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讀清代項家達編的《初唐四傑集》中初唐文學家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以下簡稱《餞崔使君序》）一文時，在旁邊寫了近千字的長篇批語：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壽州，或是江都。時在上元二年，勃年應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閣詩序說，“等終軍之弱冠”。弱冠，據《曲禮》，是二十歲。勃死於去交趾路上的海中，《舊唐書》說年二十八，《新唐書》說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時，或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詩文，都是在北方——絳州、長安、四川之梓州一帶，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數幾首，淮南、南昌、廣州三地而已。廣州較多，亦只數首。交趾一首也無，可見他並未到達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據《唐摭言》、《太平廣記》二書斷定：在南昌作序時年十三歲，或十四歲。據他作過沛王李賢的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驅逐，因為他為諸王鬥雞寫了一篇檄英王雞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這個人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很可以讀。這個人一生倒黴，到處受懲，在虢州幾乎死掉一條命。所以他的為文，光昌流麗之外，還有牢騷滿腹一方。杜甫說：“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是說得對的。為文尚駢，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他是七世紀的人物，千餘年來，多數文人都是擁護初唐四傑的，反對的只有少數。
以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寫了十六卷詩文作品，與王弼的哲學（主觀唯心主義），賈誼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發，賈誼死時三十幾，王弼死時二十四。還有李賀死時二十七，夏完淳死時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王勃（公元649或650—675或676年），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其父王福疇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職。由於王勃才華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贊為“神童”，向朝廷表薦，對策高第，授朝散郎。乾封初年（公元666年）被沛王李賢徵為王府侍讀。兩年後，因戲為《檄英王雞》文，被唐高宗怒逐出府，隨即出遊巴蜀。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補虢州參軍，因擅殺官奴當誅，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貶為交趾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或三年（公元676年），王勃南下探親，渡海溺水，驚悸而死。
王勃的文學主張崇尚實用。當時文壇盛行以上官儀為代表的詩風，“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業”。他創作的“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的詩文，對轉變文氣起了很大作用。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號“初唐四傑”。其詩今存八十多首；賦、序、表、碑、頌等文，今存九十多篇。明人張燮輯有《王子安集》十六卷。
對王勃的生平遭際，毛主席是很熟悉的。他讀過《新唐書》和《舊唐書》中的《王勃傳》。《新唐書·王勃傳》中寫道：“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毛主席在這段記載下用紅鉛筆畫了著重線。
毛主席對《餞崔使君序》的批語，既有考證，又有精闢地評價，還有聯繫現實的借題發揮。就行文來看，無疑是憑記憶興之所至寫的，足見他驚人的記憶力和平時博覽古籍的底蘊。
王勃在《餞崔使君序》開篇即明確交代了寫作時間———“上元二載，高秋八月”，即公元675年秋八月。毛主席估計“勃年應有二十三四了”。也許因為《餞崔使君序》在構思與用詞造句上與《滕王閣序》有相似之處，因此毛主席產生了根據前者寫作時間來推斷王勃在南昌寫作《滕王閣序》時年齡的興趣。
王勃究竟何時在南昌作《滕王閣序》的呢？歷來有兩種說法：一為王勃十四歲去江西看望父親路經南昌時所作，主要根據是序中有“童子何知”一句；二為王勃去交趾看望父親路經南昌所作，主要根據是序中有“等終軍之弱冠”一句。千百年來學者各持己見，兩種觀點不相上下，竟成一樁公案。
毛主席在熟讀《王子安集》的基礎上，對王勃詩文創作地點作進一步的推論：“《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詩文，都是在北方———絳州、長安、四川之梓州一帶，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數幾首，淮南、南昌、廣州三地而已。廣州較多，亦只數首。交趾一首也無，可見他並未到達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餞崔使君序》與《滕王閣序》同屬王勃在南方作的少數篇章，這增加了兩序創作時間前後相隔不會太遠的可能性，毛主席實際上也就支持了王勃作《滕王閣序》的時間為去交趾看望父親途徑南昌之時的說法。
毛主席在批語中對王勃的文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先對王勃政治上兩次受打擊作一般介紹，然後說他“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很可以讀”。
毛主席用“光昌流麗”一詞形容其文采。“光昌”指其詩文有一種高華氣象，“流麗”指其詩文有一種流暢絢麗之美。他還引用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的詩句，來肯定王勃等人致力於改變齊梁以來浮華綺麗的形式主義文風，對唐朝文學發展所起到的承上啟下的推動作用。毛主席特別指出了王勃雖“為文尚駢”，但寫的是“新駢、活駢”，與六朝之“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其差別既在於文風（“光昌流麗”），又在於內容（“反映當時封建盛時的社會動態”）。這個評價，是恰當的。
毛主席更同情王勃的命運遭際，並把它同作者的為文氣質聯繫起來。王勃才華出眾，有建功立業的壯志，但“一生倒黴，到處受懲”，於是，“他的為文，光昌流麗之外，還有牢騷滿腹一方”。這個觀點，確是獨到的知人之談，也與毛主席一貫認為的政治上遭受打擊對一個人成長不無益處的觀點相一致。
毛主席特別喜愛的《滕王閣序》，便集中體現了王勃為文風格，即“光昌流麗”與“牢騷滿腹”的結合。全文用嚴謹的對仗，和諧的聲律，精煉的語言，細緻優美地描繪了湖光山色：“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霧，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這是“光昌流麗”的一面。接下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懷才不遇，遭際危艱的滿腹牢騷，躍然紙上。毛主席讀後，在“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後面畫了圈。他尤其對“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一優美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愛。上世紀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們的一次談話中，一邊背誦這篇詩序中的佳句，一邊評論，談興正濃時，坐到桌前，懸腕揮毫，為他們書寫下這一極富詩情畫意的千古名句。
毛主席還批註過王勃的其他詩文，如千古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毛主席在一本《註釋唐詩三百首》中這首詩的天頭的上面，簡潔有力地批註了一個字“好”。“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聯，意境開闊，氣象高爽，一掃前人痛別傷離的低沉格調，歷來為人們傳誦。毛主席在這一聯下，連劃三個大圈。他曾揮毫書寫過這首詩的全詩，其手跡收在《毛主席手書古詩詞選》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