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之於我們中華文明，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自從酒作為一種香而醇厚的“神物”問世以來，它便成為了一種特殊的文化，逐漸滲透到中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國人的酒文化
中國酒文化之所以特殊，其在於，它既是我們的物質文化，也是精神文化。
作為一種獨特的物質文化，酒的形態是異常豐富多彩的，它的誕生和演進也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而作為一種精神文化，酒的作用則更為廣泛，它與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聯。
從莊子借漁父之口，提出了“飲酒則歡樂”開始，“飲酒以樂為主”的飲酒觀便與道家的自由和逍遙的思想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儒家的思想理論在酒禮與酒德之中體現，那麼道家的思想理論就典型地反映在酒的精神之上。
歷朝歷代的文人雅士縱情詩酒，斥偽存真，迴歸自我，這裡面既包含著他們對自然人性的理想追求，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達到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渴望。因而，道家的自由精神與中國酒的精神文化有著同一性。
中國很早就有“殷尚醴”、“周好酒”之說，中國的文人在飲酒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人在飲酒後，體內會出現某種化學變化，人的思想、言語、行為、感情、心理等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因此，文人們將酒作為一種精神和情緒的載體，可以通過飲用它得到釋放。
因為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使得古代文人有著諸多的個體性需求。尤其是面對繁雜與紛擾的生活，他們更需要飲酒，以超越物累，安頓心靈，獲得短暫的精神自由與滿足。
說起文人喜歡飲酒，我們馬上會想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是的，他們都酷愛飲酒。但要說飲酒的灑脫自然，無拘無束的境界，他們與魏晉名士相比，就難免有些顯得小巫見大巫了。
魏晉名士那灑脫不羈的浪漫主義形象，大多數都與酒有關。如有名的竹林七賢，還有“五柳先生”陶淵明、“書聖”王羲之等人。而要說他們喝酒的境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劉伶和陶淵明二人。
因為，劉、陶二人代表了中國人喝酒的兩種不同境界。
劉伶：向酒而生，醉生夢死
竹林七賢，以聚集在竹林之下，縱歌暢飲而出名。而在竹林七賢中，最是嗜酒如命的當屬劉伶，他終生以酒為伴，與之不能須臾相離，可謂是醉生夢死，榮辱與共。
劉伶極度推崇老莊之學，曾經任職過建威參軍，晉泰始初年參加賢良對策，宣揚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
結果可想而知，老子那一套放權的政治理念，怎麼可能會受一門心思搞集權的統治者歡迎？漢朝開國那會是因為統治者沒辦法，國家需要休養生息。等到了漢武帝時期，一旦覺得獨裁的時機成熟，就會拋棄黃老之說去搞專權。
所以，當其他名士皆因成績優秀而得到官職後，唯獨劉伶以“無用”而被罷歸。
從此，劉伶便開始閒居在家，整日以飲酒為樂。因為性格沉默寡言，所以劉伶的朋友很少，但是他與阮籍、嵇康等名士卻處的很好。
劉伶嗜酒如命可不是吹的，只要有酒在，他甚至不把生死之事看在眼裡。為了酒，他隨時都可以赴死。
“（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晉書·劉伶傳》
又有：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話說有一次劉伶酒癮發作了，便向妻子討要酒水。妻子認為飲酒過度不符合養生之道，於是將家中的酒器、酒水一併毀掉，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勸劉伶戒酒。劉伶騙妻子說自己要戒酒，但在鬼神面前立誓，需要有酒肉等祭品。妻子信了他，怎料劉伶在鬼神面前叨叨一大堆，只是在騙取酒肉而已，完全沒有戒酒之心。在成功騙得的酒肉後，劉伶面對鬼神重申了自己以酒為名，婦人之言不可聽，便開始大口飲酒大塊吃肉，又喝了。
在《世說新語》中又有記載：“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劉伶以飲酒為常，縱酒放誕，為人譏諷也不以為意。這些超越常理的行為，是他蔑視禮法，放浪形骸的具體體現。不僅是個人的行為舉止，終生嗜酒的劉伶，就連行文作詩也離不開“酒”。
劉伶現存《酒德頌》與《北芒客舍詩》兩部作品，無一例外，都與酒有關。其中以《酒德頌》最出名。
在這篇文章中，劉伶拖大人先生之名歌頌自己的“酒徳”：說大人先生面對“貴介公子、縉紳處士”等禮法之士的非議和抨擊，毫不畏懼，反倒加以蔑視，仍舊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任性不羈，不為世俗牽累。
同時又描寫了他在酒中所體認到的玄妙境界：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三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劉伶的這段描述，讓我們不禁聯想到莊子在《逍遙遊》中的“至人”境界：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六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是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莊子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們中，最注重人的心靈問題的一個。他認為，在已經無藥可救的亂世，與其“入世”去救世，還不如逃離這個世界，做一個逍遙、自由、獨立的隱士。
在古代，文士是傳統、正統、主流觀念的載體。魏晉時期，眼看著曹氏家族顛覆漢室，司馬家族顛覆曹室。正統輪番被顛覆，魏晉名士的心中難免產生信念崩潰後的虛無感。因此，很多人都在積極尋找進入莊子逍遙遊境界的方式。
在劉伶那裡，酒就是他達到這一境界的具體途徑。醉酒後的飄忽自得的狀態，使得他似乎進入到了身與物化、物我兩冥的精神自由的心境。劉伶的《酒德頌》將酒提升到了反傳統、反禮法，追求逍遙自在心境的精神層面，使酒蘊含了道家思想的神味理趣。
陶淵明：大隱，要隱於酒
陶淵明喜歡飲酒，可謂是盡人皆知。在其自傳散文《五柳先生傳》中，陶淵明提及了自己的人生三大愛好：讀書、寫文章和飲酒。在陶淵明流傳於世的142篇文學作品中，涉及到酒的有六十多篇，光是《飲酒》詩組，就有二十首。若單看他歸隱之後的作品，幾乎是篇篇有酒。陶淵明之前也有文人詩中帶酒，但畢竟酒對詩的影響只是間接的。但陶淵明不同，他把酒和詩直接聯繫起來。可以說，正是從他開始，酒和文學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與竹林七賢一樣，陶淵明在仕途不順後，出於對世道的失望而選擇隱遁于山林。是啊，司馬氏衣冠南渡後，偏安一隅的東晉註定是一個難以有所作為的朝代。而且王、謝等門閥世家對東晉的政治高度壟斷，陶淵明對於遠大宏圖的嚮往，始終就不是那麼的強烈。
陶淵明29歲出仕：“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後，他便在家閒居了數年，直到36歲才再度出仕，在桓玄幕府任職。
桓玄是東晉名將桓溫之子。桓溫晚年曾經逼迫朝廷為其加“九錫”，這是曹操、司馬昭幹過的事情。但因謝安等人藉故拖延，桓溫直至去世也未能實現加九錫的願意。
桓玄繼承了父親的志願，他先是割據長江中游一帶，後來授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最終，於403年稱帝。但可悲的是，他的龍榻還沒捂熱呼，次年就被勤王軍所殺。
桓玄死後，陶淵明就投身於劉裕的幕下。他的這次出仕，有養家餬口的原因，也可能是他在劉裕這位撥亂反正的梟雄身上，看到了建功立業的機會。
然而，劉裕並不是陶淵明想象的劉備那樣求才若渴、禮賢下士的明主，他自己更不是諸葛孔明那樣大勢瞭然、運籌帷幄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介文人。
在劉裕的手下，陶淵明並沒有擔任什麼緊要的職位，他又看不慣周圍人的結黨營私，為非作歹。於是，陶淵明從開始的滿懷期望，逐漸變得失望和厭倦。所以，他在劉裕手下待了不到半年就離開了。
後來，陶淵明又到了建威將軍劉敬宣帳下任參軍，但沒多久，劉敬就上表卸職。最後，他在叔叔陶夔舉薦下，出任了彭澤令。彭澤離陶淵明老家不遠，當時縣令俸祿是三百畝公田的收成，又有差役代為耕種。因此，他打算就這麼優哉遊哉地等待“退休”了。
然而，年底，朝廷派督郵下來檢查工作。陶淵明對官場的人情世故滿不在乎，縣吏便提醒他說，應該穿戴好官服去拜見。如此違背自己性情的事情，陶淵明豈會去做？陶淵明對著縣吏嘆氣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說完，他就解綬辭職了。
你可能認為陶淵明太敏感了，欲成大事者可受胯下之辱，大丈夫應該能屈能伸。其實，這都是人在預設了自己將來的成功，能夠洗刷恥辱的基礎上的考量。
此時的陶淵明，早就對自己的仕途生涯心灰意冷，認為自己不會再有什麼前程。因此，受辱後，他的尊嚴也不會有新的光榮來補償，所以他只能小心地維護，不讓它受到一丁點的損傷，破壞內心的安寧。因此，解綬辭職是他當時維護自尊的唯一選擇。
所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固然顯出了陶淵明的氣節，維護了他的形象，為後世稱頌不絕。然而，這氣節的背後寓含了幾多的無奈，幾許的辛酸，不瞭解陶淵明的人生經歷是難以體會的。
辭官後，陶淵明認識到自己不適合為官和不願為官的心性，否決了寄於仕途的一切幻想，決定從此安頓生命和精神於故鄉田園。於是，他寫下了《歸去來兮辭》一文，正式開始了隱遁的田園生活。
文人喜歡標榜自己的隱逸之志，雖說裡面多是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但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樣做可以在精神上給自己預留退路，在遇到挫折後，也也就更容易做到心平氣和，出入自如，去留無意，寵辱不驚。亦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所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將不願出仕，說成是自己的平生之志，這既是自我解釋，也是自我安慰和激勵。
嚴格來說，此時的陶淵明並未真正的隱居，只是歸返于田園。因為從那一時期的陶詩中可以看到，他雖然忙於農事，但我們看不到他的辛勞，只見其“時復墟里人，披草共往來”的從容，“桑麻日以長，我土日已廣”的喜悅，還有“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小小擔憂。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幾年，陶淵明真正下定決心徹底歸隱於山林，是從公元417年開始的。
公元417年起，陶淵明眼看著劉裕受封宋公，後來又拜相國，受九錫，直至殺司馬德宗，立司馬德文為帝，他明顯預感到曹氏家族顛覆漢室、司馬家族顛覆曹室的悲劇就要重演。於是，他心中對正統的信念逐漸崩潰，內心也隨即產生對人生意義的虛無感。同時，世道的混亂又讓他對於自己當年主動辭官歸隱，拖累政壇的決定，真正的開始予以肯定。
在一年間，陶淵明連作《飲酒》組詩二十首，篇篇有酒。
看到這，或許你會說，陶淵明也選擇借酒避世了，這不跟劉伶一樣嗎？
且慢，如果你讀過陶淵明的《飲酒》組詩就不會這麼說了。
陶淵明的《飲酒》組詩由二十首五言詩組成，雖然以酒為名，但最終意的指向卻不在酒，而是以酒寄意，詩酒結合，抒發自己內心所思所感的作品。
《飲酒》組詩中，有歌詠、追慕古代貧士的；有回顧自己出仕經歷，反省自身選擇的；有託物言志，借他人之典故闡述自己處世態度的；有剖析自己的性格，闡述自己意志的；有抨擊世道混亂，為歷代讀書人鳴不平的；
《飲酒》組詩中，最有名的當屬第五首了：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既有“非帆動、非風動，是為心動”的禪意，又有不拘形跡、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道心。“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隨意採菊，無心見山，此二句表達出了“雲無心以出岫”式的意境。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人的心靈感受是豐富的，語言的概念界定是單一的、固定的。因此，如老子所說的，“天地有大道而不言”，語言有時候不能窮盡其意，真意有時候也是可感而不可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聽純音樂時，內心會有千變萬化，無窮無盡之感受的真正原因，因為，音樂在那一刻已經超越了語言。
這是陶淵明用他一生的體驗和感悟寫下的景觀，其人生的真諦不是區區“倦鳥知還”、“倦鳥歸林”之類字句，可以表達的。人無心見景，心與景卻能自然地交融，產生朦朧的意境，真正達到了莊子“心境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
酒是陶淵明通往無慾恬淡、自樂於內的境界的重要媒介。在《飲酒》組詩中，陶淵明既以古代隱者貧士自慰自勵，更對人的命運本身產生懷疑；既為自己的違時而無奈，更為世事的違己而憤懣；既不斷地通過它物進行自我排遣，更因為無從排遣而以酒自醉。
焦灼不安的靈魂是不可能被酒精所麻醉的，陶淵明飲酒，更多是為了將生命安頓於深刻的思考之中，而不是尋求劉伶那樣的醉生夢死的境界。飲酒後，他雖醉猶醒，不僅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時、悲守窮廬的現實，也敢於直面這種現實，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義；不僅從自己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命運的註定，也從不幸的命運中發現了人生的真諦與樂趣。
陶淵明雖然身歸隱於山林，而他的精神卻歸隱於酒。因此，同樣是飲酒，陶淵明卻達到了前人不曾到達的境界：表面上飲酒作詩，實際意志卻不在酒，而是人之所在。在他的酒杯中，既沒有借酒避世，也沒有狂狷不羈，有的只是對自己田園生活的呈現。他飲酒沒有任何的功利性目的，只是為了寄託情意、娛樂身心，所以他的詩文幾乎篇篇涉酒，卻內容豐富，給後人以超越世俗名利的審美感受。
結語
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這個世界永遠存在一個我們人人都要面對的終極命題，就是人生的意義。當人彷徨於自己人生的路口而茫然地不知所措時，當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意義被判為虛無時，我們難免會面臨失去精神家園的危險。
這時候，面對精神世界中巨大的空漠感，我們必須找到合適的方式去消解。而酒，自從它出現以來，就是一種消解人們內心虛無之感，通往逍遙狀態的天然之物。
不錯，飲酒的確能夠讓人暫時忘卻生活中的諸多煩惱，但它終究不是根治現實問題的良藥。這道理其實很明瞭，誰人又不懂呢？
然而，有些人卻沉迷於醉酒後飄忽自得、物我兩冥的境界，而不能自拔，企圖永遠活在酒中的世界，醉生夢死。也有人飲酒只為了片刻的精神放鬆，陶然自得，體驗莊子所言的物我兩忘之境界後， 他們雖醉猶醒。
這是中國人飲酒的兩種不同境界，正如我們在歷史中所看到的劉伶，和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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