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王若想让国家繁荣昌盛,必定要做到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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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贞观政要·论政体》)《策府元龟》的编纂者也认为:“《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传》曰:‘人道敏政。’况乎宇宙之大,内抚诸侯,外安百蛮。体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礼乐征伐于是乎在。三皇以前,风俗简朴,虽曰无为,无不为也。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朝以听政,昼以访问,暮以修令。”意思是说,帝王作为国家的首脑,要面对内政外交等诸多直接关系到国家盛衰兴亡的重大事情,因此,他必须亲事勤政,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帝王也确实代有其人。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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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是越王允常的儿子。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N年),越王允常死,勾践继承王位,入主大统。当时,与越国毗邻的吴国,是越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由于长期的相互攻伐,双方积怨甚深,都想有朝一日灭掉对方。勾践即位之初,吴王阖阊趁其国本未固之机,兴兵伐越,企图一举消灭这个竞争对手。计划订下之后,吴王阖闾亲率精兵三万,攻打越国。尚未从丧父之痛中解脱出来的勾践,仓促应战,亲率大军前去抵抗。在双方的激战中,勾践派出敢死队,冲人吴军阵地,一举打败吴军,并射伤了吴王阖阊。不久,阖阊就在伤痛和悔恨交加之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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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为吴王。在伍子胥等一班大臣的辅佐下,夫差内修政务,外交诸侯,募兵厉马,时刻准备进攻越国,以报杀父之仇。为了防患于未然,勾践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率先攻打越国。由于夫差早有准备,勾践先发制人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自己也身陷于吴兵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谋臣范蠡的策划下,勾践委曲求全,派大夫文种到吴军阵地求和,答应俯首称臣,并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吴王为妾,越国的奇珍异宝也一并送给吴王。吴王夫差见此情形,答应放他一条生路,但前提是勾践必须到吴国做人质。就这样,身为一国之君的勾践,作为人质来到了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吴王夫差虽然饶他不死,但对杀父之仇却记忆犹新。为了羞辱他,夫差让他为自己养马,并安排他住到阖闾坟墓旁的一间石头垒成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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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杀父的仇人住在父亲的墓地,夫差的这种刻意安排,时常让勾践觉得活着比死还要难受。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夫差每次出门,也总是让他牵马。于是,在吴国都城姑苏的大街小巷,时常出现这样的一幕画面:吴王夫差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凛然不可侵犯;而越国国王勾践却灰头土脸,牵引着吴王乘坐的马匹,活像吴王的仆从。这种游街式的当众羞辱,不要说对于一国之君,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等,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摧残。拉着吴王的马,行尸走肉般地巡行于姑苏的大街小巷,勾践真恨不得路下有一个洞穴,自己一头栽到洞穴里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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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在吴国的这种奇人篱下、备受屈辱的生活,一连持续了三年。三年间,他虽然对吴王夫差恨之入骨,但他从不将自己的愤恨表露出来。从外表上看,他像儿子侍奉父亲那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夫差,不仅百依百顺,而且一切行止比夫差的其他仆人还要驯服、恭顺。每次与夫差说话,他总是称自己为“儿臣”,说到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越国时,他也总是把它称之为“大王的属地”。有一天,夫差问他:“如果寡人放你回去,你将做些什么?”他未经思考便脱口而出:“如果大王放儿臣回去,儿臣一定将大王的那块属地打理得服服帖帖,好让大王高枕无忧,并为大王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闻罢此言,勾践当然龙颜大悦,他认为勾践已真正臣服于自己,绝不会再有二心。于是,便将他放回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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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回到越国后,亡国之痛和石室养马之辱,时时刻刻地刺激着他、折磨着他。痛定思痛之后,他立下誓言:一定要奋发图强,重振雄风,洗刷耻辱。为了使自己时刻牢记亡国之恨,不让舒适的生活消磨自己的意志,勾践就把自己卧室里的锦绣被褥全部撤掉,代之以柴草。晚上,他就睡在柴草之上。他还在房间悬挂一只苦胆,每当坐卧起来,或吃饭之前,他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卧薪尝胆”的典故,就出自勾践的这段生活经历。在他看来,苦胆再苦,也没有国破家亡寄人篱下苦;薪床再不好,也比石室囚居的生活好。平日里,他处理完政事之后,就亲自下地耕作。他还鼓励自己的夫人养蚕和织布,吃饭不食肉,穿衣不要锦缎。他还时常深入民间,礼贤下士,倾听意见,了解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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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得饱受战乱亡国之祸的越国又振兴起来。兵强马壮之后,勾践便把雪耻之事提上日程。吴王夫差十八年(前478年),勾践亲率越国大军,向吴国发起全面的进攻。越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不久,越军攻下姑苏,吴国被灭,夫差自杀而死。像勾践这样发奋自励,锐意进取的帝王,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很多。当然,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与自身境遇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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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靖难之役”而从自己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是明代历史上继朱元璋之后的又一位励精图治的有为帝王。他在当了皇帝之后,事必躬亲,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他认为,自己的皇位来之不易,应该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天,他在右顺门看文武朝臣的奏牍,一不小心,案几上的一个镇纸用的金狮被挪动了一下,差点掉到地上。朱棣马上将这件事与国家的大事联系起来。他说:“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说罢,他看了看朝臣,又指指金狮,继续说:“天下,大事也,岂可置于危处?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过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此皆致危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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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天下这一“大器”,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年之中,他只有在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十天中稍事休息,其他时间几乎没有假日。他把朝臣送上的《大学正心章讲义》仔细诵读,反复领会其中清心寡欲的道理。他认为,做皇帝的人尤其不能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溺而不返,则理必胜欲。只有做到心静而虚,才能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这样自然符合天理。为了做到清心寡欲,朱棣可谓绞尽脑汁。作为皇帝,白日里有许多政事需要处理,无需约束自己,就可以做到心静而虚。但是,退朝之后,回到后宫,则往往容易放松自己。为了在闲暇时也能保持清心寡欲,朱棣便时常默坐冥想,以约束自己的欲心。他还把帝王的欲心与天下的治乱联系起来。他说:“身为人君,如果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一想到这里,他便顿时警觉起来,克己止欲之心就能够占上风。有一次,他派宦官去山西采办天花,但很快便十分后悔,于是立即下令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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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朱棣生活也十分简朴,甚至连上朝时穿的内衣也破旧不堪,衣袖外露,纳补而复出。侍臣们看到他的穿戴,每次都是一片颂德之声,他听了却直摇头说:“朕十日换一件新衣,未尝没有。但念昔日母后躬身补旧衣,先皇见而喜,说母后居富贵,依然克勤克俭,为子孙作出了榜样。故朕严守先皇之训,不敢忘记。”由于朱棣的居安思危和励精图治,使他在位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威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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