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鑄（1908年1月－1969年11月），湖南祁陽人。原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
王鶴壽（1909年4月－1999年3月），河北唐縣人。原冶金工業部部長，鞍山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兼鞍山市委書記，中紀委第二書記。
王鶴壽懷抱陶斯亮與陶鑄合影
在父輩中，我最親愛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乾爸爸王鶴壽了。在我的相冊中，有一張在延安時期我與爸爸陶鑄、乾爸爸王鶴壽的合影，大約只有4歲左右的我，坐在乾爸爸的懷裡，卻扭頭望著爸爸。他們兩人都在開懷大笑著，而我則傻乎乎地摸著頭，稚氣的臉上有一些嚴肅，似乎在想：他們為什麼這樣高興呢？這張相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與兩位爸爸之間的關係。我爸和乾爸爸是國民黨時期南京軍人監獄的難友，他們都是獄中最英勇頑強、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囚徒，彼此都很敬佩，結下生死之誼。被黨營救出獄後，先後到了延安，關係自然密切。據說他倆與胡耀邦當時被稱為“桃園三結義”。 別看我那時小，卻特有主意，這個乾爸爸就是我自己認下的。搖籃中的我，對前來看望的父親眾多朋友都無動於衷，唯獨對乾爸，只要他一來我就莫名地高興，要他抱，對他咯咯樂，而他一走就大哭不止，要傷心上好半天吶！這種天然的感情至今也解釋不了，或許歸於“緣分”之說吧。事實證明，我在1歲時給自己找的乾爸爸是多麼英明。在我人生中，特別是童年和少年時代，他給予我的父愛，絲毫也不亞於我的親生父親。我至今存留著在 哈爾濱乾爸家生活的美好記憶，我想我當時一定是個被嬌寵壞了的小女孩，因為等我稍長大後，乾爸最喜歡逗我的一句話是：“亮亮啊，你還記不記得你在哈爾濱的 時候，一次就吃掉半隻雞的事呀？”我當然記得，因為我竟霸道到不許乾爸和乾媽動一筷子。在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我的父母都在前方，幸虧有乾爸的撫育，使我在炮火連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間，安逸地度過了童年。
全國解放後，我隨父母南下。因不適應廣東的語言環境，加之思念乾爸爸，無奈之下，父母將我送到時任冶金部部長的乾爸家。這一住就是4年。乾爸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的衣食住行，對我的寵愛那是出了名的。乾爸家有個小月亮門，每當春天，門上便會垂下一串串的紫藤蘿花，宛若紫煙一般，散發出淡淡的芳香，成為我對福綏境衚衕最清晰的回憶。乾爸爸每天下班 回來，只要一從大門拐到這個小月亮門，就開始大聲叫：“亮亮！亮亮！”我則會歡呼雀躍地跑出去迎接。唉，那是一段多麼美好的時光啊。 那時學生們都是自帶午飯，每天上學時在書包裡塞進一個鋁製的飯盒，到學校放籠屜蒸。由於乾爸每天都要親自檢查我的飯盒，所以廚師總把好吃的東西塞滿我的飯盒。久而久之，同學們就都知道我的飯盒裡有好吃的東西，於是一到開飯時間女同學就會走過來：“亮亮啊，有什麼好吃的呀？”說著說著就分享掉了我的好 飯，我自己則什麼也沒吃到。終於我不幹了，拿回飯盒後兩手護著就是不打開，什麼時候她們吃完了我才開始享用乾爸爸給我準備的美餐。幾十年過去後，每當我和 初中同學憶起此事，都會忍俊不禁。那個時代，吃飯實在是一件頂重要的事情。北京這4年的生活，不僅享盡了乾爸乾媽的寵愛，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乾爸的潛移默化，甚至說是在塑造著我。如他對信仰的忠貞不渝，對黨的事業的熱忱虔誠，對 原則問題絕不妥協的政治操守，固執倔犟又不善掩飾的性格以及看似剛強嚴肅實則體貼細膩重情的特點……這一切對我人生觀的確立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有件至今難忘的小事：我在北京讀高一時，一天在家寫入團申請書，團支書讓我深刻挖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小資產階級”，更 不用說“思想根源”了。乾爸見我抓耳撓腮的樣子，問明原因後，說了句：“胡鬧！你一個小孩子家哪裡談得上什麼小資產階級思想，你無非就是自由散漫點！”我 頓開茅塞，給自己戴了頂“自由散漫”的帽子，果然管用，很快就入了團。甚至，我的很多生活和飲食習慣也都深受乾爸的影響，如不愛吃魚、愛吃硬的醬豬蹄，愛吃蕎麥麵、愛聽侯寶林相聲……唯獨在讀書上，雖然我還算比較愛閱 讀的人，但與乾爸那是沒法比的。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很少有像他這樣終日與書相伴的人，他的身邊永遠有一大摞已經讀過的書和另一大摞準備要讀的書。
上世紀80年代，我曾又一次在乾爸家住過一年。這座位於麻線衚衕的四合院，古樸別緻，因為住了乾爸這位手不釋卷的老翁，因此常給我一種書香繚繞的書院感覺。大概是1981年，乾爸讓我陪他去北京飯店探望一位美籍華人。據我所知，中紀委的工作與外國人素不相干。這是位什麼樣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紀委的領導 同志親自去探望？我很納悶。乾爸告訴我，這位美國女士，一度曾是關嚮應同志的愛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並一起出席過黨的六大。回國後，乾爸和這位女士先後被捕入獄。這位女士很快叛變了革命，釋放後與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國民黨，解放前夕逃到臺灣。1964年夫婦二人遷居美國經商，買 賣興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國觀光，這位女士多次向有關部門請求，想見見當年莫斯科的老同學。組織上安排乾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個人面對有如此複雜歷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這是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會見。房門打開後，我眼前出現的儼然是一位闊太太。雖然已70高齡，依然化著濃妝，上著鮮豔綢衫，下穿綠喇叭褲，尖尖的高跟 鞋、佩帶著項鍊和耳環。老太太首先打聽當年東方大學同學們的下落、境況，乾爸簡短的回答平靜的敘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東大的共產黨人，離開人世的，個個是鬼雄；尚存人間的，亦皆為人傑。老太太面帶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這位共產黨的中紀委副主任陳述了1927年被捕的經過，極力為自己的變節行為開脫；她從側面，卻又不無真 誠地詢問了關嚮應同志死難的經過；她還表示，為了祖國的統一大業，願意為共產黨盡力效勞。最後，她以同情的口吻問：“這幾年來，你受苦了吧？”乾爸始終神 態自若地靠在沙發上，搖著一柄紙摺扇，聽到這話，坦然地一笑：“這是我們黨內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麼！”一句話，說得老太太頓時無言以對。我望著這兩位走過半個世紀再度重逢的老人，心情極不平靜。乾爸爸，舊衣布鞋，滿頭飛雪，神情冷峻，一望便知是歷盡滄桑之人。他解放前曾6次被捕入 獄，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叛徒、走資派等罪名下，被批鬥573場，關押達10年之久，受盡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凌辱。我乾媽1972年飲恨病故，直到老伴臨終前，乾爸才被押到病榻前匆匆見了一面。由於長年獨坐，現在他的背駝了，身體也垮了，哮喘病攪得他日夜不寧。但他對 信仰從未動搖過、意志從未消沉過、自信也從未喪失過。在回來的路上，我有意問乾爸爸：“你看人家雖然叛變了革命，但享盡榮華富貴，到頭來還得以貴賓相待。你呢？你看看你這一輩子，國民黨的6次大獄，共 產黨的10年牛棚，你不後悔嗎？”“後悔什麼！這條路是我自己選擇的，又沒有哪個強迫，為什麼後悔？”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有些人會認為像你們這樣的人很傻。”“我就是願做傻子，甘當革命傻子。”他坦然地說道。聽到這樣的回答，一股敬佩油然而生，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崇高”！
1998年6月21日，母親離我而去，悲痛差點讓我崩潰。1999年3月2日，乾爸又以90高齡仙逝。當我凌晨時分趕到北京醫院時，見到世界上最後 一位最疼我的人靜靜躺在白布單下，我抱著他卻欲哭無淚。有一智者曾囑咐我，親人去世時千萬不可撫屍大哭，要莊嚴肅穆地送親人的靈魂昇天。告別儀式上，親屬隊伍有70多人，黑壓壓的一片。除了老王家的，還有谷牧家的，王蒙家的，陶鑄家的(就是我)，這些不同血脈的老人、年輕人和孩子們，今天都是乾爸的親人，懷著沉痛敬重之情來為他送行。乾爸的夫人王穎阿姨站在首位，之後是乾爸的妹妹林浦，第三位是王昆大姐和周巍峙姐夫，再後就是我了，我後面才是敬敬和微微。這顯然是把我當作家裡的女兒來排列的。不明就裡的人，對我出現在親屬隊列中不免感到奇怪。胡錦濤同志就是，他都一一握手從我面前走過去了，卻又回頭有點詫異地看了我一眼，彷彿在問：你怎麼會在這裡？果然，沒幾天我就接到他親自打來的一個電話，我將與乾爸半個多世紀的父女情講給他聽，還告訴他我要寫一篇紀念乾爸的文章，“你都成了寫紀念文 章的專家了！”胡錦濤笑道。從一個人的葬禮上，最能感受到他在人們心中的真實地位，因為此刻已無須玩虛假，流露出來的應是真性情。乾爸的老朋友高揚文去麻線衚衕弔唁時哭倒在地。他在輓聯上寫下這樣的一行字：老領導老朋友你為什麼不等等我就去了！這樣的句子必是用心蘸著淚水寫就的，讀來讓人感嘆唏噓。在遺體告別會上，我看到很多人悲痛地 落淚，他的老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哭得最為傷心，王穎阿姨則已悲痛得不能自控，需要人攙扶。但最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朱鎔基，這個被稱為“鐵面總理”的剛毅漢子，在乾爸遺體前站立了很久很久，眼眶漸漸紅了，眼中有淚光閃爍……去年元月份我見到朱鎔基時談及此事，他說在東北工業部時，曾是乾爸的部下，“我很敬重鶴壽同志！”當時作為國家總理的朱鎔基，能為半個世紀前的老領導落淚，這說明兩個人都不是一般人。一晃8年過去，我卻始終未能拿出寫乾爸的文章來。今天又到了與乾爸永別的日子，坐下來，靜靜地寫這篇文章，感懷著與乾爸一世的父女情，才發現我對他 的思念非但沒有衰減，反而與日俱增。這是因為像他這麼真誠、純粹、率性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對我而言，乾爸已經升騰為一種精神象徵。在現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 的社會里，父母和乾爸的在天之靈將護佑我不至迷失，得以享受只有堅守信仰才會有的那份充實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