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頂之子倭裡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裡和卓。雖然卡塔汗和倭裡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輕的兒子布素魯汗。
在19世紀30年代初經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治日益喪失人心。這種情況顯然繼續存在，但是隻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麼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
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於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臺實行，後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著六城地區的軍費，在19世紀30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
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田，並且著手實施各種增加那裡收入的計劃。由於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而輸到新疆的白銀數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1835 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並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來。他們就是到了那裡，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生了幾次事件。1837 年，在喀什噶爾地區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燬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財物。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
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在伊犁，布彥泰將軍委託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
在1845——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開墾了將近約52.5萬畝農田。其中四分之是漢人完成的，其餘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願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由於士兵得隨時被徵召作戰而使軍墾趨於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
在1845年以後，六城地區換防的士兵得到准許作為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裡，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從事農業。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餘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餉項而發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擾，這種情況更由於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從伊犁和塔爾巴哈臺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張格爾的聖戰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引起了物價暴漲。
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餉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80蒲爾，並且在準噶爾地區產生了影響。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當局試圖鑄造一 種新的六城地區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1錢5分，但有“當十”字樣。
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標準伊犁錢，並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1錢2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新貨幣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幣數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餉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幣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幣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1錢2分降到1錢。
到19世紀40年代，新增的鑄幣，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復了元氣。在1845年，兌換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400蒲爾。此後，新疆駐軍的餉項主要的是“出自地方收人中的地方貨幣”。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1.5萬一2萬蒲爾，約900- 1200印度安納)漲到換1000騰格(5萬蒲爾，約3000安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