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朝花夕拾》看到了最后一篇。
在《范爱农》这篇文章中，鲁迅通过追忆自己与范爱农交往的经历，表现了一个觉醒后却无路要走的知识分子，痛苦而悲凉的生命历程，表达了鲁迅对这位挚友的深深同情和悼念之情。
为什么我说范爱农是鲁迅的人生知己或挚友呢？
两人的相识是不愉快的，鲁迅甚至给了他像在《二十四孝图》里给妨害白话者一样的诅咒，“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当时他们都在日本留学，1907年7月8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因而遭到惨杀的消息，登在了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上。爱国留学生们召开了一次“吊志士、骂满洲”的同乡会，会上形成了“发电抗议与不发电”两派。主张发电的鲁迅话音刚落，就听到一种钝滞的声音：“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一种突如其来的反对的声音，非常扫大家的兴。当鲁迅知道这个蹲在席子上，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叫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后，就更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
两人的再次相遇，完全是一种邂逅。是在一个熟人的客座上，见面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只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范爱农的外貌比在日本里更不堪：“头上有了白发，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很显然过得并不体会。接着写他因没学费而被迫停止留学，回到故乡后又备受旧势力的“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只好躲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并养成了“爱喝酒”的习惯，既无奈又无助，与旧势力完全无法融为一体。
鲁迅当时也很无奈，也爱喝点酒，于是他们之间少了原有的隔膜，便开始一起喝酒，且范爱农每一次进城必邀鲁迅喝酒，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什么是“愚不可及的疯话”，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之类的话。当鲁迅知道了当初范爱农为什么和自己作对后，也就释怀了，也与范爱农更近了。他们俩人一起“还喝酒”，并不是因为自甘麻醉和消沉，而是排泄心中的不快，仍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希望。
“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见过的。”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范爱民变换了装束，露出了久违的笑，那笑是从心底绽放出来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范爱农知道，这一天不只是自己在等待，鲁迅同样在等待，所以他们要同去看一看。
结果虽说不尽如人意，“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但是两人都有了差使，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英雄有用武之地了，范爱农也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焕发了新生，酒也不喝了，牢骚也没了。但好景不长，因为社会的“内骨子是依旧的。”政府与学生之间发生许多的不愉快，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两人心中都不痛快，季茀写信催我往南京了，我正犹豫，爱农却赞成，因为他明白，留在这里是成不了事的，但他自己也颇凄凉，为自己更为革命、为社会。
我走后，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范爱农也确实是这样想的，他又开始喝酒，酒后常会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这也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一天天过去了，希望也一天天变成了失望，他也就生无可恋的。也许是正常落水，但正好让他清醒，也让他绝望了，在自杀与意味的共同作用下，范爱农淹死了，他死时，还是直立着的。
范爱农是镜中的鲁迅自己，他们是同乡，又有同样的日本留学经历，又一起喝酒，“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一同办学校，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听到范爱农的离世，鲁迅的心里十分悲凉，写下了这首诗：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既是在告慰自己的挚友，也是在写给自己，如果没有季茀等人的帮助，自己是否也会和范爱农走同样的路呢。同时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对革命不彻底的失望，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担忧和努力。
