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朝花夕拾》看到了最後一篇。
在《範愛農》這篇文章中，魯迅通過追憶自己與範愛農交往的經歷，表現了一個覺醒後卻無路要走的知識分子，痛苦而悲涼的生命歷程，表達了魯迅對這位摯友的深深同情和悼念之情。
為什麼我說範愛農是魯迅的人生知己或摯友呢？
兩人的相識是不愉快的，魯迅甚至給了他像在《二十四孝圖》裡給妨害白話者一樣的詛咒，“從此我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當時他們都在日本留學，1907年7月8日，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因而遭到慘殺的消息，登在了日本東京的《朝日新聞》上。愛國留學生們召開了一次“吊志士、罵滿洲”的同鄉會，會上形成了“發電抗議與不發電”兩派。主張發電的魯迅話音剛落，就聽到一種鈍滯的聲音：“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一種突如其來的反對的聲音，非常掃大家的興。當魯迅知道這個蹲在席子上，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叫範愛農，是徐錫麟的學生後，就更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
兩人的再次相遇，完全是一種邂逅。是在一個熟人的客座上，見面也沒有什麼好印象，只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範愛農的外貌比在日本里更不堪：“頭上有了白髮，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很顯然過得並不體會。接著寫他因沒學費而被迫停止留學，回到故鄉後又備受舊勢力的“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只好躲在鄉下教幾個小學生餬口，並養成了“愛喝酒”的習慣，既無奈又無助，與舊勢力完全無法融為一體。
魯迅當時也很無奈，也愛喝點酒，於是他們之間少了原有的隔膜，便開始一起喝酒，且範愛農每一次進城必邀魯迅喝酒，兩人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什麼是“愚不可及的瘋話”，無非就是我們所說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之類的話。當魯迅知道了當初範愛農為什麼和自己作對後，也就釋懷了，也與範愛農更近了。他們倆人一起“還喝酒”，並不是因為自甘麻醉和消沉，而是排洩心中的不快，仍對革命的未來充滿希望。
“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見過的。”盼望的一天終於來到了，範愛民變換了裝束，露出了久違的笑，那笑是從心底綻放出來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範愛農知道，這一天不只是自己在等待，魯迅同樣在等待，所以他們要同去看一看。
結果雖說不盡如人意，“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但是兩人都有了差使，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英雄有用武之地了，範愛農也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煥發了新生，酒也不喝了，牢騷也沒了。但好景不長，因為社會的“內骨子是依舊的。”政府與學生之間發生許多的不愉快，似乎又回到了從前。
兩人心中都不痛快，季茀寫信催我往南京了，我正猶豫，愛農卻贊成，因為他明白，留在這裡是成不了事的，但他自己也頗淒涼，為自己更為革命、為社會。
我走後，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範愛農也確實是這樣想的，他又開始喝酒，酒後常會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這也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一天天過去了，希望也一天天變成了失望，他也就生無可戀的。也許是正常落水，但正好讓他清醒，也讓他絕望了，在自殺與意味的共同作用下，範愛農淹死了，他死時，還是直立著的。
範愛農是鏡中的魯迅自己，他們是同鄉，又有同樣的日本留學經歷，又一起喝酒，“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一同辦學校，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戰友。聽到範愛農的離世，魯迅的心裡十分悲涼，寫下了這首詩：
風雨飄搖日，餘懷範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
故里寒雲惡，炎天凜夜長。
獨沉清冷水，能否滌愁腸？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酩酊，微醉自沉淪。
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
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既是在告慰自己的摯友，也是在寫給自己，如果沒有季茀等人的幫助，自己是否也會和範愛農走同樣的路呢。同時也表達了對知識分子的同情，對革命不徹底的失望，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深切擔憂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