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君偉
你覺得自己有個性嗎？
我反思了下自己，我沒多少，因為我生活總如一汪靜水。
所以挺認同今天採訪中這句話的：“現在年輕人其實都挺趨同的。”
趨同什麼？
在我的認知裡，其實就是尼克·霍恩比在《自殺俱樂部》說的：“我們這一代的麻煩就在於，我們都認為自己是他媽的天才。”
這就是我們趨同的東西。
所以要成名立腕。
所以要急切地跟著這個時代的腳步走。
但其實，大可不必。
早就忘了《在路上》的迪安·莫里亞蒂、早就忘了《刀鋒》裡的拉里……
那些不追隨時興、潮流的人，難道只存在於小說裡麼？
不，生活中還有。
今天介紹一套紀錄片，叫做《我行我樂》。
《我行我樂》海報
麥潮影業出品，愛奇藝上線。
這是拍獨立音樂人的，有二手玫瑰樂隊、野孩子樂隊、Funky末吉覺、乃萬NINEONE、柳爽、九寶樂隊、Six City。
不是那種音樂宣傳片或幕後花絮，就是正兒八經的紀錄片。
一集還60分鐘左右的時間呢，不只是拍音樂，更重要的，是拍人。
這些人聽過嗎？小眾？
對啊，因為他們不跟著時興和潮流的事物走。
他們對自己的部分，可能比我們大多數人更篤定。
第一導演採訪了《我行我樂》總導演王大維，我更想知道關注這些獨立音樂人背後的那個人是怎樣的。
導演王大維
他80後，河北人。
拍過廣告，做過創意，平時自給兒沒事還尋摸了一些沒太多人看、也沒太多渠道看的中國獨立紀錄片。
結果，一入紀錄片深似海，從此就在這塊徜徉了。
也是在北京闖蕩一番，人前人後忙活；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各種責任加身；也是人近40的年紀，突然想了點人生問題……他才篤定了一些選擇和方向。
他篤定地去拍這些獨立音樂人，去做他所熱愛的紀錄片拍攝。
說多了，咱來聽聽他的人生體悟和對這些獨立音樂人的真實聲音吧！
01.我快40歲了，想做對人生有點交待的東西
第一導演：為什麼要拍獨立音樂人的紀錄片？
王大維：可能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最開始是做廣告的，主要以創意設計為主，因為我從小學畫畫，所以一直就對畫面比較敏感。
在工作初期，就已經接觸了一些商業題材的短紀錄片，那個時候，除了畫畫、拍商業題材的片子之外，就經常看紀錄片。
但那個時候我看到的紀錄片偏獨立，最早看的是周浩老師的幾部片子，還有後來被稱為中國紀錄片界“三個火槍手”的顧桃、徐童、於廣義的片子。
那時對紀錄片的理解也沒有那麼深，只是覺得我看到的紀錄片是一個非常有勁兒的影像表達方式，和我看的很多節目不一樣。
2017年夏天有一檔選秀節目，當時我還在做廣告，看完之後覺得有一些人一夜之間被捧成了全民偶像，當時對這個現象有點觸動。
這是拍音樂紀錄片的導火索吧。
最開始做廣告的團隊，我，還有幾個同事也很喜歡獨立音樂，後來我就開了個會，談到了拍紀錄片的想法，說這些獨立音樂人堅持了二十多年，可能都沒火，沒有成為一個全民偶像，但其實他們有自己的擁躉，肯定也有很好的故事挖掘。
在我的認識裡，擁躉和粉絲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當時就想拍一個比較有探討性的話題：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偶像。
也沒想給偶像定義，只是希望讓大家對這件事有一個思考。因為紀錄片這個形式，其實就是讓大家看到真實的影像或者事件的同時，有一些思考和探討。
所以當時第一個拍的是耳光。
耳光樂隊在2020石家莊正定星光音樂節
正好趕上他們2017年年底巡演，我們說要不先拍一拍試試。結果跟了幾站之後發現，原來這些人的音樂生活，其實和我們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樣。
後來到老趙家裡，他最開始住通州，後來搬到大興。當時就問他，你現在的生活條件怎麼樣，他說其實還好。因為在獨立樂隊里耳光樂隊一直被稱之為巡演之王，和布衣樂隊他們場次不相上下，每年都有上百場的巡演。
我說為啥從通州搬到了大興，往裡頭挪一挪多好。他當時說一句話特觸動我，人要活在人群裡，他說我可以去三環租房，但可能我寫不出歌。
為什麼人要活在人群裡，他可能覺得現在的鋼筋水泥，人情味會變得少一些，人與人的關係會疏遠一些。
2017年底，耳光樂隊那期製作完成，因為某些原因大家暫時還沒法看到。
2018年年初，我覺得快40歲了，要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一個能夠對人生有點交待的東西 。
恰恰碰到了這樣一群堅持自己理想的獨立音樂人，就毅然決然把我們整個團隊，大概二十來人，全部轉型做紀錄片。這導致了後來大批的人就說不做了，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紀錄片，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為我的理想買單。
第一導演：你是怎麼定下這次拍哪幾個獨立音樂人的？
王大維：我們今年拍了大概11個獨立音樂人，最後定下來可能是七集。
首先憑我心裡來講，這些音樂人和樂隊都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其次，無論是音樂性、個人性格，還是人生態度的表達，比較符合“我行我樂”這四個字。
“我行我樂”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我做我自己的音樂，二是我的選擇、我很快樂。
從紀錄片的角度來講，和我之前做廣告有個特別大的不同，拍廣告更像是一個賺錢的工作，但
做紀錄片，讓我體驗到了不同的人生。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能體驗別人的人生，但在我們長達半年甚至一年的跟隨拍攝過程當中，能讓我感受到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那麼多有意思的人和事，這遠遠超出了我最開始對獨立音樂人這個題材的那個目標和期待。
02.拍二手玫瑰，看一個40多歲的人還能不能分泌出荷爾蒙
第一導演：在最初開拍前，有沒有在內容層面上對他們有一些設想？
王大維：當時只有一個大概的方向，但紀錄片的魅力可能就在於，你會發現和遇到一些和之前設想完全不太一樣的事件。
我們拍二手玫瑰，從去年4月份就開始拍了，到7月份的時候，樑龍說要做一個“萬人之路”演唱會，當時就想把這個事作為一個主線表達二手玫瑰。
做點映的時候，下邊有人提問說，為什麼把樑龍的個性放到最大化？把萬人之路這件事情放到最大化？
我說我沒有想做一個二手玫瑰編年史的片子，因為作為一個樂隊，作為一個獨立音樂人，能堅持二十年，我覺得二手玫瑰不需要向大眾去解釋，他為什麼這樣穿衣服，他為什麼這樣唱歌，他樂隊風格為什麼是這樣的。你能接受就接受，你不能接受就選擇其他樂隊。
如果他因為某些人的喜好，去改變自己的音樂風格和行事方式，我覺得這就不是二手玫瑰了。
二手玫瑰樑龍
所以二手玫瑰那個片子更像一個蝴蝶效應，在最開始的時候樑龍做出了一個服裝變化的決定，影響和確定了他和二手玫瑰樂隊今後二十年的風格。但二十年之後，他還在一直在突破，在以搖滾為軸心的基礎上不斷的去嘗試其他領域，我覺得這可能是二手玫瑰能堅持二十年的一個原因。
所以在片子裡，我更想表達的是，一個40多歲的人還能不能在這個時刻分泌出荷爾蒙，還能不能用音樂對社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我覺得這是獨立音樂人應該永遠堅持和表達的東西。
也有一些人看完二手玫瑰這期片子之後評價說：節奏太快，有些不像紀錄片。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或許就是因為被別人定義的太久了，總是覺得某種藝術形式就應該如何如何。
在二手玫瑰沒出現之前，也沒有人會認為搖滾可以這樣玩，在特斯拉的SUV沒出現之前，也沒有人認為汽車可以是個金屬塊兒。
我沒有任何理由做一個大家或者是你定義過的紀錄片，獨立音樂本身就是一種不被定義的藝術形式，所以你能感受到片中人物的能量和音樂的魅力，就足夠了。
我能通過我們的努力讓獨立音樂人以更多的方式出現在大眾視野裡，多一點人關注他們，這更重要！
03.我用野孩子佺哥二十年前的詩，來回答阿多尼斯的詩
第一導演：龍哥仍在用不同的藝術形式表達，做展、寫歌、拍電影……之前正好就他新電影《大命》做了採訪 獨家| “中國搖滾教母”樑龍：我要當導演，他是表達很充沛的人。看野孩子那集，佺哥說有些話放肚子裡，不願對外說了，無形之間，兩集有了一種對比。
王大維：其實每個獨立音樂人的性格都不一樣。
樑龍想表達的東西，完全是外放的，我想怎麼說，我想怎麼表達，會完全讓你知道，就像他們的音樂。
但野孩子的音樂也一樣，你在現場看和聽，跟在電視上看和聽，其實有差別，他們的現場會給你非常強烈的聽覺和視覺的刺激。
野孩子的音樂，佺哥是靈魂，他們的音樂是需要理解甚至是慢慢品的。
佺哥的人、他的音樂和野孩子樂隊的表達方式，都不是特直接，都是很含蓄的，人的性格，音樂的風格，都是相輔相成的。
野孩子樂隊
第一導演：野孩子這集用詩做了結構，為什麼這樣去處理？
王大維：其實是很幸運的一個事。
我們在大理待了大概四個月，但是大理的生活節奏比較慢，拍攝素材也相對重複性較高。
2019年巡演的時候，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斯去南京做一個分享。阿多尼斯很有名，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前中國出了他的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
那天拍攝時給我的觸動特別大，野孩子的音樂聽那麼多，但我覺得那一場特別野孩子，特別詩意。他們的生活方式、音樂表達方式，以及慢慢悠悠的生活節奏，都很詩意。
所以導致後期，我們把詩作為幾個片段的表達。每一首詩後邊的事件，其實跟詩都是有關係的。
野孩子張佺
片裡用的都是阿多尼斯的詩，片尾部分是張佺自己寫的詩：青春短暫，青春換取了愛情，愛情短暫；黑夜漫長，黑夜孕育了理想，理想漫長；我們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條路已被淹沒，我們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條河早已乾枯。
我把佺哥的詩放在最後，等於是用他自己二十年前寫的詩，來回答前面所有的詩。
第一導演：野孩子這集就有很強的文學性，但每一集都不一樣，你對紀錄片的美學性怎麼把握？
王大維：因為音樂風格不一樣，人的性格也不一樣，每一集會有一些不同的處理方式。
比如二手玫瑰，我們會在鏡頭和意象 表達上進行處理。
二手玫瑰樑龍
野孩子那集通過一些文字處理，文學性的美和音樂性的美結合。
紀錄片和所有的故事片，以及所有的短片、廣告片也還，電影也好，只要是一種影像的表達，我覺得應該有幾個標準。
第一是畫面的美。
時代不一樣了，觀眾也很挑剔，以前因為技術的落後或者經濟條件達不到，用一些簡單的機器紀錄，這個沒有問題，這是那個時代一種無奈的技術處理方式。現在什麼都有了，為什麼不把它拍得美一點呢？
第二是人物的美。
每一集片子，都會有一些點是放大人物的，但這不是虛假，還是真實的。他的行為方式和語言，剪輯出來是有一些能量的，讓大家看完之後感受到這個人值得被追隨。
第三是節奏的美。
每一集的節奏處理都不太一樣，比如二手那期就是突出畫面；野孩子那期用了很多空鏡，呈現一種詩意。不同的節奏處理方式有不同的觀感體驗。
04.拍Funky,最大感受是我60歲還能不能有對自己篤定的那個勁
第一導演：Funky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你們怎麼和他溝通的？
王大維：我對Funky老師很早就感興趣了，尤其是去年拍攝布衣樂隊的時候，巡演走了很多站，我們年輕人有時候都覺得吃不消，一個馬上要60歲的人還能夠堅持大強度的巡演，奔波在路上，當時就準備第二年拍攝Funky老師。
後來就跟三叔（布衣樂隊主唱吳甯越）商量，趕在2019年Funky老師60歲生日這年做一個紀錄片，三叔也很支持，就把這個事情定下來了。
在Funky印象裡，紀錄片就是網上出現那種拍攝一天，做個採訪就完事的短視頻。
但拍攝布衣樂隊的時候，Funky老師比較瞭解我們的拍攝方式，不是走馬觀花式的拍攝，是長時間跟隨式的記錄。
所以他覺得我們拍紀錄片跟其他人不太一樣，也就很欣然的答應了，也就有了我們從中國一直到日本的大量拍攝。
Funky（左）
第一導演：跟拍的過程中，你對他的認識有變化嗎？
王大維：最大的感受就是，我60歲的時候還能不能有這個勁兒，對自己熱愛的東西堅持一輩子。我覺得很難，大部分人其實是做不到的，我努力吧！
這就是我們拍這個紀錄片的意義所在，讓大家看到一個人在60歲的時候，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依然堅持著，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一直享受這份快樂。
他們其實和我們一樣要生存，要柴米油鹽醬醋茶，但在某些方面，他們比我們要更篤定一些，對自己的理想更篤定一些。
Funky（右）
05.無論多牛，無論在外面多風光，也別忘了家在哪
第一導演：我看的三集都拍了家庭，比如龍哥和父母的互動，野孩子武銳跟女兒的互動，Funky不一樣，他是一個流浪的人。你拍家庭生活，是否會有意截取？
王大維：會，所有獨立音樂人面臨的事情和很多人都一樣。
在那個年代，在選擇自己熱愛的音樂作為一種職業道路的時候，大部分的父母是不支持，因為在那個時候的音樂市場還不是很景氣的時候，這的確不是一份很有保障的職業。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樑龍那期，父母從小的支持，尊重樑龍的選擇，也成就了中國搖滾圈有了二手玫瑰樂隊這樣一個獨特的存在。
樑龍與父母
這可能就是在每一集不同的片子中，想給現在年輕的父母些許的借鑑和思考。
我覺得人活這一輩子，可能最大的感情聯繫就是父母。
唯一希望你好的人就是父母，他們最開始可能不支持你這個理想，不支持你這份選擇，但是我覺得他們一定在心裡、在背後默默地支持你，這是一種愛的不同表達方式，這就是父母的偉大之處。所以到任何時候都要孝順父母。
無論你現在有多牛，你的成就有多大，你在外邊多風光，你還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在哪兒，這是很重要的。
可能不是說家的地址在哪兒，是心裡還有沒有這個根，其實有一些這樣的表達。
06.現在年輕人都挺趨同，獨立要先有積澱性的東西存在
第一導演：現在是一個多元化時代，這個紀錄片有沒有一些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
王大維：我個人覺得，不代表其他人看法。其實很多人都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都很有個性，每個人都很獨特。但說實話，我覺得恰恰相反，現在年輕人其實都挺趨同的。
因為媒體環境的變化，你想說什麼話，你想做什麼事，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網紅，看似很主動，其實是被動的。
很多年輕人做的事情，都有網絡教你怎麼說，教你怎麼做，是被一些短期的、沒有生命力的慾望推著走。但那個時代沒有，大家只能看電視或者聽一些CD，所以他們會有很多時間去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新的、具有頑強生命力的藝術形式。
總之，還是希望大家看完這個片子之後，能夠讓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積澱性的東西存在，藝術形式也好，思考也好，都可以。而不是每天譁眾取寵。
乃萬NINEONE
第一導演：獨立音樂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們不隨著時興和潮流走。
王大維：對，這也是做《我行我樂》這個片子跟獨立音樂人比較契合的一個地方。這些人不跟著市場走，不跟著大眾的評價走。
做紀錄片也一樣，如果我們想要做一些更賺錢的事，沒必要選擇這一群人和這種形式。60分鐘的片長，在新媒體層面其實很不討好。
但沒關係，這就像獨立音樂人的篤定和堅持，因為熱愛而選擇，選擇開始也要接受結果。也許你現在看不到，但是過了五年、十年，你能看到在這樣一個時代，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堅持做這樣的音樂，在做這樣的紀錄片，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價值。
07.喜歡是乍見之歡，熱愛是不厭其煩
第一導演：他們從年輕到中年，以前會叛逆，會鋒利，到了現在，其實對人生的理解會有很大的變化，你拍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觸？
王大維：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跟成熟度有關。年輕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憤怒，或者說一些抵抗和批判的話，那個時候可能荷爾蒙比較旺盛，表達上會更兇猛。
但現在，大家都會面臨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不光是家裡的生活，還有樂隊的生存，所以表達上會含蓄一些。但這不是放棄，也不是妥協，而是更懂得平衡。
如何讓自己的音樂作品，既有自己的表達，又能不觸及很多方面，是一種平衡。
龍哥現在的新歌，跟前兩年的敘述方式也不一樣。野孩子不太可能再寫生活在地下，生活境遇不太一樣了，現在寫的歌更是他們在這個年齡的對生活對世界的一種觀點。
沒有一個音樂人不想讓自己的作品讓更多的人聽見看見，平衡自己和整個社會的關係，平衡音樂和市場的關係，每個人其實都想過得更好，獨立音樂人也一樣。
第一導演：一開始抱著給自己一個交待的初衷拍這部片子，拍完之後，覺得自己達成了初衷嗎？
王大維：當然，而且使得我在做這件事情的信心和堅定度更強了。
原來我做這個片子的時候，想到它會涉及到公司的生命力，以及這個片子的生命力，因為這個片子可能賺不到錢，甚至可能有一天夭折了，公司的人吃不上飯，大家都走了。
但拍了這兩年之後，我覺得還是要堅持，認定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又是你自己喜歡的，只要持續不斷地堅持做下去，不說多大回報，至少會得到一些認可，這種認可不見得是金錢上的。
九寶樂隊
不得不說，拍攝獨立音樂的這一些列紀錄片，讓我和我的團隊的每個人都打開了人生的另外一道門，我們看到了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到了理想二字在很多人身上的展現形式，這比金錢更有價值。
因為賺錢有很多方式，如果這個片子還賺不到錢，那我就再去找其他的方式賺錢，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我們的一種平衡。
不是說我非要砸鍋賣鐵，最後吃糠咽菜，讓大家去做這個片子，在北京這樣一個生活壓力這麼大的城市也沒法去生存，我需要讓大家在實現自己理想的同時生活上越來越好，理想也變得越來越美好。
所以找到一種更好、更平衡生存方式很重要，與堅持無關。
就像野孩子的鼓手武銳說的：堅持的話早就不做了，又不賺錢，為啥要堅持呢？
就是因為熱愛！
無論是40歲，還是60歲，當你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還能夠有激情，才是對選擇最好的答覆。
喜歡是乍見之歡，熱愛是不厭其煩。
音樂題材紀錄片我會一直做下去，我和我的團隊，非常熱愛音樂，熱愛紀錄片，熱愛我們所拍攝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