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我犯了錯之後，老人常冷下臉，憤憤地說一句話：
“狠狠地揍你一頓，看你下次還敢不敢？！”
雖然是嘴上這麼說，並未打過來，但卻讓我信以為真，對所犯下的錯誤，也記憶尤深，以至於大了以後，面臨同樣的事情，絕不會再敢輕易去嘗試。
同樣，大了以後，我仍然會聽到一些話：
“那孩子竟敢這樣！真是膽大包天，狠狠地砸他一頓，一次就能給他改過來！”
特別是在一些面臨生命危險，甚至是劫後餘生的事情面前，相信很多人都聽到過，也會這麼去告誡別人。
給他長長記性，讓他知道利害，嚴苛一點，並不是壞事！
相反的，過分的寬容與溺愛，卻總是導致了一些再也無法挽回的後果，甚至是，想去後悔都找不到地方了。
比如，每年汛期到來之際，在河裡“不知不覺”就會淹溺的孩子，讓人痛心疾首。
在大是大非面前，並沒有所謂的“差不多就行”、“好歹沒出大事”、“下次注意啊”、“這可是不幸中的大幸”等等，世上的道路雖然千萬條，雖然條條大道通羅馬，但確實真有你無路可走的時候，確實就有哪條路都永遠也到不了羅馬的時候。
對孩子的教育，對成人的教育；對工作，對愛情，對婚姻，對事業；對家，對單位，對國家，不論是感情還是條令，等等，皆是如此，嚴苛一點，並無大錯，小心駛得萬年船，縱容寬容卻往往是犯下大錯的前因。
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產，曾經對他的繼任者太叔說過：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即：只有那些具有大德大智的人，才可以用寬容的方法來治理人民，因為人們信服於這些大德大智的人的智慧，被他們的智慧所震懾。而次一等的人來統治國家，就只能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
極其猛烈的大火，人們看了就會感到害怕，自然也就不敢上前，因此也就很少有人被燒死。極其平靜的河水，人們卻喜歡接近，上前嬉戲，卻往往因此而被淹死。
所以用寬容的方法治理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那也就只能採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
面對如此告誡，繼任者
太叔卻是聽不進去，“不忍猛而寬”，結果就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但為時已晚。
三國時期，蜀國的諸葛丞相在發佈赦令這件事上很是吝嗇，很少發佈，且發佈的赦令又過於嚴格，很多人就心中不滿，牢騷滿腹，對此，
諸葛孔明解釋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就是說，治理天下應本著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該隨意施捨不當的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對此主張，諸葛孔明的主子劉備就相當給予肯定，說：
“吾周旋於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
即：劉備說，我曾與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二位高人交往過，從與他們的交談中，可以明瞭天下興衰治亂的道理，但他們就從沒有說過大赦罪犯也是治國之道。
當時就有實實在在的事例：
三國時期，統治
荊州的劉表父子，疏於嚴政，年年都有大赦之令，自以為對百姓有好處，對自己的統治有利處，但時間一長，卻永遠地失去了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繼任後，也是無能之輩，不久便也投降了曹操。雖然國主劉備如此，丞相諸葛孔明也是如此，都明瞭事端與其中的利害，蜀國卻在以後的繼任管理者費禕（諸葛亮死後，初為後軍師，再為尚書令，官至大將軍，封成鄉侯。費禕主政時，執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為蜀漢的發展盡心竭力。性格卻謙恭真誠，頗為廉潔，家無餘財。）當政期間，“始事姑息，蜀遂以削”，蜀國因此而衰落，不能不令人遺憾。
孔子曾經說過：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也就是說：政令過於寬容了，百姓就會輕慢無禮，這時就應該用嚴厲的律法來約束他們；而政令過於嚴厲了，百姓又可能凋殘不堪，這時則要用寬鬆的政令來緩和他們的處境。用寬容來約束殘弊，用嚴厲來整頓輕慢，這樣才能做到人事通達，政風和諧。
孔子採用“調和”的辦法去治理國家，實現政事的和諧，但說得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
比如，戰國時期的商鞅對棄灰於道的人也要加以嚴厲刑罰，這樣就未免太過嚴苛；而梁武帝看見執行死刑就會心有不忍，往往流著淚就把罪犯給放掉了，這樣又太過寬容。
“合之，得政之和矣。”
但在真實的歷史上，想要做到“合之，得政之和矣”的人，卻是少之又少，甚至無人可以做到，“寬猛相濟”也不是想想就可以做到的，陰陽調和，也只有天地可為，這是需要大智慧的。
因此，我認為，嚴的好處應該是利大於弊，對世間諸事，嚴利於寬，不知大家有何想法呢？#歷史雜談#
歷史就是我們的過去，我們不要以個人的好惡而妄斷歷史，更不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而歷史的啟示就是你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