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解决矛盾最高形式，也是达到利益诉求最有效的手段。古往今来可谓屡试不爽，想要占领别人的领土资源，直接发动战争；想要别人的金银财富，找个理由，发动战争；想要别人的人才技术，可用战争去掠夺；甚至看上别国的美女佳人，也可以挑起战争，巧取豪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道理总是一样的，
战争没有正义与邪恶之说，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战胜方手里。即使双方打得元气大伤，战胜方也可以要求战败方赔偿道歉，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怀疑过。但奇怪的事情总会有，近代中国历经万难，终于驱逐日寇，战后却拒绝了日本的赔偿，令人费解。
据统计，二战后日本总计赔偿他国223亿美元，其中参战国，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等都得到了日本的赔偿，就连一些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也痛打落水狗，以战争损毁其在国外财产为名，也要求日本赔偿，并如愿以偿。由此可见，战后的日本是有能力和渠道，并愿意赔偿的。
放弃日本赔偿，中国不是独一份。英国、苏联、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和印度在二战后也放弃了日本的赔偿。中国当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刚从二战的泥潭爬出来，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又风风火火的进入了内战的深渊。多种因素促使我国暂缓对日赔偿要求。二战时，中国得到了一些美国的援助，应该说在要求日本赔偿与否的问题上或多或少会买美国一个面子。当时，美国在亚洲想要以日本为筹码，牵制苏联和中国，希望日本战后能快速恢复经济，中国也知道美国的态度，深知想要马上得到赔偿不容易。“欲速则不达”，不如先放一放再说，搁置争议、从长计议为好。
中国内战时期，双方自顾不暇，无暇顾及日本赔偿问题，且内战双方都想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全都选择了暂缓对日索赔的要求。有些人说，中国当时应该就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的权力。但从后面种种迹象看来，中国只是有自己的考虑、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加之外部环境的压迫妥协，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详细考量赔偿问题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弃赔偿，打算就那样算了。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很不高兴，在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情况下，一手操办了与日本媾和的旧金山会议，迫使中国丧失了通过合约方式结束与日敌对状态和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可能。早在旧金山会议前一个月，周总理就已经对美国想要与日本媾和的申明发表了意见。周总理说，中国愿意看到日本战后能发展和平经济，并愿意恢复中日正常的贸易关系，以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因战争而受到威胁和损害，其他曾被日本占领的而损失惨重又有建设需求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力。
当时，我们正在抗美援朝，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好，我们对美国损人利己的虚伪行径已经明确的表明立场，但最终还是被老美摆了一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对日方针逐渐转变为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主要目标。此后，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对日采取了一系列宽大、缓和措施，包括帮助在华日侨归国政策、从宽处理战犯政策等，并初步有了正真意义上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打算。
有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灾难，坚持要求日本应该赔偿中国并道歉。大家将这些想法告诉周总理时，周总理当场表明，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活动上，周总理与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谈话中再次提及赔偿一事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周总理后来表示，我们应该向前看，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不要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周总理的话非常实在、非常贴心，令人钦佩。中国深受战争赔偿之苦，《南京条约》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偿11国列强4.5亿两白银，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赔款，促使政府一贫如洗，也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痛苦境地。周总理深知，最终赔款都是人民买单，政府只是“二传手”，人有好坏之分，要区别对待，分清楚，我们不应该与人本人民过不去，向前看对大家都好。
其后，中日邦交逐渐正常化，双方贸易、学术、科技交流频繁，我国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的提高，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期。个中利弊，判若云泥。我们应该铭记历史，更应该向前看！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