令。彭泽离陶渊明老家不远，当时县令俸禄是三百亩公田的收成，又有差役代为耕种。因此，他打算就这么优哉游哉地等待“退休”了。
然而，年底，朝廷派督邮下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对官场的人情世故满不在乎，县吏便提醒他说，应该穿戴好官服去拜见。如此违背自己性情的事情，陶渊明岂会去做？陶渊明对着县吏叹气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说完，他就解绶辞职了。
你可能认为陶渊明太敏感了，欲成大事者可受胯下之辱，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其实，这都是人在预设了自己将来的成功，能够洗刷耻辱的基础上的考量。
此时的陶渊明，早就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心灰意冷，认为自己不会再有什么前程。因此，受辱后，他的尊严也不会有新的光荣来补偿，所以他只能小心地维护，不让它受到一丁点的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因此，解绶辞职是他当时维护自尊的唯一选择。
所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固然显出了陶渊明的气节，维护了他的形象，为后世称颂不绝。然而，这气节的背后寓含了几多的无奈，几许的辛酸，不了解陶渊明的人生经历是难以体会的。
辞官后，陶渊明认识到自己不适合为官和不愿为官的心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幻想，决定从此安顿生命和精神于故乡田园。于是，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一文，正式开始了隐遁的田园生活。
文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隐逸之志，虽说里面多是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但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样做可以在精神上给自己预留退路，在遇到挫折后，也也就更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出入自如，去留无意，宠辱不惊。亦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中所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将不愿出仕，说成是自己的平生之志，这既是自我解释，也是自我安慰和激励。
严格来说，此时的陶渊明并未真正的隐居，只是归返于田园。因为从那一时期的陶诗中可以看到，他虽然忙于农事，但我们看不到他的辛劳，只见其“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的从容，“桑麻日以长，我土日已广”的喜悦，还有“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小小担忧。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陶渊明真正下定决心彻底归隐于山林，是从公元417年开始的。
公元417年起，陶渊明眼看着刘裕受封宋公，后来又拜相国，受九锡，直至杀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他明显预感到曹氏家族颠覆汉室、司马家族颠覆曹室的悲剧就要重演。于是，他心中对正统的信念逐渐崩溃，内心也随即产生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感。同时，世道的混乱又让他对于自己当年主动辞官归隐，拖累政坛的决定，真正的开始予以肯定。
在一年间，陶渊明连作《饮酒》组诗二十首，篇篇有酒。
看到这，或许你会说，陶渊明也选择借酒避世了，这不跟刘伶一样吗？
且慢，如果你读过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就不会这么说了。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由二十首五言诗组成，虽然以酒为名，但最终意的指向却不在酒，而是以酒寄意，诗酒结合，抒发自己内心所思所感的作品。
《饮酒》组诗中，有歌咏、追慕古代贫士的；有回顾自己出仕经历，反省自身选择的；有托物言志，借他人之典故阐述自己处世态度的；有剖析自己的性格，阐述自己意志的；有抨击世道混乱，为历代读书人鸣不平的；
《饮酒》组诗中，最有名的当属第五首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随意采菊，无心见山，此二句表达出了“云无心以出岫”式的意境。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语言的概念界定是单一的、固定的。因此，如老子所说的，“天地有大道而不言”，语言有时候不能穷尽其意，真意有时候也是可感而不可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纯音乐时，内心会有千变万化，无穷无尽之感受的真正原因，因为，音乐在那一刻已经超越了语言。
这是陶渊明用他一生的体验和感悟写下的景观，其人生的真谛不是区区“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的。人无心见景，心与景却能自然地交融，产生朦胧的意境，真正达到了庄子“心境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酒是陶渊明通往无欲恬淡、自乐于内的境界的重要媒介。在《饮酒》组诗中，陶渊明既以古代隐者贫士自慰自励，更对人的命运本身产生怀疑；既为自己的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的违己而愤懑；既不断地通过它物进行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
焦灼不安的灵魂是不可能被酒精所麻醉的，陶渊明饮酒，更多是为了将生命安顿于深刻的思考之中，而不是寻求刘伶那样的醉生梦死的境界。饮酒后，他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敢于直面这种现实，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命运的注定，也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与乐趣。
陶渊明虽然身归隐于山林，而他的精神却归隐于酒。因此，同样是饮酒，陶渊明却达到了前人不曾到达的境界：表面上饮酒作诗，实际意志却不在酒，而是人之所在。在他的酒杯中，既没有借酒避世，也没有狂狷不羁，有的只是对自己田园生活的呈现。他饮酒没有任何的功利性目的，只是为了寄托情意、娱乐身心，所以他的诗文几乎篇篇涉酒，却内容丰富，给后人以超越世俗名利的审美感受。
结语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个世界永远存在一个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终极命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当人彷徨于自己人生的路口而茫然地不知所措时，当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被判为虚无时，我们难免会面临失去精神家园的危险。
这时候，面对精神世界中巨大的空漠感，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去消解。而酒，自从它出现以来，就是一种消解人们内心虚无之感，通往逍遥状态的天然之物。
不错，饮酒的确能够让人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诸多烦恼，但它终究不是根治现实问题的良药。这道理其实很明了，谁人又不懂呢？
然而，有些人却沉迷于醉酒后飘忽自得、物我两冥的境界，而不能自拔，企图永远活在酒中的世界，醉生梦死。也有人饮酒只为了片刻的精神放松，陶然自得，体验庄子所言的物我两忘之境界后， 他们虽醉犹醒。
这是中国人饮酒的两种不同境界，正如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刘伶，和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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