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重大的毒品辯護工作中，尤其是販賣的毒品數量大，一審已經判處“死刑”的案件，在二審中想要進行有效辯護，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合法權利，在法律上不僅要有新的證據，新的辯護思路以外，也要考慮站在法律以外的來看整個案件的發展來辯護，可以說這也是新的辯護方向。
之所以法律的適用要有法律的思維，但不要有法律的機械處理，之所以是人文類學科，就是在適用會存在感性的，符合一般大眾的對公平正義的理解。
正文
在《刑事審判參考》第413號指導案例案例中的裁判要旨就強調，家庭成員參與共同犯罪，依法均可判處死刑的，一般不宜對所有參與犯罪的家庭成員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對於一個家庭中有數名成員參與犯罪的死刑適用，已不單純是法律問題，還涉及政策問題。雖然刑法及司法解釋中沒有對數名家庭成員共同犯罪，且罪行均極其嚴重的，對各被告人不宜均判處極刑作出相應的規定，但從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出發，判處死刑不能不考慮我國社會的傳統人情倫理觀念，基於人道主義，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家庭成員共同犯罪的，可以根據各成員的地位、作用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儘量有所區別，一般情況下不宜全部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其實這個案件的量刑就是除了法律，還融入了人情等綜合考慮。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家族式的判處極刑的，一般都會通過這個審判思想來加以調和。在二審的辯護中，如果一個案件出現的“法律”之辯的思路枯竭，不妨加入之前沒有考慮進去的“人情”之辯。
案件簡介
被告人譚金1、譚金2販賣甲基苯丙胺1993.8克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依法應予懲處。被告人譚金1、譚金2均因毒品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刑滿釋放後五年內又再犯販賣毒品罪，且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繫累犯和毒品再犯，應當從重處罰。原判認定，被告人譚金1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被告人譚金1限制減刑；被告人譚金2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被告人譚金2限制減刑。
四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後經法院認定，在譚金1、譚金2的共同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的過程中，譚金1為主與王某某、杜某某聯繫，在談價格、看樣品、交接毒品等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譚金2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根據譚金2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實、情節、地位作用等，量刑時可依法從輕處罰。
最終撤銷四川省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川13刑初35號刑事判決書的第二項、第三項，即被告人譚金2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被告人譚金2限制減刑；
改判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譚金2犯販賣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通過這個案件不僅可以瞭解到毒品再犯對死刑的適用，主從犯的認定，以及《刑事審判參考》第413號指導案例案例中的裁判要旨的司法實踐的思想體現。
該案件中能構成譚金2死刑標準的有，販賣甲基苯丙胺1993.8克（根據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的規定，販賣、運輸、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的，就可以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毒品再犯（根據《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第六項關於累犯、毒品再犯問題的規定，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對於曾因實施嚴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滿釋放後短期內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應當嚴格體現從重處罰。）
從輕量刑的標準有，譚金2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根據譚金2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實、情節、地位作用等，量刑時可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可能還是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因此最終在二審辯護中“保命”。
後記
法律作為一門學科，並不像1+1=2這樣純機械性的邏輯推導。在法律的適用上很多時候還有考慮其他因素以維護法律的動態平衡，公平正義之間的平衡。其本質是雖然有同類案件，但在從輕的情節上還有不同，作案的細節上以及實際情況都有所不同，這就要除了法律還有考慮天理，人情等方面。法律的適用中都會體現這一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因此在辯護中，當法律的辯護已經枯竭時，不妨站在法律以外的高度獲得新的辯護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